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已经播下”

    如果我可以把这几天的会议比成一场大戏的话，那么高潮就是白先生的讲话。白先生为这场大戏做出最精彩的演讲，让我们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我现在讲的是修辞学上所说的突降，用于戏剧的平和收场未尝不可。我愿意作为白先勇作品的读者和观赏者、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来谈一些个人的感受。

    白先生在讲话中多次用了“种子”这个词，使我深深触动。我想白先生是一个通过文学和艺术的实践播撒文化种子的人。不论他在大陆、台湾还是香港，他对两岸三地的年轻一代都寄予了最大的希望。

    我们会议的主要议题都与历史以及文化遗产的继承发扬相关。白先生的写作经常涉及历史，大陆“文革”期间，他身处台湾、美国，有一些当时的大陆人难以体会的历史反思，比如他的短篇《冬夜》提出应该如何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问题。今天我们可以从白先生本人的讲话中得到印证：他对文化上的过激主义是不敢苟同的。《冬夜》里的旅美教授吴柱国回到台北，见到他往年的同事同学，谈他在美国的经历，包括有些让他感到尴尬的经历。在一次研讨会上，一位年轻的美国学者做了演讲，题目是五四运动的重新评价。他说：“这批狂热的中国知识青年，在一阵反传统、打倒偶像的运动中，将在中国实行了二千多年的孔制彻底推翻。这些青年，昧于中国国情，……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空前的大混乱。但是这批在父权中心社会成长的青年，既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又没有坚定的意志力，当孔制传统一旦崩溃，他们顿时便失去了精神的依赖，于是彷徨、迷失，如同一群弑父的逆子……”。吴柱国教授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听了美国学者的这番批评沉默无语，悄悄离开会场。我想，白先生没有详细交待吴教授的心理活动，但是给读者留下了很多思考的空间，很多回味，可能还是苦涩的。《冬夜》创作于六十年代后期，当时大陆上“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之中。相隔差不多半个世纪的两场运动是否有着某种关联？

    白先生说过，在台湾，民国史曾经有点犯忌，大家不愿多谈。其实两岸史学界在这一领域已做了不少出色的研究。有些问题的讨论还可以深入，例如新文化运动期间某些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偏激倾向（白先生今天称之为“文化自残”）。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出现过所谓的中国文化的复兴。胡适先生还在1933年专门到美国演讲，题目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但是他那个所谓的复兴也留下了遗憾。我相信白先生说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要发扬光大“大汉天声”，现在是与过去接续的，那将是真正的继往开来的文化复兴。

    我们都肩负着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责任，都要接过白先生手里的接力棒，奋力向前，把文化种子撒播到两岸三地各个地方，乃至全世界。昆曲的种子，已在北京大学、苏州大学以及其他一些大学播下，它们将在年青一代中开花结果。近二三十年，很多中国孩子拼命学钢琴、小提琴，这个学习大军的人数是巨大的，而且中间也出现了像郎朗那样优秀的人物。但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化艺术领域，在包括昆曲在内的各个剧种，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天才。在目前来看，我们还没有理由感到乐观。

    白先生说到，希望在2019年，也就是“五四”百年的时候，大家会看到一些新气象。这个话背后既有莫大的希望，但是也略有反讽的意味。我们曾经走过这么漫长的道路，有曲折，有重复，在有的路段上我们甚至自残，用力过猛。如何恰当评价所有这一切，这篇大文章还没有好好做出来。《新青年》诸位英雄除了反孔，还一律反对中国旧戏，他们觉得京戏和各种地方戏曲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但是也有少数人在那个时候敢于发出独立的声音。北大法学专业四年级有一位学生叫张厚载，他说中国传统戏剧有很多好处，比如说“指而可识”，非常简单，即便是“八十万大军”，也只要用象征的手法就可以表现，这在西洋戏剧上做起来就很难。这样的观点使得几位老师很不高兴，张厚载竟在临近毕业的时候被开除了。那样的声音在1919年的北京大学比较孤立，但是我相信现在一定会赢得很多的掌声。

    要复兴中国文化，并不是说只在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中发掘。五四先贤开放的态度、比较的眼光也很重要。白先生和当年台大外文系出身的作家非常善于借鉴、比较，但并不是引经据典，或者是让读者时刻意识到他们在学国外某位大师。白先生把英语文学中学到的东西巧妙地用于自己的创作，几乎不留痕迹，这种“化”的本领是最不容易的。《玉卿嫂》的叙述大致取儿童视角，这在中国传统文学里面是不多见的，但是白先生能用儿童视角讲出成人世界的复杂故事来。视角的运用也许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的西方现代派创作的特点。美国旅英作家亨利·詹姆斯笔下的小女孩子梅西（《梅西所知道的》）看到的成人世界让她困惑，那里有性爱，有堕落，有欺骗，有背叛，但是梅西就是在默默的观察中慢慢走出了自己的童年，这也是她的成人仪式。《玉卿嫂》完全是中国场景下的中国故事，但是与世界文学有呼应。更微妙的是，白先生并不是简单地把道德伦理概念贴到人物脸上去，他拒绝“好人”、“坏人”那类幼稚的语言，而是让我们进入儿童叙述者、玉卿嫂和庆生的内心世界，对当事人产生深深的同情的理解。我们理解为什么玉卿嫂抓住庆生不放如同抓住生命一般，理解她面临真相时的绝望；我们也理解为什么庆生想离开玉卿嫂，渴望独立于她的情感生活。白先生呈现了人性的脆弱和温软，写得非常好。

