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警顽：最特别的老“商务”

    中国现代出版大家胡愈之晚年回忆“商务”，在沈雁冰、高梦旦、郑振铎、王云五、杨端六之外，他还要“特别要提到一个职工”，这就是黄警顽。胡愈之称：他是“商务”最特别的一个人，而“别的书店没有这样的人”。

    所谓特别，是说在“商务”中，黄警顽是集发行、导购、公关、保安于一身，这在过去的书店中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是全能的角色。

    会说话的活动柜堂

    黄警顽是个的的笃笃的“阿拉上海人”，他13岁便进了“商务”，14岁时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第一届学徒考试，当时是由张元济亲自主考和面试，值得一提的，当年与黄警顽一起应试的人中，另有一位名叫廖陈云，你知道他是谁？正是老革命家的上海青浦人陈云。

    黄警顽后来自称“我在店堂里从1913年（先是学徒，后调至发行科）一直奔走到1946年，前后33年，变成一张会说话的活动柜堂，一本没有字的人名大辞典，一具商务印书馆的活广告。”原来他就是发行所店堂中的一个普通服务人员，其职责是向读者介绍书籍，也附带观察读者在店堂内的举动：“什么人来看书，什么人买书，买什么书，以及防范‘孔乙己’式的穷措书生。”其实，不仅是“穷措书生”，有一次“商务”的一个股东在看了书后竟要把书拿走，他看准了，就拉着这位股东说：“这书你忘记开票了”，那位股东只好开了票付钱，才把书拿走。

    原来“商务”发行所营业门市部是不开架的，至1932年“一·二八”之后，王云五等致力于恢复“商务”的生意，在复业那天打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大幅标语，又以“日出新书一种”为号召，为了方便读者，还特意设制了一个让读者自由翻阅新书的木书匣，但是有些读者尚不能满意这种“小开放”的格局，便有人写来打油诗：“百尺长柜面前挡，看书要用远镜望。若问君索样书看，进出一本莫相商。”王云五遂决定在“商务”的书店里实施开架售书，为了防范“孔乙己”，这自然就更需要有黄警顽这样的职员了。

    不过，黄警顽在“商务”独树一帜的并非“保安”功能，而是他的那句话——“会说话的活动柜堂”、“没有字的人名大辞典”和“活广告”，这是什么意思？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活动推广、导购、公关、秘书等等，而他在“商务”的雅号：“交际博士”，可谓活灵活现，是的，黄警顽最大的本事是真心做到一切为读者服务，这是一家出版社、一家书店最好的宗旨，而做好这项工作就不能局限于单一的角色安排，于是这才有了他“交际博士”的存在。

    与徐悲鸿之交

    关于黄警顽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是他和徐悲鸿的故事了（当然还有他与旅行家潘德明、实业家卢作孚等等的故事）。

    那是1915年夏末，徐悲鸿从家乡宜兴来到上海，当时他是一个穷途落魄的青年，一下子在上海找不到工作。徐悲鸿酷爱读书，自己买不起书，便常去“商务”的书店去“站读”，日子久了，便与营业员黄警顽相熟了，两人从交谈到互相了解，不久就产生了友谊，后来徐夫人廖静文曾从徐悲鸿口中获知：“这位比悲鸿年长几岁的营业员对待所有的人都很热情，丝毫不因悲鸿只是站读，从不购书而看淡他。在悲鸿困难时，他还伸出了援助之手。”（廖静文：《徐悲鸿一生》）

    “伸出了援助之手”，黄警顽让居无定所的徐悲鸿住进了自己的宿舍（青年卢作孚也曾亡命上海而居无定所，也有幸受到黄警顽的眷顾，并结识了黄炎培，由此萌发了从事教育以启迪民智的志向），而“商务”第一张广告也是由黄警顽请徐悲鸿画的，从而为他解决了一点生活上的困难。黄警顽当时还引见徐悲鸿给《小说月报》的主编恽铁樵，介绍徐悲鸿为商务印书馆的小学教科书绘制插图，可惜事未成，那是当时“商务”的国文部长庄俞先生缺乏眼力，予以否定了，为此徐悲鸿曾在极度失望之余，一度有轻生的念头，又是黄警顽把他从黄浦江边拉回到宿舍。

