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的回溯与前瞻：从彼得·伯克出发

    应当说，国人对兴盛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新文化史”接触也早。1991年高毅教授出版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便颇得“新文化史”神韵。但只是在最近十余年，国内学界才对“新文化史”真正加以重视。无论是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彼得·伯克等文化史家，还是克利福德·吉尔兹、布迪厄、福柯等为新文化史提供理论资源的学者，其著作均有被翻译出版。仅彼得·伯克一人，便有十数种著作被译成中文。他本人也在1999年应邀来到中国访问、演讲。在中国史领域，还有不少学者提出借鉴“新文化史”的研究成果以拓展中国史的研究领域、方法。与此相关的研讨会、论文集，以及个人专著亦推出不少。在这热闹景象下，确是时候对“新文化史”的内涵、特征、影响等等有关问题展开研究。作为国内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以西方“新文化史家”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蔡玉辉教授的《每下愈况——新文化史学与彼得·伯克研究》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国内历史学者在此领域的最新思考与研究。

    《每下愈况》一书的主题虽在论述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的史学思想，作者眼光却并不拘囿于此，同时用了众多笔墨来考察“新文化史”的前世今生。全书共上、下两编。

    上编为“新文化史之前溯”，重点论述传统文化史的流变，不同文化史观的举证与论析。作者从文化史的传承与发展角度，结合布克哈特、赫伊津哈、埃利亚斯、E·P·汤普森的文化史实践，论述文化史自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后期，由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流转的历史进程。作者认为，自19世纪中叶至今，文化史写作可划分为三阶段：1860年代至1940年代的精英时代、1950至1960年代的民众时代、1970年代以来的新文化史时代。宏观而言，文化史的写作实践“经历了一个‘从上向下’、从窄到宽、从精神到日常生活、从单向到多维、从聚焦到弥散的发展过程”；这些特征具体表现在如观念、内容、重心和方法等等此期间，文化史也由政治史下的一个派别，逐渐发展成为当今的一门显学。

    在下编“新文化史学与彼得·伯克研究”中，作者首先重点考察新文化史的发展历程与史学特征，借此阐明新文化史较之传统文化史所体现的问题域的变与不变。在回顾文化史的发展历程基础上，作者试图对“新文化史”实践作一概观，重点论述其发展历程、实践成果，及其兴起的动因。作者指出，历史叙事、微观史写作和文化建构是“新文化史学”的三大特征（或学术成果）；其理论来源庞杂，几乎涉及战后英美知识界的诸多显学与“主义”，如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人类学（尤其是英美的文化人类学）、后现代主义下的文学批评等等。新文化史学是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欧美国家的怀疑、问诘、否定、颠覆、解构的思想潮流大势的顺应，是对蔓延于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挥别“科学”拥抱文化的学术需求的应和，是对涌动于知识界、思想界的大众化、平民化价值诉求的呼应，是对年鉴史学长时段宏大叙事的反拨，也是对计量史学将历史过程和事件数字化、固化的挑战。

    通过分析彼得·伯克的历史观与文化史观，作者勾勒出一幅身兼“新文化史”旗手与传统文化史推崇者的伯克肖像。就伯克的历史观而言，作者认为，整体、联系与多元是其三大特征。有学者曾指出，伯克的学术追求之一，是“探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一种共同的欧洲史和一种共同的欧洲文化”。无论是对史学史与理论方法的关注，还是区域文化史研究，均是如此。如本书作者所言，伯克的史学实践是从整体上考察“存在于”各国、各民族、各群体、各文化体之间，乃至各个学科、各种知识、各种思想和观念之间的复杂联系。正是基于这一整体史的问题预设，伯克致力于调和社会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试图突破不同领域间的藩篱，促进研究主题与手段的多元化。在伯克看来，文化是一种普遍、客观、观念和物质的存在。正因其无所不包，故而需要多元方法考察多元联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社会学、人类学影响，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在欧美史学界影响日著。伯克身处其间，身体力行，逐渐成为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历史学家。

    就伯克的史学观而言，作者归纳为文化中和观、建构观与多维观。概言之，“中和观体现的是一种价值取向，其中包含了对大众化、日常化的追求；建构观体现的是一种创新意识，包含着对熟习化的否定，对‘约定俗成’的否定，对新意的追求；多维观体现的是一种平等意识，包含了对欧洲中心主义、文化沙文主义的否定，对多元文化的追求。”（《每下愈况》，第190页）

    用伯克本人的话来说，他选择的是一条文化折中主义路线。在他看来，“就文化沿革、历史思想史和史学史的总体态势而言，一般说，新的史学并不一定非得要通过一场成功的革命将旧的史学驱逐走，而是与之共存，实际上是与之相互作用，产生出混杂的样式。”（《每下愈况》序言，第2页）就“新文化史”而言，它某种意义上是布克哈特等人开创的文化史传统在新环境下的产物。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伯克的保守，实际上，在众多业已成名的“新文化史”家中，伯克要比他们中的许多人更为欣赏传统文化史的成就。（《每下愈况》序言，第5页）伯克的文化折中主义还体现在关于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的研究中，伯克指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并非天然存在阶级间的冲突，实际上，二者是两种并行不悖的文化，“对于大众文化，上层社会先是参与其中，虽一度退出，后又从旁观进而研究汲取，实际上，大众文化是上层阶级的滋养源。”（《每下愈况》，第137页）伯克的在大众文化史这一态度，鲜明地使其有别于盛行当时的“底层历史”书写。

    “新文化史”的浪潮已过，文化史也从过去“学科之林中的灰姑娘”转变至今日显学。“文化”无所不包却又难以名状，似乎无论何种事物都可以有“文化史”。面对学术研究中的碎片化与专门化趋势，年逾古稀的伯克仍笔耕不辍，积极努力地试图以整体的眼光、加强科际合作，推动史学研究向前发展。正如本书作者所言，进入21世纪，“新文化史学”又将转向何方，如何演化，值得关注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