    大陆跟台湾的文学发展脉络有所不同，对大陆作家来说，阅读台湾文学往往有意料不到的收获。我们虽然使用共同的语言，但是历史文化的参照体系不大一样。白先生作品里的对话写得很好，而对话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精华。乾隆年间的社会中某些阶层有说话的艺术，那是高度文明的体现。没有社会的滋养，曹雪芹也写不出来一系列因自己的言语而获致丰满的人物。文学是滋养人的，但是它也需要社会的滋养，如果一个社会不需要细腻多变的交往的艺术，那么它的文学中对话的艺术就无由产生。文化上由高就低是十分危险的，一个粗鄙的社会不需要讲究的对话。要写出不输于《红楼梦》这样的作品，还是要花大力气培植我们的社会。大陆的作家，尽管得到国际上的认可，还是要花大功夫，吸取更多的社会营养，同时又培育一个渐趋文明的社会。

    这次会议有很多史学家参与。二十世纪英国著名史学家G.H.Plumb写过一本叫《过去的死亡》（The Death of the Past）的书，很好，可惜还没有翻译出来（2004年新版由当今两位大史学家夏马和弗格森作序）。Plumb说，中国有很多的历史，但是并没有史学（historiography）。这句话说得不一定对，如能促进我们的自知，那也很好。也许中国史学比较偏重正史，而正史的视角只有一个，是排它的。史学家必须有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一次事件的本领，然后才能写出经得起推敲的历史来。白先生写他的父亲，实际上是要给“标准的”（不管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正史提供另外一个版本，这是很重要的。丰富的史学所产生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有不同的正史之外的声音。这大致可以说是国际史学界的共识。现在史学家特别重视传记写作，夏马写法国大革命，就通过一个个具体人物来写。而且史学家也告诉大家，有很多历史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确定，于是他们也会用小说家笔法写一个人的故事，而且取不同的视角。我们读下来会发现，原来以为非常确定的事情，换一个视角看可能就跟原来的印象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意识到历史的多种可能性，这样我们对民国历史，包括北伐之前北洋政府的历史和晚清的历史，会产生一种温情的理解。

    温情的理解会使“大汉天声”顺畅响亮。一个民族内部有很多互相不共戴天的派别，就发不出自己洪亮悠扬的“大汉天声”。有时候读民国历史，经常会发出很多的感叹，我们看到这家说歼敌多少多少，叙述者心里毫无痛感，仿佛死伤的士兵只是数字，不会出血。“歼敌两万”就好像消灭了老鼠和蟑螂一样。其实大家都是兄弟。美国内战的文学（即美国南北战争文学），可以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士兵（不论是北军或者还是南军）拿着枪，对准对方的士兵，眼睛就模糊了，扳机都扣不下去，因为即将被子弹击中的人，可能就是自己的亲戚朋友。那些士兵还有“美国人”的观念，国家和民族大局的观念，但是我们这种观念相对比较少。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白先生回忆白崇禧将军这样的著作，让读者对过去的历史有宏观的认识，允许不同的可能性存在。梁启超1919年去访问英国的时候，他在伦敦议会大厦和西敏寺看到克伦威尔的塑像，也看到查理一世和查理二世的塑像，这些人物代表了不同的立场和利益，但是英国人一起纪念他们。梁启超突然有所感悟，他说，英国人有一个国家的观念在，人们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是这样演变过来的，不同的人在特定的时期对历史做出了不同的贡献，都值得后人纪念。朝代思维模式在我国有渊源，但是朝代往往会排斥异己，在民族内部制造创伤。一个学会抚平历史创伤的民族才会真正强大。

    这里的与会者很多从香港、台湾赶来，大家一路辛劳，但是我们这个会议的模范参与者非白先勇先生莫属。说到这里，真是有点“欲罢不能”。我还想对白先生的作品有一个呼应。北京的冬天已经到来，初冬气温很低，今晚气温最低大概零下三四度。但是在我们关于白先勇先生艺文创作成就的讨论会场，你如果进来一看，就会发现会场里“春色如许”。相信散会以后，与会者会带着身上的春天的温暖，在北京初冬的天气里，把两岸文化合作的种子播撒。宴席总是要散的，今天很不幸，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也相信白先生走到哪里，套用海明威的话来说，哪里就有文化上的流动的宴席，哪里就播散下“大汉天声”的种子。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办的“白先勇先生的文学与文化实践暨两岸艺文合作”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召开，本版是作者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