    青年徐悲鸿在最艰难的时候，是与黄警顽在上海同吃同住的，这一段往事也让他记忆深刻。后来徐悲鸿为了预备赴法国学习绘画，在震旦大学读了半年的法文，当时他用的化名是“黄扶”，什么意思呢？原来是他用来纪念两个姓黄的友人的，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两位“伯乐”和“救星”——“商务”的黄警顽以及湖州丝商黄震之（徐在震旦大学读书时，学费、伙食费分由黄警顽和黄震之分别“赞助”）。

    黄警顽与徐悲鸿的故事是这位“交际博士”的得意之作，而徐悲鸿“反哺”黄警顽，也是一桩典型的韩信不忘“一饭之恩”故事的再版，即徐悲鸿功成名就之后，没有忘记黄警顽。在他1947年主持北平艺专学校时，徐悲鸿邀黄警顽北上，让黄在自己开办的这所学校任职。1953年，徐悲鸿还和黄警顽约定：两人中如果谁后死，谁就有义务和责任把两人早年相识的经历写出来，果然，徐悲鸿于1953年去世后，就由黄警顽口述（张功良整理），完成了一篇《记徐悲鸿在上海的一段经历》的文章，而徐悲鸿虽然去世，黄警顽也仍然留在中央美术学院从事工会的工作。

    普通人的“公关”人生

    黄警顽生前写有两篇自传，一篇是刊登在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1935年1月，第32卷第1号）上的《共同努力》；另一篇是他晚年（1964年）口述并由张功良整理的《我在商务印书馆的四十年》一文（后收入《商务印书馆九十年》）。他在“商务”是职员，并不是著作家，可他一生还写过30多本书，其中大多数是关于交际（亦即公关）和服务方面的，这如《二十年社交经验谈》等，此外还有几本是关于南洋华侨史的，如《华侨对祖国的贡献》（上海棠棣出版社1940年版）、《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墨迹》（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1933年影印版）等。

    黄警顽是最普通不过的一个“商务”职员，但他在“商务”服务了近40年而如一日，如其所说，是“每天做着既是紧张、繁杂又是平凡、简单的工作”，却做出了精彩，这使得胡愈之于耄耋之年还能清晰地回忆到他，可见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未必不能起很大的作用。如他《二十年社交经验谈》这样的书，其实是可以将之与邹韬奋《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的小册子等量看的，抑或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化，如此说来，“老书局”虽然老，但它积淀下的未必都是淤泥，或许还掩藏些珠玉，比如黄警顽，真是将邹韬奋的“发展服务精神”（曾是“生活书店”的三大目标之一）发挥到淋漓尽致程度的典范了。

    当年黄警顽被“商务”录用后，先做“扫店堂、擦柜台、倒痰盂”等服务生的杂务，至1917年升任门市部店员，专门出售中小学教科书。1919年“五四”运动后，“商务”意识到“交际”（即“公关”）对发展业务的重要性，遂在店堂内开辟了两间图书陈列室，作为与社会各界及读者沟通、联络的场所和基地，他和赵廉臣两人则为招待员。其时，赵的年龄长于黄警顽，遂专门负责接待中年人和外地同业，从而推销“商务”的书刊；黄警顽呢，则分管招待本市和外埠的教育界人士和青年读者（据他回忆，他曾接待过大约300万人次的读者）。对此，后来黄警顽说：这是“‘商务’能用我之长”，那么，什么是他的长处呢？据说黄警顽的看家本领是记忆力超人，“他的头脑似乎是一台电脑，装有芯片，任何人见上一面，就被录入到他的‘内存’中去了。认识他的同时代人都对他的这一‘特异功能’既惊异又羡慕”，而他自己也称：“我的记忆力比较好，有些人经过两三次交谈，我就能记住这个人的姓名、职业和通常需要的书籍。”因之所擅长，“商务”用人得当，最终也使得黄警顽成为“商务”的“一张会说话的活动柜堂”、“一本没有字的人名大字典”、“一具商务印书馆的活广告”。

