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蒋介石翻案”的失败之作

    陶涵（Jay Taylor）的英文蒋介石传《大元帅：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奋斗》（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认为过去对蒋的评价过于严苛，甚至扭曲。然作者陶涵认为蒋之崛起由于“坚毅、忠诚、勇敢、廉洁”（P10），也未免过于溢美；又认为蒋介石没有那么失败，因他在台湾为民主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大陆的现代化提供了典范，更不免矫枉过正，且与事实不符。 

    此一过正的翻案之作，不仅由著名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且得到一些学者的赞赏，认为是超越前人的杰作，更令一些亲蒋人士感到欣慰，甚者有人认为这位作者在历史评价上帮蒋介石击败了毛泽东，不得不令人感到时异情变，翻案文章也应运而生。然吾人细读之余，虽喜其文笔流畅，正文长达595页，读之愉悦，但就内容而言，颇多可以商榷之处，更有不少谬误，兹评说如下。

    基本事实之误

    书中谬误之处，不胜枚举：若谓理学源自对十三世纪蒙古入侵的反应（P13），他不知十二世纪的朱熹已是集理学的大成者；孙中山被举为同盟会的“总理”，却误作“总裁”（P17），作者不知“总裁”乃蒋介石独享的尊号，于是又误以为蒋死后其子经国被选为“总裁”（P585）；孙中山离开日本前《民报》的主编是章太炎，而作者误作汪精卫与胡汉民（P19）；作者说武昌起义后，“军阀时代已经开始”（P21）；又说辛亥革命陈其美在上海举事，用的是“五色旗”（P23）；又误指宋教仁在辛亥革命期间，是广州与武汉斗争的“英雄”（P26）；指陈洁如为“妾”（concubine）（P59）而非蒋介石的明媒正娶，作者不知黄埔军校学生皆称陈为“蒋师母”，檀香山华人以“蒋夫人”欢迎陈，以及蒋与李宗仁交换的金兰帖子上所书，均视若无睹，而情愿相信不实的传言。

    陶涵又说1935年已经有了蒙古人民共和国（P114），说上海有“胡同”（P148）。又说汪在河内，因不听蒋劝告赴欧，蒋才派特务杀之（P170），作者不知汪发表艳电后准备赴法，因刺汪误杀曾仲鸣，汪乃决心与日谈判；作者又将曾仲鸣误充汪之侄儿。把宋希濂误读为“Song Xiliang”（P418），曹聚仁误读为“Cao Zhuren”（P459）；把著名华裔作家Iris Chang 误读为“Irish Chang”（P626）；又误将1960年代“最令 [蒋家] 头痛的”（the peskiest gadfly）《文星》杂志的年轻主编李敖当作“发行人”，并误以为李敖因提醒蒋氏宪法保障言论自由而被送往专门关政治犯的绿岛四年（P544），作者不知李敖判刑十年，是因台独冤案，从来没有到过绿岛。作者又不加考证即谓张灵甫及其四位将军兵败集体自杀（P373），而不是被击毙；作者又说陈仪被捕杀因其有“通匪”之嫌（P401），不知实因被其义子汤恩伯出卖；作者也不知所谓五百完人在太原官署集体服毒自杀（P407），原是编造的故事。这些事实之误绝非笔误，正暴露作者在基本历史知识上之欠缺。

    没能善用蒋日记原件 

    陶涵蒋传的写作方法以年代先后叙述其生平，分四大部分，即早期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台湾时期，并将之连接到相关的人事。蒋氏是现代中国史上的首要人物之一，与他相关的中外人事，当然十分丰富，因而这本书实际成为蒋介石及其时代史，而非基于对这个历史人物的人格与内心世界作深入分析与解释的大传，结果只是将其言行作不同角度的解说。时而似乎以蒋氏的代言人自居，为之辩解，如谓“他自思是一有道德的、诚恳的儒家基督徒，其动机在谋求中国的统一、现代化与独立多于个人权力的愿望”（P10），甚至一再为蒋介石开脱与洗刷，并将之作为论述的基调。而此基调对西方读者而言，或许有些新意，但对华文世界来说，大都是国民党内正统派、亲蒋派的老调重弹而已。事实上，陶涵曾得到蒋经国基金会的资助，以及诸多亲蒋人士的口授，而作者自己中文能力极为有限，对中国历史又认识不足，难得看到正确的独特见解。

