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研究明治维新的典范之作

    英国学者W.G. 比斯利于1972年出版的《明治维新》，可视作西方史学界研究日本明治维新的典范之作。该书出版一年后即获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费正清奖，费正清奖一年只奖励一本被美国历史学会认定为有关1800年以来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历史的最佳历史著作。

    比斯利生于1919年。在伦敦大学学院获得本科学位后，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英国海军服役。期间，他获得了在美国海军语言学校学习日语的机会。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参与了对南太平洋岛屿日本战俘的审讯工作。战争结束后比斯利来到横滨，在横须贺海军基地和位于东京的英国联络团参与了盟军对日的占领工作。因此机缘，比斯利选择了日本研究作为自己终身的学术追求。

    比斯利于1950年以《英帝国与日本之开国，1834-58》（1951年出版）为题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并于1954至1983年间在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担任远东史教授。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比斯利发表了大量有关晚期幕府和明治维新的学术论文，于1955年发表了《日本外交政策文件选编，1853-68》，而他于1963年出版的《日本近代史》更是在西方知识界享有盛誉。因此，当他于1972年出版《明治维新》时，有学者评论道，这是“一个集四分之一世纪多的研究和反思的成果”。比斯利于1967年被任命为英国科学院院士，在1983年退休后仍笔耕不辍，出版了多部著作，《日本帝国主义，1894-1945》（1987）、《现代日本的兴起》（1990）、《日本遭遇野蛮人：在美国和欧洲的日本旅人》（1995）、《日本经验》（1999）和自选集（2001）。比斯利于2006年去世。

    比斯利的《明治维新》是一部史论结合的历史著作。它的导论以简明的方式讨论了到1970年为止的有关如何解释和评价明治维新的性质、地位和历史影响的主要学说以及代表学者和著作。然后，它大体上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依次探讨了维新政治的各个阶段。第1至4章展现了日本政治的中心如何从幕府政权的问题（内忧）转向对外政策的问题（外患），而这依次导致了“改革的大名”（第5章）、“不满的武士”（第6章）、攘夷运动（第7章）、攘夷的失败（第8章）以及恐怖主义的失败（第9章），在这诸多尝试失败后，日本最终选择了维新运动（第10章），其后的四章探讨了明治新政府的主要改革。在结论部分，比斯利总结道，日本明治维新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他认为，贯穿幕府末期到明治初年诸多政治事件始终的“红线”，是从对外来威胁的意识走向国家认同的意识，并以要求国家统一和独立的方式表现出来。伴随这一进程的，是因经济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大量出自中下级武士的“有能之人”（man of talent，“才子”）进入日本的统治阶级。而正是这些“有能之人”选择了“明治维新”，主持了明治初年的改革。所有这一切等于一场革命吗？比斯利明言他不愿意使用革命一词来描述明治维新的性质，因为在明治维新运动中，武士扮演了统治的角色，而在运动结束之后建立的明治政权中，他们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在明治社会中，“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元素，在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旗号下共生共存。鉴于此，比斯利反对把明治维新定性为“资产阶级”、“农民”、“绝对专制主义”或“右翼分子”运动。

    中国是比斯利写作这部著作过程中不时观望的参考系。它的导言也是全书的第一句话是：“在19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着来自西方扩张的威胁和压力。”这些威胁和压力使两国都陷入政治和军事的危局，对两国的传统政治文化都形成了致命的挑战。两国对这些威胁和压力的最初的反应也多有相似之处：“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敌视、文化上盲目自大，不情愿地承认自身在‘财富和力量’的上的劣势。”然而，这些反应在中日两国所引发的后果却大相径庭。在前者那里，对内保守主义联手，对外节节退让，直至王朝覆灭和革命到来；但在后者那里，“以夷制夷”却获得了成功，一系列建立“现代”国家的政策的实施使它最终成为一个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强国。作者写道，“于是，与日趋贫困、内战不已的中国不同，日本走向了帝国与发展工业之路”。紧接着这段话，他斩钉截铁地写道：“明治维新乃是这一反差的核心所在”。

    或许，仅仅冲着这句话，这本书就值得中国读者一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