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结构》 继续革命？

    今年是《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50周年，世界各地均有纪念活动，许多国际期刊也纷纷出版纪念专刊。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结构》第四版，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等单位举办了纪念《结构》出版50周年学术研讨会，由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等单位主办的《科学文化评论》出版了纪念专题……

    《结构》配得上这一切。它是科学哲学领域少见的畅销书，不算26种语言的译本的销量，《结构》光英文版就售出了140万册。在2002年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十余位哲学家推选的“过去50年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中，《结构》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罗尔斯的《正义论》等一起跻身前十。更重要的是，在上个世纪，没有哪本书比《结构》更彻底地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的看法。旧的科学观把科学看成是一个知识累积、不断进步的过程，是越来越逼近真理的过程。但《结构》认为，科学的线性发展不时被“革命”所打断，科学的历史就是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交替出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逻辑的、实验的因素起作用外，各种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心理的、审美的因素也发生重要影响。在这里，科学不再是单纯寻求自然界规律的活动，人们对“真理”一词的使用也变得谨慎起来。在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等领域，《结构》长久以来都是必读书。而且，其影响力并不限于与科学相关的领域，而是波及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它提出的“范式”、“不可通约性”等概念几乎已成学术界的日常用语。

    《结构》发端于一个类似于牛顿受苹果落地启发而发现万有引力的“顿悟”事件。那是1947年的夏天，《结构》的作者托马斯·库恩——一个半路出家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他早年学的是理论物理学）——正在准备一组关于17世纪力学起源问题的演讲，读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过程中，库恩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他（亚里士多德）怎么会对运动问题发表那么多明显荒谬的论点呢？而且更为重要的，对这种错误观点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后继者在这么长时间里却视为正确的呢？”令库恩百思不得其解的不是亚里士多德“会犯错误”，而是他怎么会“错得那么离谱”？“我抽象地注视着窗外，突然我脑中的碎片以新的方式排序，组合在一起。我惊呆了。”库恩后来回忆道。库恩的“顿悟”是什么？简单来说，他意识到的是：要想理解亚里士多德，就必须从他所处那个时代的知识体系去解读为什么他会这么写；亚里士多德只是有着跟牛顿不同的世界观，虽然牛顿的理论更有用，但不能说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就不是科学。由此出发，15年之后，库恩写出了《结构》。

    《结构》发表后的命运亦颇具戏剧性。《结构》单行本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头两年只售出了919本。但在1965年之后，《结构》迎来了“好像大爆炸式的接受”，据说这与1965年6月在伦敦贝德福德学院召开的一次国际科学哲学研讨会有关（库恩并不完全认同这个说法）。正是在这次会上，波普尔等人对库恩的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波普尔在那篇《常规科学及其危险》中，批评库恩的学术进路是相对主义的，其整体结构的神秘性导致其进路是非理性主义的。《结构》一书的核心概念“范式”、“不可通约性”等亦受到了其他学者的批评。事实上，此次研讨会开启了库恩和波普学派长达近20年的论战，却也因此论战，库恩的著作迅速成为学术界瞩目的焦点，并广为传播。

    《结构》取得了辉煌成功，同样引人注目的是，50年来，关于这部书的争议也从未停息。如对于《结构》的核心概念“范式”，有一位女学者Masterman曾指出，库恩以“诗一样的风格”描述了至少21种不同意义的“范式”概念（有意思的是，库恩自己说其实是有22种含义）。总之，学界同行对库恩使用概念不下定义、晦涩模糊颇多抱怨。而伴随着“范式”一词愈加流行，库恩承认，“对这个词已经失控”。在晚年，他放弃了它。《结构》另一个知名概念“不可通约性”受到了更大强度的“围剿”。“不可通约性”意指在范式转换过程中，新的思想和主张无法与旧的做严格的比较，故而“个人从效忠于一种理论转向效忠于另一种理论，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改变信仰”。库恩如此主张的后果很严重：“科学家阵营认为它似乎暗示科学没有进步，哲学家阵营认为它似乎暗示不存在真理，实证论者认为它似乎暗示科学是基于非理性的决定。”总之，由于这一概念的使用，库恩一直不能摆脱“相对主义者”的标签。库恩对此的回应是：“如果《结构》的立场真是相对主义的，那么它也是一种有趣的相对主义，其意义需要先想清楚，再用这个名词称呼它。”

    《结构》问世已经50年了，50年来，科学、哲学乃至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的我们究竟该怎么评价它呢？

    在《再读库恩》一文里，吴国盛将《结构》与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相提并论：“哥白尼革命只是由哥白尼发起而非由他完成。完成哥白尼革命的是半个世纪后的开普勒。库恩也只是提出了问题，摧毁了旧的范式，而新范式进入常规还有待时日。我们仍然处在科学哲学的反常时期。”革命仍在蔓延之中吗？

    对于《结构》被指责为相对主义，是SSK（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始作俑者，刘华杰表示，尽管库恩坚持与SSK划清界限，但“在这点上，他的意见并不重要”。库恩确实推动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难道不可以做社会学的研究吗（特别是在科学事业与金钱、权力牵涉如此之多的今天）？在刘华杰看来，库恩或许没有清晰地认识到相对主义本身并不可怕，事实上可以证明存在某种相容的相对主义。如果库恩知道这一点他面对指责时也许不会那样尴尬。英国女哲学家玛丽·赫茜（Mary Hesse，1924－）从哲学上给出强有力的辩护，驳斥了“SSK强纲领的相对主义必然导致自我反驳”的流行信念。——我们对科学的研究和认识还将经历怎样的革命性变化，也许是库恩无法想象的。

    在1990年5月，麻省理工学院召开了一个为期两天的专门向库恩致敬的会议。当库恩迈入会场时，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此刻库恩“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然而，在享受表面的荣耀时，他内心深处仍有忧伤。后来他在会议论文集后记中对发言者做了回应。尽管他充分肯定了发言者的工作，但认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他。6年后，库恩去世。留在人们印象中的，是一个多少有些孤独的背影。

    然而，智力领域的革命先驱，又有谁能逃脱孤独的命运呢？

    （本文参考了《科学文化评论》“纪念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50周年”专题中苑举正、吴国盛、方在庆等人的文章，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