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荒唐史”

    一些朋友在介绍我和青年同志见面时，常说我是个“自幼热爱水电建设，在水电界勤奋工作数十年，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我听了总是面红耳赤。因为不仅“卓越贡献”并不存在，而“自幼热爱”云云更与事实相去万里。其实，我走上水电道路纯系“历史的误会”。我愿意在本书的开宗明义第一章中，追忆一下我的曲折经历，对于在甜水中长大的青年朋友也许有些益处。

    1927年深秋，我诞生在故乡绍兴的一个破落书香人家，祖母抚养我长大。她不识字，却是一位地道的“民俗文学专家”。我至今记得，当我啼哭时，祖母便将我揽在怀中，一边摇晃，一边唱起山歌来：

    一把芝麻撒上天，肚里山歌万万千，

    江南唱到江北去，回来再唱两三年。

    山歌好唱口难开，鲜果好吃树难栽，

    白米饭香田难种，鲫鱼汤美网难抬。

    …… 

    我懂一些事后，祖母又教我猜谜：

    年少青青老变黄十分敲打结成双

    送君千里总须别弃旧换新丢路旁

    谜底是草鞋。我不知道这些诗谜是出于文人雅士之手，还是劳动人民所创，总之，我觉得意味深长，自然合律，确是佳作。在祖母的启蒙下，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喜欢诗歌的根苗。

    我刚念到小学五年级，抗战爆发了。父亲携带我们逃到海滨的一个小村躲避。父亲是个十分古板、封建的人，在兵荒马乱中还不忘以经史课子。他将我关在楼上一间房中，每日除做些算学外还要授四书一段或古文一篇，第二天要我背诵出来。这真害苦了我。我最恨的是那位搞四书集注的朱夫子，曾把他的大名写在纸上剪成碎片以泄愤。在万分枯燥之余，我注意到堆放在屋角的一口锁着的大木箱。我曾多次扒在箱上，猜想内藏何物?久之，终于发现一个秘密：木箱背面底部因受潮霉烂，可以拆下一条木板，伸手进去掏摸。当我发现原来箱里藏有大量诗文和小说时，简直喜出望外。自从得此宝库后，我再也不在下午吵着要出去挖野菜和钓鱼虾了，日夜浸沉在文史之海中。我发现中国的文学和独特的汉字体系真是妙不可言，确乃人类文明的瑰宝，我是愿意终生沉醉其中了。

    在海滨的避难生活前后持续有两个年头，接着我在浙东山区流浪，断断续续读到初中二年级，到1942年日军大举进攻浙东而辍学。其后回到沦陷了的县城，做了两年“良民”。但是，终究忍受不了“皇军”的欺侮凌辱，又跑到游击区当上小学教师。对我来说，读书深造已无指望，我已安心在乡村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猢狲王”度此一生了。

    抗战的胜利却给我带来希望。胜利不久，父亲命我参加“沦陷区中等学校学生甄别试验”。我只好暂时和唐诗宋词告别，重新捡起代数、几何和物理、化学，夜以继日地死啃硬记。这真是一场难以想象的拼搏。半年多时间，人瘦了十斤，但居然考得一个高中毕业的资格。接着父亲为我买来浙江大学的招生简章和报名单。我真如绝处逢生，并毫不犹豫地填上报考中文系的字样。不想父亲看后，勃然震怒，把我叫去一顿臭骂：

    “荒唐!你将来还要不要成家？要不要养儿育女？”

    我素来畏惧父亲，而且一时体会不出这与养儿育女有什么关系，结结巴巴答不上话。父亲见状放缓了口气，“谆谆教导”起来：

    “中文系是万万念不得的，读出来有什么出路？好不过混个中学教师，清苦一辈子，老婆都养不活……我已经吃了一辈子苦，不想让儿子也去过这种日子!”

