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永夜的极光

    《城殇》谈论了天津、上海、香港、哈尔滨、长沙、康定、南通等诸多城市。它们是现代中国演变的缩影，更与一小群杰出人物的努力相关。本书作者张泉沉醉于这些灿烂却往往短命的英雄和他们的理念。这些故事影射出他这些年的努力方向——如何重新恢复记忆。这些被淹没与遗忘的雄心与挣扎是人类生活中最绚丽的一刻。

    秘密条约

    李鸿章刚刚离开莫斯科，俄国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在地图上画下一道崎岖的曲线。中东铁路将从海参崴一直铺到中国东北的满洲里，看起来就像是斜刺进中华帝国胸口的一把“1881式恰西克”军刀。

    李鸿章此行是为了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登基庆典。这场动用上亿卢布举行的庆典上，发生了惨剧，广场上被践踏至死者达数千人，史称“霍登场惨案”。李鸿章和来自世界各国的贵客们一起站在高处目睹了惨案的发生，心中更是五味杂陈。与意气风发的尼古拉二世不同，李鸿章勉力辅弼的中华帝国的年轻皇帝光绪，已经登基22年，却依然没能获得实际的权力。

    此时，这个前半生戎马倥偬、后半世铁血秉政的中兴名臣，已经在中国的腐儒们的口舌之间身败名裂。两年前，他耗费重金打造的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在中日海战中全军覆没。伴随着群臣的推诿声，李鸿章独自踏上东渡谈判之路。谈判中途，他被一个激进的日本青年开枪打伤。在马关春帆楼上，72岁的李鸿章裹着绷带，忍着枪伤，再三请求敌人降低赔款额度。作为一位戎马一生的统帅，如此低声下气地乞怜，当然是莫大的耻辱，然而，与帝国的兴衰相比，个人的荣辱早已微不足道。李鸿章顾虑的是，《马关条约》的委曲求全只能维持暂时的和平，帝国将要面对的是更加深重的危机，巨额赔款将令中国难以负荷，两国的差距也将继续拉大。回国后，当臣民们一道唾弃李鸿章误国、卖国的时候，他上了一道奏折提醒慈禧和光绪，“敌焰方张，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区，如虎傅翼，后患将不可知。臣昏耄，实无能为。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李鸿章为帝国找到的出路，是再一次提出“变法”。他的建议自然无人理会，“清流党”继续变本加厉地攻击他，那些酝酿着维新变法计划的书生、新党，也忙着和他划清界限。

    无论书生们如何慷慨激昂地聒噪，“自强克敌”的希望，还是只能由李鸿章自己背负在身上，这些复兴国家的菲薄希望，比那些嘲讽与诽谤更加沉重。在马关，他已经迈出过屈辱性的一步；而在莫斯科，是否会再迈出一步，其实早在他获得尼古拉二世邀请的时候，就已经身不由己。

    清廷选派参加尼古拉二世登基庆典的特使，本是布政使王之春，却被俄国人一口回绝，“可胜任者，独李中堂耳”。俄国人需要一个拥有足够发言权的人，在庆典后进行一系列秘密谈判。

    清廷当然听得出俄国人的弦外之音。对于日本的崛起，俄国同样如坐针毡。早在《马关条约》签字当天，俄国就联合德、法两国，共同要求日本“不要永久占领中国领土”。日本正在成为中俄两国共同的隐患。中华帝国需要设法重建国民的信心，俄国则希望制衡日本的过度发展并推进“亚洲黄俄罗斯计划”，双方心照不宣。因此，清廷也不再坚持，将赋闲的李鸿章任命为特使，前往圣彼得堡。

    李鸿章知道俄国想要的是什么。俄国希望修建一条铁路，可以穿越中国东北。俄国的财政大臣维特对中国强调，铁路对于中俄两国互保互救、共同制约日本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当然，面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则表明了他的真实意图：“它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里，在最短的路线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符拉迪沃斯克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距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相当数量的俄国军队在上述据点出现，一种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并将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同俄国接近。”

    清廷当然也理解俄国人醉翁之意不在酒，总理衙门答复维特，铁路的中国段可以由中国自行修建，却被维特拒绝。维特说，到1898年俄国就可以把铁路修到中国边界，而中国段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建好，却未可知。两段铁路相连，看起来遥遥无期。日本逐日强大，中俄双国都是等不起的。

    起程之前，李鸿章带着总理衙门众臣的意见，请示慈禧太后。大臣们把谈判底限设为允许俄国在东三省修建铁路，以求睦邻友好，共同对抗日本。这个方案马上遭到光绪的强烈反对，不过，和以往一样，除了口头上的反对、斥责和牢骚，光绪什么都做不了。