    蒋介石日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的开放，新史料的出现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争相阅读。陶涵亦不后人，在其蒋传中多加引用，但相当多的部分仍然转引自秦孝仪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令人感到既有原始日记可查，何必转引？而秦氏在编辑过程中动过手脚，早为识者所知。但是这位作者却说曾对照日记与秦编，没有发现主要的不同（Pxi），又言蒋氏日记为包括西安事变在内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新见（cast new light on major historical events）（P3），足以令人怀疑这位作者是否真有阅读蒋氏日记原件的能力而不得不假手他人，更不必说能够作批判性的运用。按蒋氏日记在其生前一再抄录副本留存，期盼日记流传之心已昭然若揭，至于日记原件，若完全是隐秘的空间，不欲示人，又何必对许多重大事件“讳莫如深”，隐而不书？更何况本书作者也承认，现存的日记也曾经过家人的编辑与删节（P31），并不完整。再说蒋氏日记原件中诸多自责自励之语，也不足为异，原是中国传统日记作者所优为，自我检验，操之在我而已。总之已开放的日记原件确有其参考价值，大可作为深入分析蒋氏性格与内心世界的丰富素材，然不能被日记牵着鼻子走，尤不宜不加论证与分析就引为证据。

    蒋在日记里大谈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并以修身养性自我勉励，作者就信以为他是“一个新儒家青年”（a Neo-Confucian Youth），便下结论说，儒学对青年蒋介石最大的影响是“自律”与“品格的培养”，更由此认为蒋是一负责任、很勇敢、讲荣誉、非常积极之人（P14），这就是被日记牵着鼻子走的好例子。整体而言，陶涵对蒋的正面评价与蒋在日记里的自许，颇多契合, 正可略见其中消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者，总要将其一生言行对照来看，才能下定论。作者并非不知蒋自小在乡里间，就拥有“瑞元无赖”的绰号，以及性好渔色，“有了妻妾，还要嫖妓”（P38），作者也不否认蒋时常殴打发妻毛福梅的记载以及蒋氏生平暴烈的性格，也认为陈洁如所说蒋染给她梅毒不可能造假（P40）；若然，则所谓新儒学的道德力量，似乎对蒋所产生的影响甚微，又如何能轻易下结论说，蒋介石是一位“现代新儒家”。陶涵又进一步说，蒋必乐见中共终于以儒家学说取代了阶级斗争，而中共领导人像蒋一样成为“现代新儒家”（as modern neo-Confucianists），足见这位作者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新儒家，难辞滥用名词之咎。至于说，蒋氏父子若能见到今日上海与北京之繁华，必定会深信“他们长期策划的反攻大陆成功了”，因为此乃蒋氏父子“现代中国的远景，不是毛的”（it is their vision of modern China, not Mao's）（P592），读到这里，令人莞尔。

    我们必须认识到，货真价实的日记原件里所说，不一定全是真话，例如陶涵在书中指出，蒋早于1950年6月26日的日记里，就说孙立人“通匪”，情报人员又报告他爱听的话：“孙的陆军总部里面有匪谍”，而孙竟然仍是陆军总司令（pP436、 437、 441），但陶涵没有注意到这不是真话，而是连蒋自己都不信的假话；他若真的相信，怎么可能容忍一位通匪的陆军总司令在位长达四年之久？

    蒋如何取得国民党领导地位？

    陶涵所述北伐一段很简短，几乎是蒋介石的个人秀，说他如何英勇，因他不信任其他将领的能力，所以才直接指挥下级军官（P58、60），言下之意，北伐都是这位总司令的功劳。其实，诚如美国学者焦丹（Donald A. Jordan）在其《北伐》（The Northern Expedition: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一书中所说，当北伐攻势已经取得成功后，蒋才在广州誓师。攻克武汉的主力也是李宗仁的第七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而李、唐在陶涵的笔下都是“军阀”。陶涵用李宗仁的回忆录说蒋在作战时如何勇敢沉着，却全不提蒋在长沙第八军军前坠马的窘态，其主观选择性之强，可见一斑。当然陶涵也看不到北伐军以少胜多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主要得助于反帝风潮的扩大与大量俄援的到来。攻克武汉后，正待大举北上，蒋总司令却决定回兵江西。陶涵说，蒋急于东下江浙，为了稳定武汉，发展经济（P63），有违史实。蒋介石日记所云：“余决离鄂赴赣，不再为冯妇矣”，才是真话。蒋不愿成就李、唐等“诸侯”的功业，故另谋发展。但是他在南昌遭到惨败，还得靠武汉的“诸侯”以及俄国顾问前来相救，才获胜利。

