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施的归宿说到反训

    今年《文史知识》第8期刊登张培锋先生撰写的《屈原·范蠡·伍子胥——〈楚辞·渔父〉别解》一文，指出：“‘渔父哲学’乃中国古代处于儒道之外又介于儒道之间的一种独特的人生智慧，不可轻视者也”，读后颇受启发。文章开头简略地介绍了伍子胥和范蠡的主要事迹，特别讲道：“在辅佐勾践灭吴后，范蠡淸醒地意识到不能久留， 果断地功成身退，据说，他带着西施泛舟‘三江五湖’，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并且说“这些皆属一般历史常识”。其实，所谓“范蠡带着西施泛舟‘三江五湖’”，只是一种错误的传说，不能说它是“一般历史常识”。

    关于西施的归宿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吴亡后西施被投入江中， 祭祀伍子胥，溺死﹔另一种说法是吴亡后西施隨范蠡逃走，泛舟三江五湖。

    《吳越春秋·逸篇》记载：“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鸱夷以终。”浮，即沉，是古代的一种祭礼。《尔雅·释天》：“祭川日浮沉。”晋代郭璞注释：“投祭水中或浮或沉。“鸱夷，即革囊，这里代指伍子胥。《国语·吴语》说：伍子胥“将死，日：‘以悬吾目于东门，以见越之入，吴国之亡也。’王愠日：‘孤不使大夫得有见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鸱夷，而投之于江。”伍子胥被害与西施进谗有关系。所以，越王勾践灭吴后，“浮西施于江”，表面上是要慰藉伍子胥的英灵，骨子里是想借此安抚吴人。让他们把仇恨记在吴王夫差的账上，最大限度地降低他们对越国的反感。虽说《吴越春秋》一书颇近小说家言，但此段记载却有根据。《墨子·亲士》上说：“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墨子是战国初期人，距吴越争霸时代不远，他又是一位可以与孔子相提并论的大学者，说话不会没有根据。所以《吴越春秋》记载“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的说法，当属可信。

    那么，吴亡后西施隨范蠡逃走，泛舟三江五湖的说法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清初著名学者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说：此说最早见于唐代诗人杜牧的《杜秋娘》一诗。诗中说：“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吴亡后，勾践“北渡兵於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反国， 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为书辞勾践曰：‘臣闻主憂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勾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又说：“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宋裴骃“集解”解释范蠡“自谓鸱夷子皮”的原因，说：“蓋以吴王杀子胥而盛以鸱夷，今蠡自以为有罪，故为号也。”大概杜牧读书不求甚解，混淆了子胥鸱夷与范蠡鸱夷，又没弄懂“浮”是古代的一种祭礼，作“沉”解，于是错误理解“浮西施于江，令隨鸱夷以终”为西施隨范蠡逃走，泛舟三江五湖。其实，西施隨范蠡逃走的说法民间早就存在，只是因为杜牧的名气很大，经他把这个说法写入诗篇，遂使人们信以为真，让这种说法得到广泛传播。

    推究杜牧没有读懂史籍，闹笑话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不明反训。反训是语言学中一种特殊的字义训解现象。所谓“反训”，就是义兼正反。如“浮”字，既可解释为“漂”﹔又可以解释为“沉”，这两种解释意义恰好相反。这种含有正反两种意义的字词，叫两端词。它是客观世界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词汇中的反映。黑格尔曾举德语中“扬弃”一词为例，说它既意谓保存、保持﹔又意谓停止、终结，“作为有相反意义的字出现在字典里。”石头本来沉重难移动，可希腊语中“石头”一词，却偏偏是从“多跑”两字衍变来的。英语中“毕业典礼”一词，既有“终结”的含义，又有开始的含义。现代汉语中的“前”字，既可以指“过去”，如“前年”﹔又可以指“未来”，如“前途无量”。由此可见，正反为训的现象，在古今中外的语言中普遍存在。然而，这种现象在古汉语中表现最为突出。据说，有人搜辑的反训字词有五百多个，实际上恐怕不止。这说明，我国古代人民善于辩证思维，富有聪明才智。但是，古人这种辩证思维的结果却往往给我们阅读古籍带来麻烦。由于不明反训，我们也许时常会犯杜牧所犯的那类错误。而现在的字典辞书，包括《辞源》、《辞海》那样大部头的工具书都很少涉及反训问题 。我以为有必要编辑一本专门介绍反训的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