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的四十年情缘

    林庆彰（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

    因为学术研究的缘故，这些年里读过不少书，其中张舜徽先生的《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是我个人感情投入比较深的一本。1972年3月我逛台北重庆南路书店街一家书局时，买到一本地平线出版社出版，名为《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的书，作者题“本社编审”。当时台湾是戒严时期，有些不印作者或把作者窜改用个假名，大家都知道是大陆学者的书，但作者是谁？这书的序言有提到作者写过《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广校雠略》两本书，可惜这两本书在台湾根本看不到，也不可能从这两本书知道《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的作者。后来翻印书的出版社多了起来，大家传来传去，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张舜徽先生。

    这部书总共分为四编，第一编是通论，强调校读古代史籍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要校读古代史籍必须要掌握一些阅读古籍的技能，还有熟悉古代书籍的一般情况。第二编分论上——关于校书，讨论书籍为什么要校勘、校勘的依据，以及怎样进行校书。第三编分论下——关于读书，强调要先了解古人写作的一般现象，还有要认识古人著述的体要，怎样阅读全史，以及整理史料的一般方法。第四编附论——辨伪和辑佚，讨论辨识伪书和搜辑佚书的问题。

    我花了两个礼拜把这本书看完，觉得此书有几点特色：其一，书中所举的例子，经史子集都有，都是大家所熟悉的，读来就有一种亲切感。其二，内容编排非常合理，先讨论校读古籍的基本条件，再分论校书和读书，然后讨论读书过程中辨伪和辑佚的问题，这是阅读古籍比较合理的进程，唯有如此，才能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由于这本书有前人相关著作所不及的优点，所以从1972年起到1988年的16年间，共有八家出版社翻印过，可见该书受欢迎的程度。其中，台湾学生书局的翻印本就是为了因应我上课时的需要而印的。因为发现这本书能提升中文系学生的国学程度，当时我所讲授的课程，包括国学导读、治学方法、诗经、中国思想史，都要求学生必须阅读这本《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如果没有读完，不能算中文系毕业。为了让学生确实阅读这本书，我在期中考和期末考的考题也加入这本书相关的题目，到现在这本书每一编的后面，都还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各年度考过的问题，这也可看出我对这本书重视的程度。

    由于作者张先生对校读古籍有相当的实务经验，所以他在书中所讲的话可以说都是金科玉律，他在第一篇通论中说：点书虽是一件费时而又麻烦的工作，但是初学的人必须有毅力、有耐心，坚持以较长时间来度过这一关，在长期克服困难的过程，也就是提高自己的过程。他认为点书对初学者有两大好处：一是点校者因怕断错了句子，遭受别人的批评，就会对困难的句子进行思考，设法解决问题，这样锻炼自己，无形中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二是点校者点校大部头的书都是逐字逐句地去读，而不是草率地滑过去，这种习惯养成后，对终身做学问提供成功有利的条件。我个人也校点过好几部古书，对张先生的说法非常赞同。我觉得点校要比引用困难得多，点校一个字都不可放过，引用只引用自己懂的部分，不懂的就不引用，所以点校古籍是提升程度的最好方法。

    在第三篇分论下——关于读书，张先生提到如何阅读古籍，他认为要把一些内容相同或相近的书合拢来读，他举了一个例子，是《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这书是古代人民在长期生活中所得到知识的总结。在其它古书里也有类似的记载，如《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逸周书》的《时训篇》、《礼记》的《月令》、《淮南子》的《时则篇》，这些篇章的内容有许多相近的地方，如果能合拢来读，应该会有些新发现。《逸周书》有《官人篇》，《大戴礼记》也有《官人篇》，《荀子》有《劝学篇》，《大戴礼记》也有《劝学篇》，《墨子》有《所染篇》，《吕氏春秋》有《当染篇》，这些篇章的篇名很接近，内容也大同小异，应该合起来一起研究，比较容易发现问题。顺着张先生的研究方法，我们也可以发现像郭店竹简有《缁衣篇》，上海博物馆的上博简也有《缁衣篇》，两种的内容稍有出入，可以跟现存《礼记》中的《缁衣》一起研究，必能发现不少问题。此外，清华简里面有《金縢篇》，可以和现存58篇《尚书》中的《金縢篇》相比对研究，历来对《金縢篇》的种种批评，应可得到部分的解决。

    张先生的书所举的例子很多，不可能一一记住，所以我把张先生这本书当作常备案头的工具书，每次翻阅，就有新的领会。这本《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好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宝库。

    1988年3月，我接任《国文天地》杂志社社长，有意跟大陆学界作学术交流，我先写信给几位前辈学者，1989年3月写给张先生的信里，提到他的著作在台湾有许多翻印本，其中以《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有八家出版社的翻印本为最多。张先生很快就回信，希望每一种翻印本都替他买一本作为留念。三个月后我把搜集到的书将近十种二十余册装成一大箱，邮寄给张先生。可惜，由于《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翻印最早，很多都已绝版，只能买到几种。不久，接到他儿子张君和先生的来信，说父亲身体不舒服，要他代为回信，书已收到，非常感谢。去年六月我到武汉参加“张舜徽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张先生夫人和女儿、孙女一直跟我道谢，感谢收到那么多书。这也可以说是因《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一书所引起的一段学术因缘。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