    蒋介石到上海后突然清党，明摆着要清除异己，稳固自己的权力。汪精卫应邀自法返国，蒋竭诚欢迎汪主席回国主持党务，并亲往迎接，力数共党阴谋，要打倒国民党，但汪往访陈独秀后，知并无此事，自无随蒋一意孤行之理，遂与陈共同发表声明，谋求维护孙中山联俄容共之既定政策，决定由武汉中央处理，然后到南京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汪又电蒋告知“中央已经决定迁都南京，不日即可来宁开会”，要蒋耐心等待，然而蒋急不可待就发动“四·一二”血腥镇压，与中央决裂，造成宁汉分裂。陶涵显然误解这段史实，说是蒋认为汪已正面响应蒋要清共，同一日却与陈发表联合声明，并一起潜赴汉口，蒋遂决定清党（P65-66）。陶涵除要为蒋找政变理由之外，还作假设说，若汪留沪与蒋一起反共，则汪可控制政局，蒋将永远无法取得国民党的领导地位（P65），真是太不了解蒋，更不知枪杆子出政权的硬道理。清党杀戮之惨，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陶涵似无必要说残暴与险诈双方都有，以淡化蒋氏所为。至于陶涵说只有数百共党被杀，显然不实；说周恩来虽被白崇禧抓到，但蒋命令放人（P66-67），却无直接证据，至于说周与蒋一直互通款曲，显然言过其实。蒋介石想要以武力解决武汉中央，结果兵败；徐州战败后，更是两面受敌，在压力下不得不引退，然而陶涵认为蒋之引退是站在“道德高度”（the moral high ground），而将自己前途置于不可预知的情况，不知蒋自南昌以来，以个人的主见、情绪、利益行事，抗命中央，别立中央诸多事实，显然是造成革命阵营内部分裂的主要人物，而其引退实为再度复出之本。蒋一生引退多次，有哪一次不卷土重来？何“不可预知”之有？

    抗战中的“溶共”之心

    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终止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政策，中日战争遂如箭在弦，一触即发，斯乃此一事变的历史意义。然而陶涵的结论是：此一事变“没有改变历史，蒋之决定才是定调”（the kidnapping itself did not change history; it was Chiang's decisions that shaped events），于是认为蒋于事件中没作任何承诺，回南京后他有另一次机会发动全面军事进攻，以解决共党问题，但是他不屑做（P137、142），这真是太不了解事变的始末了。至于陶涵说，蒋去西安之前已经是受人欢迎的领导人，回来之后则成为全国的英雄（P135），也非实情。事实上，之前他的不抵抗政策甚不得人心，学潮四起；之后他之所以受到全国的欢迎，正因他答应停止内战，共赴国难。若事变后仍然大举内战，全国上下岂能继续支持蒋政权？蒋氏当然想陶涵之所想，但他做不到并不是因为他忠厚老实，而是为情势所逼，不得不尔。至于说若无西安事变，毛或将逃亡到外蒙或苏俄，以及张学良自认犯了大错才送蒋回南京云云，皆弹国民党正统观之老调而已。

    陶涵说蒋介石长期不抵抗，是为了准备对日作战，然而不抵抗期间严重消耗国力的多次内战又作何解释？至于说一旦抗战，他便坚定不移（P146），亦非事实，此书根本无意深入探讨抗战期间蒋方与日方秘密和谈的详情。蒋命黄河决口，八十余万人丧生，居然说此举阻挡日军西进长达六年之久；蒋面对如此重大伤亡无动于衷，而陶涵竟说很少有领导人在大战中会有动于“衷”（P155）。长沙大火是严重的错误决策，而陶涵只愿意说“可能是蒋氏下的命令”（perhaps Chiang ordered the deed），但接着又说蒋不曾下令摧毁将要沦陷的城市，又说蒋夫人写信给她美国同学，宣称火烧长沙不是蒋的责任（P160），于是陶涵照单全收蒋氏夫妇的一面之词。