    黄警顽的另一个长处，据其所说，是他“居常仰慕晏平仲为人，勉尚侠义”（典出《晏子春秋》），与他出手援助徐悲鸿一样，他是热衷于墨家的兼爱思想的，于是从事“商务”的“客服”，他便对人格外热情，也对读者十分负责，也所谓服务周到、办事认真，从而在广大客户和读者中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尤其是南洋的侨界，因为由他负责接待，更是口碑载道。据他回忆，在“商务”“业务繁盛的过程里，我也费了不少的精力——我认识了许多学者和作家，为馆方拉了不少稿子，还同南京政府与教育和出版有关的高级行政人员，拉好有利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这就是“交际博士”的特殊作用了。又据许德珩的《回忆“五四”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学生有“学生救国会”（最初为“学生爱国会”）的组织，该组织在暑假中派出许德珩、易克嶷为代表南下联络，以通声气，先到天津，会见了马骏、郭隆真、张泰来（即张太雷）等，又到了济南，见了康生（时名张绍卿、张三洗），继又在武汉见了恽代英、在九江见了方志敏、在南京见黄仲苏，最后一站到了上海，除了会见了上海学生代表的狄侃、程学瑜（即程天放）、何葆仁、瞿宣颖、张闻天、沈泽民等，“还找到了为我们奔走的‘上海通’、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

    到了30年代，黄警顽早已是“上海闻人”之一了，那时他除了为“商务”的业务而奔走之外，还热心于社会的公益活动，如创办“民生工艺场”、“晨更工学园”等。1932年“一·二八”事变，他热情地投入创建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那时在《申报》的“社会新闻”栏目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的消息，后来董竹君女士撰写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其中也有一节是“上海商务印书馆黄警顽先生”。是到了1941年，《申报》成立社会服务处，遂请黄警顽兼任处长，负责助学、济贫、救难、处理读者来信等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这些工作对于他来讲，真是得心应手。抗战时上海沦为“孤岛”，期间黄警顽也曾与苏北的新四军有过联系，不料引起日军的注意，据说他一度遭到逮捕，受到拷打。

    说到黄警顽的婚姻，他原来是抱“独身主义”想法的，在“五四”时那曾是在青年中流行的一种思潮。他40岁终于破了“戒律”，与柏静如小姐结婚了，一如梁漱溟先生之所为，而黄警顽与柏小姐的婚礼有些奇特，因为他深受墨家崇尚俭朴思想的影响，这场婚礼的场面也就极为简朴，他们在发给亲友的喜柬上，用大字注明：“礼不收，酒也不请”，如此而已，一时成为人们的谈资，名记者俞颂华还特意在《新社会》半月刊发表了一篇《一个别开生面的喜柬》，称：“黄君的这种简单的结婚式，我以为很足矫正旧式新式婚礼上侈靡的陋习……这别开生面的喜柬，还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黄警顽一辈子服务于出版界，晚年北上服务于教育界，不幸在1957年那场政治运动中被划成了“右派”，因此又被迫退职而回到了上海。当然，彼时的上海早已是另外的“江湖”了，这位“交际博士”再也施展不了本领，据说那时他家仅是12平米的一个亭子间，里面住着妻子、儿子和外孙女，他无处容身，只得在公用过道上栖身。“文革”结束后，中央美院纠正了他的“右派”错案，全国政协也恢复了他的经济补贴，并分给他一套住房。一年后，黄警顽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