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维尼翁：徜徉在中世纪

    披着晨光的碎影，从戛纳驱车北上，头一站就直奔阿维尼翁，是我提议顺道在此停留。跟中世纪史打了不少年交道，欧洲天主教会历史上有名的“阿维尼翁之囚”的发生地，无论如何是该去看看的。

    一

    这座安安静静的小城，人口仅数万，不抵中国一座小县城，竟也是省会——沃克吕兹省首府。跟我们到过的很多欧洲小城一样：城市的样板在全国星罗棋布，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人口的城市化程度颇高，而城市的规模却一般都很有限。

    阿维尼翁以每年夏季的戏剧节闻名，自战后创办以来已历多年，蔚为传统。南法不像巴黎，没有那么多观赏戏剧的机会，因而十分难得。人家办节会更看重的是精神汲取和文化信息的传递，而不是什么“经济唱戏”，更不同于时下遍地开花的西瓜节、葡萄节。在城内闲逛时，我果然瞥见一处门口带拱廊、阳台的二层楼剧场，门上赫然标着theatre（法文和英文一个样）。只是不巧，阿维尼翁戏剧节一般在7月份举行，8月下旬才得光顾该城的我们，已经错过时间点了。

    阿维尼翁最值得留意的，当然还是那种触手可及的历史文化质感。

    若论阿维尼翁（Avignon，早先亦译阿维农）之源，却比中世纪更早，大概可追溯到公元前若干世纪的上古，由马赛溯罗讷河而上的希腊移民来此建城。到了罗马人统治这一带时，开始有了拉丁语名称阿维尼奥（Avennio）。该城所在的南法普罗旺斯地区，在全高卢是最初受到罗马阳光辐射的，小城靠近南北走向的罗讷河——文明交流的古老通道，沿河曾涌现一连串古城，里昂、维埃纳、阿尔勒、奥朗日，阿维尼翁不过其中之一。

    然而，阿维尼翁的重心依然不离中世纪。她完好的古城墙长达5公里，带有8座塔楼,城门、城垛一应俱全，块石垒砌，高巍坚固，就是由中世纪教皇所建的。城墙环绕的中心腹地偏北，坐落着作为阿维尼翁核心建筑的教皇宫，这是我们参观的重心所在。

    二

    教皇作为天主教会的最高首脑，被视作上帝在世间的代表，千百年来常驻罗马城，所以一般通称罗马教皇，何以又同阿维尼翁关联，至此建城立宫？这就牵涉到了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恩怨。

    中世纪的罗马教会作为超国家权力机构，曾经权倾一时，拥有巨量的财力和政治影响，不仅掌控着宗教和社会的精神层面，而且处处插手欧洲各地的世俗事务。王权则力图摆脱教权对本国利益的干预，开始频频发起反击，这种斗争尤以11—14世纪期间为烈，这就引发了教会——具体说就是教皇、教廷和欧洲帝王、诸侯间的诸多冲突，史称“政教之争”。

    13、14世纪之交的法国，正是国王美男子腓力四世在位时期。他性格沉稳含蓄，却敢作敢为，一直着力于谋求法国疆域的统一，对英国、佛兰德尔和神圣罗马帝国数度用兵。由于连年征战，军费开支浩大，腓力四世便打破以往的免税惯例，转而向国内教会征税，这就得罪了顽固维护教会特权的罗马教廷。时任教皇的是卜尼法斯八世，他向来坚持教皇对所有教会财产拥有最高处置权，教士不得向国王纳税，违者要开除教籍。这么一来，腓力四世和卜尼法斯八世便公开交恶：从纳税与否，又延伸至司法权的争端，再发展到国王当众烧毁教皇所颁布的敕令。1302年5月，腓力四世在巴黎圣母院首次召开由教士、贵族、平民组成的法国三级会议，用三级会议中的贵族、平民来压教士使之听命于国王，并对抗教廷。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对这位愈来愈不听话的国王再度祭起了开除教籍的惩罚大棒，国王则与之针锋相对，命人控告教皇犯下异端、非法篡位之罪。随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派大臣直趋罗马，拘捕了教皇本人，使之威信扫地，连折腾带羞辱，不过旬月，年迈的教皇便忧愤而死。

    自此，教廷欲图继续凌驾在世俗君主之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教权的衰落，使得教会自身反过来受到世俗君主的粗暴干涉。卜尼法斯八世死后，要物色教皇的后继人选。以往教皇一般选自意大利出身的神职人员，此次则给腓力四世提供了一个安插亲信、操弄教廷的机会。法国人、波尔多大主教雷蒙·贝特兰·德戈特在腓力四世的支持下，当选为新任教皇，称克莱门五世。1309年，教廷从罗马迁至当时邻近法国边境的阿维尼翁，以便法王就近操控，由此开始了教会史上的“阿维尼翁时代”，持续了近七十年。其间相继有过七位法国人教皇，直至1378年，罗马才又重新有新的教皇登位。这就是所谓“阿维尼翁教廷”（Avignon papacy），由于阿维尼翁时代的教皇寄人篱下，多有掣肘，几成法国君主的御用工具，教会史家便借用圣经里“巴比伦之囚”的典故，新创了个“阿维尼翁之囚”的词儿。

    之所以选择阿维尼翁为教皇驻地，是因为当时这里还不属于法国领土，而是教皇藩臣领地，1348年才成为教廷的直属领地。因而理论上说，教廷还是独立自主的，并非如想象那样是法王的绝对傀儡，也不是任何情况下都俯首从命。这块地产归教廷管辖，直至1791年大革命时，才为法国所收回。