    国共合作抗日，乃大敌当前不得不尔，蒋介石虽不能也不敢公然决裂，然其“溶共”与灭共之心，未尝稍歇。陶涵承认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后，蒋介石已将防共的重要性置于抗日之上。因中共发展得太快，故命胡宗南与阎锡山围堵共党于西北一隅（P163）。当时国强共弱，弱者不会愚蠢到挑衅强者。震惊一时的新四军事件，目的就是要将长江以南的共军清除，然而陶涵单取一偏之论，认为事件之起，很可能是共军袭击国军而又不听命之故，以附和蒋方之言，又进而说毛与周意见不同，以及毛故意挑起此一事件。陶涵并以其事后聪明说，各方对新四军之同情，中共大获宣传效果，就是毛所要达到的挑衅目的云云（参阅P172-177），真是倒果为因，甚不足取。陶涵既不知周恩来于1941年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第二版开天窗处所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也不去翻翻蒋于同年1月30日在日记上得意地写道：“解决新四军案，撤销其番号，此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也。”很令人玩味。不过，诚如陶涵所说，此一事件其实使蒋得不偿失，反使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更加坐大，与中山舰事件的后果大不一样。

    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中国抗战不再孤立，并得到强大的外援，自此美、蒋关系恩怨不断，也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命运。许多蒋传作者喜欢将美蒋关系聚焦于一些耸人听闻的人事上面，本书作者陶涵也不例外。最明显不过的是，自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到中国上任后，至其与蒋闹翻离职回美，此一时期的中美外交史在陶涵的笔下，几乎就是蒋、史斗争史，喋喋不休。与其他美国作者相比主要是比较同情蒋，呈现褒蒋贬史的异趣，与梁敬錞等人的观点略同而已，但是事实就是这些，只能炒冷饭而已（参阅P196-294）。这样又不免模糊了重要的历史发展。作者若能从大处着眼，便知从珍珠港到中途岛，美国的策略是联合各方全力打败日本；中国已苦撑四年，敌人也就是日本，共同打击日本的目标与利益显然相同。然武汉失守后，由于地形阻隔，中国战场呈胶滞状态，蒋介石遂采防共优先于抗日的策略；美国参战后，蒋认为日寇已不足惧，共党才是心腹之患，于是处处试图防之、溶之、灭之，不免与美国欲结合包括共党在内所有力量打败日本的策略相背。当美国决定要武装共军抗日时，蒋再也不能“忍辱负重”，不惜决裂。蒋史交恶，若从大处着眼，实际上是美蒋在策略上的矛盾，只是史迪威直率无忌，对蒋甚不礼貌，称之为“花生米”而不名，甚至当面辱之，使得矛盾更为戏剧化而已。

