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华落尽见真淳

    一

    2007年9月6日，95岁高龄的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12-2007）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在德国柏林女儿的寓所驾鹤西去。一句外国的谚语说：“失去一个老人，就等于失去一座图书馆”，几乎经历了一个世纪，同时又跨越了中西文化的傅吾康，我认为他就是一座图书馆。

    几年前我在主持编译《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一书的时候，曾经对20世纪的德国汉学做过简短的概括——享誉世界的德国汉学随着德国历史的变迁经历了不同凡响的发展历程：20世纪初，首先受到帝国扩张主义的影响。在希特勒的纳粹时代，部分学者被迫流亡。而二战后东西德的分裂，也使得双方汉学研究的路向南辕北辙——东德汉学为逃避政治的敏感而长期处于孤立地位，并遁入了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安全”研究课题中；由于传统汉学过分强调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西德汉学在六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中，形成了对中国的误读，以致于使一场原本是反对权威的运动，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1990年东西德的意外统一，双方的汉学又重新接轨。由此看来，德国汉学发展史其实就是一幅百余年来现代德国的政治和人文学科演变的缩影图。除了20世纪初受到帝国扩张影响的一段汉学历史之外，傅吾康经历了后来所有的发展阶段。

    在论及20世纪德国汉学的辈分的时候，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认为：

    自1905年以来德国汉学可以分为三代：一、“父亲”的一代，他们在1911年前后在中国生活过，他们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古典中国。二、“儿子”的一代，这些人在1945年以后必须重建被纳粹摧毁的汉学，而在冷战时期没有机会到中国旅行。他们主要以中世纪和近代中国作为其研究的方向。三、“孙子”的一代，因为他们在1973年以后可以受邀到北京去了，因此也帮助建立起了一个现代的汉学专业。

    按照顾彬教授的说法，福兰阁（Otto Franke, 1862-1946）显然属于“父亲”代，不过他来中国的时间却大大早于1911年，同时他的研究领域也涉及古代和当代中国的各个方面。而傅吾康则属于“儿子”代，非常幸运的是，他躲过了德国的大部分浩劫和全部的战争，在中国待了13年之久。主要在北平的这些年，不仅使傅吾康打下了坚实的中国文化基础，同时也让他更加热爱这个民族及其文化。在北平，由于他能有机会跟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交往，傅吾康也因此拥有了国际化的视野。此外，他也非常幸运地在40岁之前就获得了德国汉堡大学汉学系的教席。由于冷战期间没有办法跟中国建立起联系，一直到1972年中国和西德建交之前，他根本不可能重新返回中国。他对中国文化和生活方式刻骨的爱，由于偶然的机会转到了东南亚华人那里。傅吾康建立了与东南亚华侨的关系，并且在这一方面他的建树亦颇丰。

    二

    生于1912年7月24日的傅吾康是福兰阁教授的子女中唯一子承父业的汉学家。按照中国的说法，傅吾康可以算是出身于书香门第了，福兰阁在当时为显赫一时的大汉学家。傅吾康实际上是在一个中国的氛围中长大的，作为汉学家的幼子，他的孩提时代的一切好像都是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正是由于受到这样的影响，1930年中学毕业之后，他毅然绝然地选择了汉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傅吾康在汉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师从颜复礼（Fritz Jäger, 1886-1957）、佛尔克（Alfred Forke, 1867-1944）、许勒（Wilhelm Schüler）等著名汉学家从事汉学方面的基础训练，并于1932年7月获得了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的翻译文凭资格。1935年他在佛尔克教授那里作了题为《康有为及其学派的国家政治革新尝试》的博士论文，这篇后来发表在《东方语言学院通讯》上的论文，赢得了众多的书评。甚至像莱顿的戴闻达（J. J. L. Duyvendak, 1889-1954）教授也亲自在《通报》（T’oung Pao）上撰文评论此书，这对年轻的汉学家来讲无疑是莫大之鞭策。这篇论述中国保守派与西方改良主义思想论争的专著，后来也奠定了傅吾康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地位。

    1937年傅吾康只身来到中国，辗转上海、南京等地后到达了北平，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呆就是整整13年（其间只有短期在日本逗留）。在北平，傅吾康主要参与了“中德学会”（Deutschland-Institut）的组织、领导工作，先后在学会中担任秘书、总干事以及《中德学志》编辑主任等职。从1938年至1944年，共出版《中德学志》六卷（22期），《汉学集刊》（Sinologische Arbeiten）三卷，同时组织出版了“德国文化丛书”等二十余种。