    “那我去念什么好呢？”我迷惘地问。

    “要读实科!学些真本领、才能有个好饭碗。”

    于是我又埋头研究招生简章上的“实科”科系来。结果发现了一个“航空工程系”。航空，不就是造飞机么？这对于连火车也未坐过的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我涂掉了中文系，端端正正写上航空工程系五个大字。这次父亲没有发什么话，只是咕噜了一句：“航空倒是新东西，就不知你能否考得上、读得进，满脑子都是才子佳人、风花雪月，不长进的东西!”知子莫如父，他知道我的爱好，而且对之深恶痛绝。

    接下来又是一场考大学的拼死搏斗，由于要向父亲交差，而且还关系到今后“养儿育女”大业，我又掉了几斤肉。这年暑假又居然糊里糊涂地考上了航空系。命运似乎已经把我带上做飞机设计师的道路了。

    但在第二年夏天，我偶然在一张残破的《东南日报》上看到一则小新闻，说的是一位留英航空博士，回国后就业无门、病贫交迫、饮恨上吊自杀云云。我看了后不禁倒抽一口冷气，暗自琢磨：不论自己如何悬梁刺股、焚膏继晷，也读不到留英博士水平。博士尚且上吊，我又有何望耶？的确，这一届航空系毕业的同学很少找到出路，倒是土木系人数虽多，饭碗却都有了着落。据说，这不仅因为系老板(系主任)交游广，更由于土木系所学较杂：测量、建筑、铁道、公路、水利甚至还能装马桶排污水，到哪里也可找到饭碗。我聆教后不禁怦然心动，装马桶虽然比造飞机要低级得多，但看到同系学友纷纷转系，我也索取了一张申请单，填好了转土木系的要求。

    但是事到临头我又犹豫，我很留恋放在工厂里的那两个破飞机头，它是我的第二志愿啊。最后，理想毕竟得服从现实，为了吃饭，连多少年来最心爱的唐诗宋词都可以割爱，何况破飞机头呢。我咬咬牙拿了转系单跑到系主任办公室门口。到了门口又是“足将进而踟躇”。因为我怕见系主任范绪箕教授。这次航空系新生纷纷转学，对他是个打击，我在此时又去告退，未免不够仗义，倒不如与飞机头共存亡了吧。我正在进退不决时，忽然房门“吱”的一声打开，系主任走了出来。

    我慌忙把转系单藏在背后。他已看见了我，“有什么事吗？”

    “……”

    “来转系的吗？”他已料到八分，满脸不快。我鼓起勇气，蚊子似地应了个“嗯”字。

    “进来!”我以为他还会挽留我一下。如果是这样，我肯定是与飞机头共存亡了。但他只是冷冷地说：“拿过来!”

    我红着脸递上单子，他看也不看就签上了字，掷还给我。我本来还想说几句我是如何喜欢航空工程、出此下策乃不得已也之类的道歉话，但张了几次口都语不成音而止。于是我鞠了个躬，像被释放的小偷一样溜回宿舍。残酷的现实!为什么不能让人读他心爱的书做他心爱的事啊!

    命运似乎总是嘲弄人。转系后第二年，航空系毕业的人都进了“航空委员会”，土木系毕业生倒有不少教书或回乡去了。这下子我真狼狈万分，后悔莫及啦。再转回航空系去吗？又不知明年是什么行情。而且从二年级起，两个系的课程已有所不同，再转回去就得延长半年，这对穷学生的我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心一横就和“污水处理”善结良缘到底了。

    顺便说一下，我的四年大学生活是极不平静的，实际上读不了多少书。第一年浙大正在复员，新生拖到12月才入学，入学不久就爆发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提早放暑假结束。第二年是学运高潮年，一浪接一浪，罢课时间比上课时间还长。第三年，从准备应变到迎来解放。第四年，我响应党的号召去支援解放舟山的战争(修公路和机场)，而提前一年毕业。这样，在四年中学到的东西就很有限了。但是，多年来的自学经验，使我在大动乱中仍能见缝插针地汲取知识。特别是浙大名师荟萃，言传身教，学风严谨求实，虽乱不变，对我的影响至为深巨。例如钱令希教授讲授的结构学、汪胡桢教授的水力发电和张福范教授的弹性力学等都在我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钱令希教授博大精深的学识、启发诱导式的讲课，确实使学生有如坐春风似沐霖雨的感受。他可能是浙大中第一位让学生自己预习、写出讲义初稿、实行开卷考试和鼓励学生在课堂上交流争辩的教授。这些师长的教诲，不仅是给了我知识，更重要的是教给我今后工作、研究、思考乃至做人的道理。在他们的潜移默化影响下，我确实有了难以察觉然而至为重要的进步。钱先生和钱师母对我尤为关心，还不断地用他们微薄的薪水资助我度过经济难关，能够遇上这样的恩师真是我的运气。