    谁是和谈破裂之始作俑者

    约自1943年起，美国胜券在握，遂逐步筹划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期盼统一强大而亲美之中国，与美、英、苏并立为四强，以为其东亚盟友；强大亦是苦难中国所盼望，蒋亦何尝不想成为四强之一的元首。本书作者并不讳言，积弱之中国几临崩溃的边缘，蒋又时以中国将溃败向美索取更多美援，然而战绩不佳，令美沮丧，复有国共间的磨擦，成为战后最大的隐忧；若不解决，中国如何统一？若不能统一，又遑论强大？共党问题原是蒋介石的最大关切，然解决之道，与美并不相同。美国以民主立国，于战后中国建立民主之联合政府，固其所愿，亦是统一富强中国的基石，但是蒋以统一政令与军令为前提，要中共必先交出政权与军队，而后容纳共党参与其政府，无异招降纳叛，于抗日战争期间壮大之中共岂能接受？故调解之美使，虽络绎于途，并无善果；即以马歇尔之尊贵，亦徒劳无功。蒋初欲联合美苏逼毛就范，后知不可能，遂力言可一举灭共，并深知美国民意反共，必不我弃。美国之终于转向亲蒋反共，果势所必然，如杜鲁门致马歇尔密函所言：“为了地缘政治之故，万一和谈破裂，美国只有支持蒋介石。”（for geopolitical reasons, even if talks broke dow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support Chiang Kai-shek）（引自P355）于是蒋乃有恃无恐，一意孤行。依美国计，若蒋果能迅速用军事力量解决毛共，未尝不能达到其预期之战略目标。既有此种想法，国共内战终不可免。马歇尔于和谈破裂后在公众场合将责任归之于国共双方的极端派，显然是外交辞令，因国共两方都是蒋或毛说了算，没有什么极端派可言；事实上，马在其文件中透露：“（我）必须说，蒋及其政权要负和谈失败最大部分的责任。”（见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35）多年之后，马在私下访谈中更直说：他曾被（蒋介石）“出卖”过好多次（betrayed him down the river several times），“卖到下游”（down the river）是美国人用语，背景是将黑人转卖到密西西比河下游去当奴隶，比喻极为严重的“出卖”与“欺骗”行为。马显然抱怨在和谈期间，屡上庐山，不断受到蒋之诈骗与愚弄。蒋之所以要愚弄马歇尔，因在美国压力下不得不谈而实不愿谈。蒋之不愿谈，其迹显然，曾一再公开说，中共问题足可以武力解决。正因马歇尔警告蒋刻意用武力解决争端之后果（参阅P354），故蒋在1946年7月17日的日记上写道：“美国始终坚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张，而置我国存亡于不顾，至可痛惜也。”10月间，又在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扬言五个月内打垮共军；既能如此，又何必和谈？然则和谈破裂之始作俑者岂非蒋乎？然而本书作者陶涵处处引用蒋之说法，指马歇尔偏袒共党，总是指责蒋而不指责毛，与共方埋怨马偏袒蒋介石，相映成趣，正见马歇尔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也，其窝囊可知。陶涵同情蒋，认为蒋是一清廉爱国的中央政府领导人，谋求中国之统一与民主，而毛共拒绝参与其政府，在苏联支持下公然叛乱。如此说法，原是蒋氏旧说，并无补于历史真相之理解。

    另外，谁是国军溃败之祸首？陶涵依据蒋《苏俄在中国》（1957）一书所说，国内外之干预使蒋氏无法做到先前不去占领东北之决定，以至于他最精良的军队陷于东北泥沼之中。所谓外国干预无非是因为苏联声言与蒋合作，以及美国的鼓励并协助蒋运送八个集团军到东北（P327）。多年之后，蒋又抱怨当时马歇尔的立场与态度使他决定争夺东北（P339）。这些都是事后聪明的话，要把责任推给别人，当时的他，意气风发，认为可于短期内剿灭“共匪”，岂有不想收复东北之理？

    陶涵认为满洲一战（辽沈之役），决定了中国的命运（P373），并作无端假设说，若于1948年秋天将东北的军队撤出，将可保住黄河或长江流域（P392-293），根本是不实的猜测之词。东北战场固然重要，但是在辽沈之役结束前，蒋充满信心的军事优势已经在消失之中，中国的命运也已经被决定。蒋的军事行动原有备而来，故和谈一破裂，立刻“全面进攻”；没有得逞之后，始改为“重点进攻”，一个重点在陕北，不到一星期，胡宗南就已攻克延安，但是胡部转战陕北，捕捉不到共军主力；一年以后，毛又回到延安。另外一个重点在山东，蒋介石发动三个兵团二十余万众，拟一举歼敌于沂蒙与胶东地区，结果全副美式装备的张灵甫师，全军覆没。约略同时，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南窥南京，像刀锋指向心脏。蒋遂又改为“重点防御”，分为二十个绥靖区。这三个阶段犹如三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所谓辽沈、淮海（徐蚌）、平津三大战役，已属三而竭之时期，胜败命运早已决定矣。