    三

    阿维尼翁既成教皇驻地，教皇宫与城墙的营建，就是教廷的事了。而今留存下来的这组700年前的建筑群，因着她的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和无可替代性，以“阿维尼翁历史中心”为名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教皇宫与城墙浑然一体，皆是恢宏的条石巨构，石材严丝合缝，显然经过细致的加工，墙高50米，厚达4米，俨如要塞，坚不可摧。即使到了后来革命铁扫帚横行的时期，有人倡议拆除阿维尼翁城堡，结果也因建筑过于坚固，只得放弃。教皇宫正面的半圆形拱门，两侧各矗立着一座尖顶塔楼，数十米开外又是两座突出的平台式塔楼。整个建筑的上部都是连绵的平顶城垛，一座十足的设防城堡。这让我联想起曾见过的梵蒂冈教廷和俄罗斯谢尔盖耶夫修道院的高大城墙，都带有类似的防范和守御功能。毕竟教堂圣殿是寻求神灵庇佑的最佳场所，影片《巴黎圣母院》中暴动的乞丐们，不就是在高喊的“避难”声中退入教堂大门的么？中世纪频繁的封建混战中，教廷虽蒙上帝眷顾得享至高特权，却不免时遭叛逆、蛮族的侵扰，筑一高墙以乞平安，也在情理之内。

    教皇宫始建于12世纪，主体建筑包括旧宫殿、新宫殿两部分，像诸多欧洲教堂一样，经过多年的增建扩建后，才形成今日的规模。位于北半部的旧宫殿，由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所建，新宫殿则由后继者克莱门六世续建。据说大革命时，宫中圣像等文物的损毁十分严重，不少都被搬走，只落得座座厅堂空空如也，正如我们当下所见的那样。教皇宫不光是座城堡，还是巨大的教堂，厅殿、房室、回廊、庭院、墓室俱在，处处溢出一派中古之风，不见任何现代色彩与标识。置身其间，直如时光倒转，蘧然返归到了那个年代。文物保护，要的就是这种特定时间和空间的定格。做到了这一步，文化遗产的定位，才算得货真价实，实至名归了。

    教皇宫的墓室，颇有讲究。按教义教仪，但凡教徒弃世后，是要争取升入天堂的。能够葬入教堂墓室或墓地，自非等闲之辈，当为一种荣誉性待遇。我们在此看到了若干座颇为华贵的石质棺柩，或置于地面，或放嵌在石墙内，棺柩上大多饰有精细浮雕，展示人物生平业迹，或圣经典故、英雄传奇一类。石棺上面盖板上，往往雕刻有死者遗容全身卧像，由装束看，其身份不外教皇、红衣主教、权贵帝王。如果说，我们在巴黎拉雪兹神甫公墓，还有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可以领略到欧洲人的现代墓葬文化的话，那么，在阿维尼翁面对的却是使人信服、真切可感的中世纪天主教墓葬文化了，谁能说这样遥隔年轮的交互对话，不是极富启示的呢！

    教皇宫北边隔广场，耸有本地最大的多姆圣母院大教堂，其当时地位应与梵蒂冈的教廷圣彼得大教堂相当，但从建筑规模和艺术风格看，却大异其趣：前者仍大体带有哥特式和罗马式的结合，不脱中古遗风；而后者则显然已跨入一个新时代，满眼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元素的张扬。阿维尼翁的多姆圣母院大教堂，正面有着四四方方高耸的大钟楼，钟楼顶端中央，也立有一尊镀金圣母像，犹如里昂富维埃圣母大教堂的顶饰一般。多姆教堂广场一侧街角上，有一方大理石碑座格外醒目，是为了纪念两次世界大战死难者的。碑座中间一位悲天悯人的母亲塑像，与该教堂祀奉的圣母形象完全是一体的。这类满含人文关怀情愫的纪念物，或墓碑、纪念碑、纪念柱，或公共雕塑，在欧洲很多地方随处可见，充分体现了基督教的精神内核——对人、对生命、对历史的高度尊崇。在任何国家，只要邂逅这样的文化象征，想来都不会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的。

    四

    站在阿维尼翁城墙上，脚下是缓缓流淌的罗讷河，只见一座石砌的断桥直插河中，仅余四个桥拱，这就是标志性的阿维尼翁桥，通称圣贝内泽桥。相传牧羊人贝内泽奉上帝谕旨来此，由村民手中广聚布施，尽一生心血建桥，却不幸因罗讷河泛滥，建起的桥几乎全被冲毁。村民日后在断桥桥头建起了祭祀贝内泽的小礼拜堂，并尊之为罗讷河守护神，以示敬仰和追念。

    从高处俯瞰阿维尼翁城，尽是不超过三四层楼的坡顶房屋，除一二教堂塔尖外，绝无一幢高楼大厦，她好像始终定格在几百年前，端庄而素净，不知怎么，心头突然涌起股温馨而感动的热流。这时我却闪过一个念头，天晓得这个国家和公众给阿维尼翁下达过什么GDP指标？其实对这样的古城来说，维护好世界遗产教皇宫，永久保持原本的状貌，保持她历史文化内涵的原汁原味，就足够了。不胡乱作为，不大拆大建，比什么都强，此处无声胜有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