    1941年夏季，傅吾康跟曾留学德国的胡万吉（雅卿）先生的千金胡隽吟（1910-1988）女士相爱，不过按照当时帝国的法律，日耳曼人是不能娶非雅利安人为妻的，否则的话傅吾康就会被迫辞去中德学会的职务。直到1944年9月他们才正式订婚，1945年3月在战争快要结束之前，他们终于结为百年之好。

    抗战胜利后，经萧公权（1897-1981）先生的推荐，傅吾康谋得了设在成都的国立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教授的位子，讲授“明史”和“德国历史”等课程，并在中国文化研究所负责汉学研究西文集刊《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Studia Serica）的编辑工作。在成都两年后，傅吾康又接受了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冯至（1905-1993）教授的邀请，接替了由于卫德明（Hellmut Wilhelm, 1905-1990）去了华盛顿大学而在北大空出的德语教授的位子。在北大期间，傅吾康与季羡林（1911-2009）等学者建立了终身的友谊。

    战后的德国乃是一片百废待兴的局面，汉堡大学也在着手重新建立已遭破坏的汉学系。1949年6月，傅吾康得到了汉堡大学的正式任命书，他于1950年回到汉堡，接替了自颜复礼被迫退休后已经空置两年的汉堡大学汉学系主任一职。来北平时只是孤寂一身的傅吾康，此时携妻带子（此时已有一女一子）回到了阔别十三载的汉堡。

    在汉堡大学汉学系主任的位置上，傅吾康一直做到了1977年退休。二战之后德国汉学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以傅吾康为首的北部汉学重镇汉堡当然占据着重要一席（其余的两个重镇分别是：以傅海波［Herbert Franke, 1914-］为首的南部汉学堡垒慕尼黑，以及地处东德的以叶乃度［Eduard Erkes, 1891-1958］为首的莱比锡）。汉堡本来就是德国最早成立汉学系的大学，再加上傅吾康的研究领域为明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东南亚华人历史，因此汉堡学派的研究方向主要定位在明清史以及中国近代史方面。

    1963年—1966年期间，利用大学和政府给他的三年学术假期，傅吾康接受了马来亚大学客座教授的职位。除了学术研究工作之外，他还恢复了多年来没能够成立的中文系。也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尽量多地培养华文人才。退休之后，傅吾康又应聘到马来西亚做客座教授，以专门研究东南亚华人历史。

    三

    傅吾康教授可谓著作等身，早在1947年他就发表了用英文编写的《明代史籍会考（1368—1644）》，自1950年回德国之后，他又出版了《中国的文化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1851—1949年——中国革命的百年》、《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中国与西方》等一系列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

    作为历史学家，傅吾康一贯重视史料的运用，并将中文文献与西文资料并重，他的《明代史籍会考》就是在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在方法运用方面，他总是力图以西方的学术思想为出发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欧洲学界尽可能多地理解远东的文明。在《中国与西方》一书中，傅吾康便称：“跟中国人的西方观相比较，在书中我更深入探讨的是西方人的中国观。因此这本小册子署为《中国与西方》而不是反过来的《西方与中国》。作者的首要任务是要让读者理解中国的立场以及面对西方时的中国态度。”此外，在历史的梳理方面，傅吾康从其父福兰阁那里继承了中国历史乃是一个连续发展过程的观点，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出现的运动和观念，他总是到中国历史中去寻找根据。在《中国革命的百年》（1980年修订版）一书中，傅吾康便强调要从中国历史的整体去看中国革命的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只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续。他从《易经》里“革命”的概念及孟子“君为轻”的思想出发，证明了“革命”并非到近代才突然出现的西方观念，作为争取平等权利的手段，“革命”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存在着。

    跟将中国看成是一堆历史的古典文明这样的看法不同，傅吾康一直在努力地寻找古代、现代以及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与古典语文学派的海尼士（Erich Haenisch, 1880-1966）教授展开过激烈的辩论。他认为，海尼士所认为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以及汉语口语不具备学术性的观点，尽管在第三帝国的时候使汉学免遭了政治的影响，但却割裂了中国历史的传承。在这一点上傅吾康依然秉承着他父亲的观点，亦即中国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傅吾康对近现代中国研究以及现代汉语的重视，实际上也开启了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先河。

    四

    傅吾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快乐天性：随遇而安。我特别欣赏他面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时的随和、开放的姿态。汉学的家庭背景，殷实的家境，父母有条件让他在汉学方面比同辈人更具有优势。父亲福兰阁尽管在德国驻中国公使馆做翻译13年之久（1888-1901），但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丝毫没有表现出趾高气扬的态度。正如福兰阁自己所描写的那样，早在他刚到中国的时候，他对中国便有一种非常开放、充满期待的态度：