    蒋介石丢掉大陆应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结，然此败军主帅，仍掌控国民党政军、特等权力机器，美国人虽欲去之而不能，又拜天时与地利之赐，在台湾岛内发号施令长达二十五年之久。陶涵写孤岛上的蒋介石近二百页之多，几近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就其生命历程而言，差可相当，然就重要性而言，殊失比例原则。陶涵提到蒋在1946年之秋，就已想到“有朝一日有可能到台湾避难”（the possibility of some day taking refuge on Formosa）（P362），不知是蒋未卜先知，还是陶涵事后聪明？难道蒋在国共内战未决之前已经失去信心，就想逃亡到台湾？陶涵不是也提到蒋会在五个月内消灭“共匪”吗？当时如此有信心，怎会先想到逃难呢？ 

    蒋介石是如何“复职”的

    蒋介石逃难到台湾之后，仍然是在野之身，但他人下野，权未下野，依旧掌控党军政机器，下令搬运黄金、故宫宝物等等，更不在话下。不过，为了名正言顺，他急欲复职。陶涵写道：1950年2月3日，李宗仁告知台北当局因健康缘故必须留在美国，于是蒋介石决定复职。蒋复电赞赏李为国付出，但在日记里却骂李是“无耻的人渣”（a shameless scum）。陶涵虽然指出，蒋自称若不复职不仅台湾而且整个民族将毁于一旦是“自恋式的幻想”（narcissistic fantasies），但立刻补充说，此后蒋无论在公众或幕僚之间不再重复此类幻想（P428）。陶涵有所不知，蒋后来对大陆同胞广播时自称“民族救星”！更重要的，陶涵轻描淡写蒋之复职过程，掩盖了不少真相。当年蒋辞职下野，按宪法李应以副总统继任为总统，但蒋只令其为代总统，是于法无据的，更幕后操控，使李有职无权，最后只好抱病赴美就医。当国府先后迁至广州与重庆时，已有复职的呼声；及撤退到台湾，蒋大权独揽，复职更是迫在眉睫，然因顾忌美国人的态度，一时未敢贸然行事。最顾面子的做法当然是得到李宗仁的合作，陶涵若得见李宗仁于1950年2月6日写给居正的信，便知台北方面一直在逼他“让贤”，但是李反对蒋复职，称之为“复辟”，更不能将国家名器私相授受，坚持护宪的立场。居正时在台北任监察委员，蒋必悉此函内容，故蒋乃发动李在台旧部，如白崇禧等人，屡电促李返台。李以病体未愈不能长途旅行为由婉拒，然坚持复职必采合法途径，“方免违宪之咎”。其实，李病体已经复元，诚如其回忆录所说，如其贸然回台，必将任由蒋摆布，逼他劝进；蒋氏一旦复正大位，李虽欲求张学良之处境而不可得。蒋知李不可能被利用，遂于3月1日不顾违不违宪，在台复职。陶涵有所不知，蒋复职之后，杜鲁门仍以总统之礼接待李宗仁，以表示蒋复职之不合法也。

    不切实际的历史地位

    陶涵的蒋传是一本厚重的书，长达722页，但质量并不厚重，主要问题有好几方面。首先，此书取材虽广，但对材料的考辨不够严谨，以致泥沙俱下，真伪相杂。此书出版前已有中西文蒋传多种，不无参考价值，但陶涵取用无多，中文著作更无论矣。英文近著如芬比之蒋传，也未提及。其次，为人立传自当客观，然客观并非善恶是非并举，而不加分析与评论。若谓蒋既是儒者又是现代人，既暴躁残酷而又勇敢正直，其间不无矛盾难协之处，有待作者说明。引录蒋之日记，应具批判眼光，以为佐证，不宜由其自说自话，视为定论。若谓从日记可知蒋为一诚实之人，即太天真。

    陶涵欲为蒋氏别立不切实际的历史地位，诸如机敏的战略家、精明的军事领袖、成功的外交操弄者、现代新儒家、诚实不欺的个人，以及爱妻子的丈夫等等，莫不令人质疑。由书名可知，作者更有意视蒋为启动中国模式民主现代化之进程者，然而通读全书，蒋氏平生所作所为，殊少与民主进程有关，此书难免令读者有言多不实之感。作者陶涵认识蒋之不足，实与其对中国现代史事所知有限有关，诸多之事实谬误更证明其尚未能掌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基础知识。此书对西方读者或感新鲜，但对华文读者而言，主要贡献只是提供了一些美方的数据与观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