    在圣彼得堡，精于权谋的李鸿章没有让俄国人马上称心如意。维特刚刚向他提出由俄国代办中东铁路，就被李鸿章一口拒绝。次日，为了说服李鸿章，尼古拉二世破例亲自接见，他和颜悦色地安抚李鸿章，俄国修建中东铁路，完全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如果日本侵华，俄国的军队可以快速赶到解围；中国自建的部分，工期可能过长，而日本和英国又虎视眈眈，此事耽误不起，不妨由俄国协办。为了给李鸿章再吃一粒定心丸，他又信誓旦旦地宣称，俄国本来就地广人稀，怎么可能还觊觎中国的土地？几经讨价还价，李鸿章终于不再坚持。

    《中俄密约》很快拟定出来：中俄双方在中国东北战略互助，中国则允许俄国人在黑龙江和吉林修建并经营铁路。不过，李鸿章却迟迟没有签字，因为北京突然传来圣谕，推翻此前的全部意见，要求李鸿章必须继续谈判，争取铁路自办。

    这是一场无望的争取。谈判桌从圣彼得堡一直搬到莫斯科，半个多月间，李鸿章其实并没有多少周旋的余地。《中俄密约》终究还是签订下来，李鸿章能够为中国争取的，是只允许修建中东铁路，拒绝再建南满支路。他还坚持在密约中明确地添加了一则条款：“不得藉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皇帝应用权利。”当然，仅仅几年之后，李鸿章就会发现，自己执意加上的这则条款，终究还是变成一纸空文。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规则由强者制定，也将由强者打破。

    铁轨上的城市

    俄国人希望在铁路穿过的地方，找一座城市，进行铁路的建设和运营管理。然而，果科沙依斯基在一年前绘制的《松花江目测图》上，松花江沿岸一片荒凉。他们沿着地图一寸一寸搜索，始终没能发现任何合适的目标。俄国人只能根据地利，圈定了中东铁路与松花江交汇的一片区域。那是一片逐水而生的村落，松花江串联着无数这样名不见经传的村庄。九百年前，在这片村庄附近，女真人建立了上京，但从金海陵王迁都之后，故城就几乎被废弃了，到明代，这里仍被笼统地称为“极边苦寒之地”，实施军事封禁，除了极少数的官兵和本地农民，盘踞在这里的，大多是被放逐的罪犯和私自出关的流民。直到乾隆时代，一个姓傅的山西人获准在这里落户，开荒捕鱼，这座城市才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名字，根据这个山西人的姓氏，人们称这座村庄为傅家店。

    即便这里已经有了名字，也仍是一片被刻意遗忘的边地，如果不是生活所迫，很少有人愿意长途跋涉到帝国的东北边陲，即便有人下定决心实行这样疯狂的计划，他们也很可能尚未到达目的地就已经冻死，或者被松花江上骤起的风浪吞噬。

    绘制《松花江目测图》的果科沙依斯基还保留着溯游松花江的记忆，在傅家店一带，仅有的一处清兵哨所守卫着沿江的73座村庄，除此之外，沿江茫无边际的冰雪上，只有两处网场和两间烧锅。果科沙依斯基的船轧着冰凌航行了很久，在宽阔的江面上却只发现一个船口和两个渡口。不过，果科沙依斯基也敏锐地察觉，这里确是一处难得的天然良港，松花江不仅可以便捷地运输军队，还能带来无限商机。    

    以傅家店为节点，俄国人的东进战略进展得有条不紊。1898年，俄国又与清廷签订了《旅顺大连湾租借条约》，李鸿章曾竭力否决的中东铁路南满支线，终于也出现在俄国人的战略地图上。南满支线在傅家店附近纵深开来，两条铁路像两道交叉的伤疤，在中华帝国的东北角灼烧出一个弯曲而丑陋的十字架。十字架的中心，将诞生一座传奇的城市，它从前的名字叫做傅家店，它未来的名字，叫做哈尔滨。

    创世纪

    傅家店的清晨从此变得不再平静。

    中国人无法理解那些不断拥来的高鼻子的白人——那些白人动辄俯身测量，大声叫嚷，像在进行什么荒诞的宗教仪式；那些从船上卸下来的发出骇人轰鸣声的庞然大物，闪闪发光，像些披着铠甲的猛兽；而那些沿着荒漠放倒在地的“梯子”，似乎同样别有深意。

    傅家店的农民们百思不得其解，只得停止了思考，用舌尖搅动一下口中清冽的“田家烧锅”，让这股火一样的烧酒沿着喉管缓缓淌下。他们不知道，自己很快就会开始怀念这股味道。田家烧锅坊马上就会被俄国人征用，充当中东铁路建设的指挥中心。不过，他们也会立刻找到新的替代品，用不了多久，各种名目的啤酒厂将会出现。啤酒的味道远没有“田家烧锅”浓烈，但是黏稠醇厚，甚至有些甜蜜的回甘。哈尔滨人尝到的第一口现代化的味道，就是这样馥郁而简单。

