是什么力量把有志青年导入“拼爹”轨道

    马啸1981年10月出生，父母均在山西一个地级市政法系统工作，父亲身居高位，也想让马啸走这条路。临近毕业，老马就帮儿子安排好了工作，回到市里法院的执法队或者公安局。但是马啸却迷恋于自己钟情的播音，想独自在北京闯出事业的天下。然而，北漂5年，自感赌输的马啸，重新回到父亲的蔽荫之下，靠“拼爹”做起了待遇令人艳羡、工作却简单乏味的公务员。

    在众多“北漂一族”中，类似马啸这样的人不是少数。我女儿刚入职场时，在一家软件开发企业就职，她的同事就有这样的人：父母在外地小城很有官威，也早就为子女安排了不错的岗位，但是年轻人想走出小城、有到更大天地闯荡的心，是家长想收也收不住的。尽管事业并不顺利，尽管生活并不宽裕，但是这些“特殊北漂”并不担心，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底气——就算在北京没漂出什么事业，可是毕竟老家还“有爹可拼”，大不了再回去，打发那种虽然简单乏味、却也毫无压力的日子。

    官员之子北漂5年打拼受挫，靠拼爹回家当公务员，几乎是一幅活脱脱的中国人文生态图。原报道原汁原味、不动声色地展示出来，让人看不出任何倾向性。但描述越是客观，给人带来的冲击越是强烈。而冲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拼爹”给人带来的公平焦虑；二是编制利益所带来的价值导向，对年轻人魄力、创造力的无形扼杀。“拼爹”已经被人说滥了，笔者不再多说。我只想说说体制利益对整个社会创造力带来的消极影响。

    体制并不是不能存在。但是如果附着在体制之上的利益，与社会平均收益形成的反差过大，并在群体之间形成相对剥夺性时，对于社会稳定来说，就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了。体制利益为什么既遭诟病、却又被世人趋之若鹜？这不能不从体制利益的实现形式来认识。其一，占有体制的人，可以占有体制外群体的劳动剩余价值。想想那些正式工、临时工同工不同酬的巨大差别，谁都对此不难体会；其二，可以通过当前虽然合法却未必合理的手段，将自身的高成本、低效率转嫁于社会。想想几个月前一把火烧出“世袭制”的湖南邵阳自来水公司，700人就够，却养了2000人，谁能否认这种转嫁？

    在“编制价值”胜过“创造价值”残酷环境下，宁要简单劳动的编制，远离创造财富的风险，就必然成为人们最合理的追求。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具有高学历、高素质、高冒险精神的人，本该在利益导向之下，向创造社会财富的一线集中，而现在却为了一个编制，“拼爹”大行其道，大大小小的公考人满为患，内部招聘、“萝卜招聘“层出不穷，实在可悲可叹。

    十八大闭幕，新一轮深化改革的大幕即将拉开。是什么力量把有志青年导入“拼爹”轨道？是否应该列入深化改革的紧迫议题呢？

    北京市丰台区  马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