    从一开始我就日复一日地愈来愈明白，我来到的中国并不是像很多欧洲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度。这是在古代有着高度独立的文明的国家，并且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别处人们往往只能通过别的方式，如记述、出土或者从其他方面获得断篇残简，艰难且无法完整地予以修复，在这里却是生机勃勃的当下，人们可以有意识地认识和经历这一切。

    这样的一个立场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从福兰阁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一再重复的对自然景观的迷恋和惊叹外，他尽可能客观地杜绝了各种各样的偏见。傅吾康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成长的，因此他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抱有跟当时大多殖民主义者不同的态度。

    傅吾康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柏林的另外一位汉学家海尼士（1932年10月，他从莱比锡来柏林，接替福兰阁在柏林大学汉学系的教授一职），这除了跟他们上述的学术主张有关外，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海尼士对中国人的态度是他没有办法接受的。他的自传《为中国着迷》中记载了一则小故事很说明问题：

    另外一次经历也令我对海尼士保持距离。海尼士1932至1933年冬季学期来柏林上任以前，10月初，我们系要从法国大街搬到城堡附近一栋叫做“宫廷马厩”的古老楼房里。1930年从我父亲那儿获得博士学位的白乐日（Stefan/Etienne Balazs, 1905-1963）和我负责中文书籍的打包和拆包。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海尼士，他想表示感谢，就请我们两人上餐馆。喝了一点啤酒后，海尼士开始讲他在中国的经历：1904年到1911年间，他在武昌（今天武汉的一部分）的军事学堂——武备学堂担任德语老师。此时此刻，当他谈到“中国人”时，与在中国通商口岸生活的外国人通常所做的一样，以同样的无知和轻蔑谈论“中国人”。我深为震惊，我在父母家里从来没有听到过人们如此议论中国人，虽然我父母也在外国租界区，确切地说是在北京公使馆生活过。回家后，我极为愤怒地讲述了海尼士的观点，我父亲保持沉默——他不愿意说自己的同事兼接班人的坏话——但我发现，他是理解我的。

    1937年傅吾康到了中国之后，依然保持着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热爱。他在1943年8月12日，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我在这里的环境跟大部分其他的欧洲人士相比，与中国的世界更为接近，更为密切。跟在北平的汉学家们相比，也是如此。毋庸讳言，我自己也以最强烈的方式感受着这一文化的影响。从而也具有了从另外一个视角审视欧洲的能力。现在能如此透彻地认识这许多事物，以至于我已经不可能重新回到原先那充满成见和片面性的生活中去了。如果我们生活在五万年前的话，那肯定会比现在容易得多！另一方面，我也不愿意成为一个亚洲人，越是与我周围的环境亲近，我就会越加清晰地认识这里的一切。我自己亦愈加清楚地知道，我与他们之间的差别。我不愿像其他人一样陷入到这两个世界之中去，而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立场。但我却清楚地意识到，我的立场在哪里，这一点我真的要感谢你们，这是你们在有意和无意之间教给我的，从做各类小事开始，一直到责任感、独立思考的培养，这些都为我在思想方面深入探究周围的环境，并为我的行为打下了一个人类学的基石。

    尽管傅吾康热爱中国，熟悉中国，但他那欧洲人文、人类学的视角却从未改变过，对他来讲，有意思的是既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又不至于丧失自我的立场。

    在得知有机会可以陪政府代表团来中国的时候，他在1972年第一时间成为了德国外交代表团的一员，回到了他22年来日思梦想的中国。之后他在“四人帮”倒台后的1977年5月—6月与慕尼黑的汉学家鲍吾刚（Wolfgang Leander Bauer, 1930-1997）跟随联邦德国大学的汉学家和东亚艺术史学家代表团来到中国。傅吾康对这一片土地的热爱体现在他的报告之中：

    对于理解传统和现代中国，这次旅行所提供的内容和收获远远超过了我的期待……人们在一个贫穷、落后、紊乱和腐败的国度里做的事情令人印象极为深刻：为保证大多数人的最低生活水平而采取的行动，仅此一项就是巨大的成就。鉴于人口总数，今天的生活水平比过去还低的人已为数不多了。