    在傅家店农民们的张望中，俄国人按部就班地进展着他们的建造计划。在尚未建成的铁路边，他们的社区首先完备起来，最初只有气象站，渐渐地开始有了各种工厂。

    上帝创造世界的第7406年，也就是耶稣降生第1898年，俄国人开始了哈尔滨的创世纪。

    沿着建设中的铁路线，城市被一分为二：道外和道里。哈尔滨本地人和中国移民，居住在傅家店一带，被称为道外；外国人则住在道里。

    铁路局制订了详细的《松花江新城规划》，新城采用欧洲城市的规划方法，道路系统结合地形，采取方格网、放射线和弧曲线相结合的形式，主干路相交于城市制高点，形成中心广场。一条以中国的名字命名的大街，成为道里的主干道，所有次要干道都与中国大街垂直，形成众多小街坊。新城还分割开行政区、商业区、居民区和公园绿地，住宅则是欧洲流行的庭园住宅。

    这片新大陆，正像所有城市规划者梦寐以求的璞玉。俄国人试图将他们的故乡移植到这片荒漠中。风靡欧洲的“新艺术运动”的理念改变着这里的地貌，不仅住宅如此，在松花江上，俄国人甚至模仿莫斯科大桥，建造了一座铁路大桥，这座城市便更多了些东方莫斯科的意味。

    铁路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因此，同样在这一年，一家银行在城中出现了。中国人不明白，这幢名叫华俄道胜银行的建筑中何以能藏匿下如此巨额的财富，但那些印着沙皇头像的钱币，还是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成为日常流通的主要货币。

    不久，人们又陆续发现了尼古拉教堂、铁路中心医院、消防队、铁路图书馆、邮局、巡回法庭、学校、电影院和剧场，以及贩卖各种古怪玩意儿的商店、堆满化妆品的理发店，琳琅满目而又神秘，仿佛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又似乎是从天而降。

    这片荒芜封闭的村落被骤然抛进现代化的洪流之中。村落上空出现了教堂的穹顶和令中国农民们难以理解的十字架。伴随着上帝的光辉一道君临这座城市的，还有背着竖琴的流浪艺术家、终日在空旷的街道上仰望自己尚未完工的作品的建筑师、依然保持着奢华生活的白俄贵族、搔首弄姿的下等妓女，以及在贩卖各种古怪玩意儿的高鼻子商人们。他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填满了这座年轻的城市。

    1903年，当汽笛声响彻这片沉寂的土地，结伴躲在远处看热闹的中国乡民惊恐而又兴奋，火车喷出的浓烟氤氲出这座城市最初的繁华，随着两条铁路相继开通，大批俄国工人南下，俄国军队也以护路队的名义不断进入哈尔滨以及中东铁路沿线，控制了这片中国政府鞭长莫及的土地，以致俄国人一度占据了城中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对中国而言，哈尔滨偏僻而寒冷；对中国的邻居们而言，它的位置却像黄金比例一样完美。它被俄国、蒙古、朝鲜半岛和日本环绕着，各国移民和财富，追随着铁路线的延伸汹涌而至。

    廉价的江河运输曾是中国商业发展的主要媒介，江河催生过许多昙花一现的商业都会，不过，当铁轨开始铺满中国时，围绕江河而生的商业文明迅速陨落，铁轨边的城市迅速取代了那些逐水而居的传统都会，成为新时代的宠儿。在帝国广袤的内陆，城市间的新陈代谢已经不断发生，而遥远的哈尔滨，也很快就能感受到来自铁路的神奇力量。

    铁路的开通，将哈尔滨变成一座点石成金的城市。第一次商机来自日俄战争，这场战争创造了当地人闻所未闻的财富神话。一家工厂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一年中收回成本并获利50倍甚至100倍，在正常情况下需要数十年的发展和积累才能赚取的财富，在哈尔滨，只需要短短一两年就足以实现。于是，各国移民踏着枪炮的节奏前赴后继地奔赴哈尔滨，那些决定出关碰碰运气的中国人也不甘示弱，各种发色、面孔的人们迅速填满城中的街道，各种商铺、洋行、旅馆、饭庄，像松花江上的巨浪般涌起，沿着原本荒凉萧瑟的街道滚滚而来，熙攘的声浪搅动着城市的宁静。

    这里真的成为所有人的天堂。人们可以轻易地在这里找到酒精或者鸦片，财富或者欲望。人们也不必担心因此就会迷失了自己，因为可以随时钻进各种佛寺、道观、清真寺，或者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的教堂，在那里忏悔自己的罪过，热切地面向各自的神灵，许下真诚的愿望。

    哈尔滨崛起的速度是惊人的。除了疾速膨胀的城市规模，还有剧增的人口。仅仅十几年间，哈尔滨的人口就从建城之初的8万人翻了近4倍，33个国家的侨民在这里定居，19个国家在这里设立了领事馆或代表部，哈尔滨成为中国外侨最多、所占人口比例最大的城市，即便上海，也难以望其项背。

    （本文摘自《城殇：晚清民国  十六城记》，张泉/著，新星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定价：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