    四年大学生活梦幻般地逝去了，面临着毕业就业问题。这时还没有统一分配之说，但失业之虑是不存在了，因为新中国处处建设，百废待兴，处处要人啊!同学们纷纷报名去天南海北，专业有港口、铁道、建筑、公路、水利……我也多么想飞到祖国的边疆去一显身手啊!可是，当时我家中父亲早已逝世，母亲、姨母和长兄都患上精神分裂症，弟弟抗美援朝离去，还有个幼妹需我抚养。这些无形的绳索将我紧紧捆住，我是无法远离家乡的。钱令希先生了解我的处境，对我说：“燃料工业部在杭州有个钱塘江水力发电勘测处，挺不错，我认识他们的徐洽时主任，你还是到那里去吧，也好就近管家。”说实话，我当时并不乐意，因为这个勘测处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留下的一个小摊子，任务只是查勘钱塘江支流和一些小河的水力资源，虽说也有个CVA的计划(在街口修个十多万千瓦的电站)，天知道哪年能够实现。去那里工作也不过是混日子，但是为了照看这个破烂的家，也只好将就了。几天后我就背了行李卷报到去了。徐老倒是十分热情，安排我参加一座200千瓦的小水电站的设计施工，还给了123个“折实单位”的工资，这在我的同学中算是最高的了。从此我有了赡养母亲和其他亲属的能力。

    我到勘测处去工作，原来是作为“过渡站”考虑的，因为我总梦想飞到天涯海角去为祖国建设贡献青春。没想到一年以后，祖国的水电建设就以不可想象的速度蓬勃发展起来，而我也逐渐对水力发电这门科学技术产生了感情和兴趣。不久，我终于走出小圈子，从衢江、新安江走向广东的流溪河，海南的昌化江，西南的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红水河和乌江，西北的黄河和汉江，把青春献给了祖国的水电事业。所经手的工程也已经是数百万千瓦到千万千瓦以上的巨大工程，一干就是40年。当我看到一条条桀骜不驯的孽龙被征服、日夜奔腾的江水转化为无穷无尽的电力、给祖国带来光明和繁荣时，心中有说不出的欢乐。现在，我和水力发电已经有了生死与共的感情，什么力量都不能把我们分开。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参加更伟大、更困难的中国乃至世界的一流大水电站的建设。尽管由于自然规律的限制，我能为祖国做出的贡献已经有限了，但我回首前尘，觉得愉快和安心，因为我没有虚度年华。总而言之，我是热爱水电事业的，但这是伟大的历史潮流把我推上这条道路的，我与水电事业是“先结婚后恋爱”的。

    至于我怎么打发自己的初恋——中国文学呢？据说一个人对他的初恋是终世难忘的，我也如此。尽管我已做了工程师，整天和大坝、隧洞、水轮机打交道，但总是忘不了“她”，经常是一卷相随，自得其趣。不论是在野外查勘还是工地苦战，不论是读报有感、故友来访还是慈母见背、爱女夭殇，我总要把喜怒哀乐涂鸦成诗，寄托我心底的深情。这是我的乐趣，也成了祸根。尤其在“史无前例”期间，人们查获了我的诗稿，作了“史无前例”的剖析，发现其中有“史无前例”的恶毒攻击。为此，我遭受了难以忍受的折磨。幸喜我对中国历史颇有研究，当年津津有味地探索过明太祖和乾隆皇上的文字狱，觉得自己尚未遭受凌迟和灭族之祸，大可自慰，因此还能熬到“四人帮”垮台，这是后话不提。

    （本文选自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的《春梦秋云录——浮生散记》第3版，标题为编辑所拟。《春梦秋云录——浮生散记》作者潘家铮，我国著名水利水电工程专家、原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国家电网公司高级顾问、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资深院士。撰写了专门著作20种，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总字数达1000万左右，其他主编过的书籍和主笔的技术报告为数更多。他还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和政论性文章，其中《潘家铮院士科幻作品集》荣获新闻出版总署政府出版奖和2011年首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作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