    ……至于老百姓，虽然在团体旅行时与他们轻松交谈的机会有限，但还是能得到足够的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生了全面的结构性变化，然而，中国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没有根本的改变。这一感觉令我很欣慰：中国仍然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中国人既非天使也非魔鬼——在外国，批评家经常根据自己的立场如此描写中国人——而是与其他所有人一样，拥有程度不一的令人喜爱的秉性。在这次短暂的旅行中，我和中国人有多次令人高兴的相遇和交谈，日常生活的气氛令我愉快。因此，对我来说，告别中国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27年后再对自己曾生活过13年的“家乡”做细致的考察，让他有别于一般的记者或旅行者对中国的认识，傅吾康可以跟之前他亲历的中国相比较，尽管依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他明显地看到了中国的进步以及中国传统的延续。他对中国的热爱，可谓是跨越了种族、宗教、政治等等因素。他在报告的最后说告别中国对他来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他一辈子都没有真正告别过中国。

    五

    近来我在研究民国时期的德国汉学与中国学术之间的互动时发现，从晚清教育制度的改革，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经学在中国的彻底解体，到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真正形成，域外汉学（特别是德国汉学）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来自欧洲的汉学家们对中国的重要影响并不在汉学方面，而是在各不同学科。这些汉学家在本国都受到过不同学科系统的专业训练，他们来到中国之后，跟中国的学者相比他们的强项显然不在经子史集诸方面。1933年纳粹上台后，大批的德国学者来到中国，他们要在中国生存下去，就要接受在大学中的有关德国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的课程。他们的优势在于，这些往往是从西方事例出发总结出来的元理论，经汉学家结合中国的事例的讲授，更容易让中国学生和学界接受。

    如果说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是在异常紧迫的政治形势下对西学做了应急式的接受的话，那么进入民国之后，正是借助汉学家的方法和理论，中国传统学术才完全融入到了现代西方学术体系之中去。而曾在成都的国立四川大学、西南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在北京大学担任西语系德语教授的傅吾康，自然也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和完善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如果我们仅是从上述的一个方面来理解德国汉学家的话，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实际上，汉学在以自己母语的形式进入西方学术思想之中以后，马上就为其自身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来自异域文明的新的参照系。正是借助于德国汉学家对中国思想的翻译和介绍，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成就才为德国的主流思想界所了解。傅吾康曾翻译过胡适的《说“儒”》，1935年和1936年，发表在由卫礼贤创办的《汉学特刊》（Sinica–Sonderausgabe）上。胡适所持的孔子不仅不是一个复辟的保守者，而是革新家、革命者的看法，直接影响了诸如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这样的德国哲学巨擘。正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后期，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的印度学家齐默尔（Heinrich Zimmer, 1890-1943）的帮助下开始研究中国思想，而在《孔子》一文中，他无疑是接受了胡适的观点。雅斯贝尔斯认为，孔子所谓的复兴古代，实际上是希望藉此建立一个新世界。想要恢复周礼的孔子，是要将外在的礼建立在内在的礼（仁）的基础之上，只有拥有了“仁”，才能证明人之真正为人。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孔子并非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想复辟周礼的守旧派，而是一个对礼崩乐坏感到失望、希望建立一个新世界的革新家。如果没有傅吾康的介绍，我们真的很难想象，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Achsenzeit）的观念是否会真的出现？

    六

    2007年10月的一天，我还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任职的时候，突然接到傅復生（Renata Fu-Sheng Franke）女士发来的致亲朋的一封信，说父亲傅吾康教授已于9月6日在柏林溘然长逝了。傅女士在信中说，“我父亲漫长的一生，精彩充实，富有尊严而令人敬佩，留给我们宁静祥和的最后回忆。”我想，凡是在近年来接触过傅教授的人，对他女儿的这一说法，是应予以首肯的。当时我马上想到了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诗中的一句：“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 and death like autumn leaves.”（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飞鸟集》第82首）。我以为，这句诗用在傅吾康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早在2006年夏天的时候，我跟张西平教授还专程到柏林拜会过傅吾康，当时他尽管已经是94岁的高龄，却依然精神矍铄。记得当我们跟他谈及准备在中国翻译出版他父亲福兰阁和他本人的著作和回忆录时，他异常兴奋，两眼熠熠生辉。他还向我们介绍了他父亲几本鲜为人知的著作。但当时的傅吾康毕竟是早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者，说过一阵话，我们明显地感到他有些体力不支。合影留念之后，我们很快便告辞了。没想到，这次的见面，竟成为了永别。唐人王勃尝言：“人之百年，犹如一瞬”。信夫！这位一个世纪中德历史见证者的离去，带走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同时也带走了整整的一个时代。

    （本文配图由傅吾康之女傅復生博士提供，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