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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在《荒谬和自杀》开篇即写道：“真正严肃的问题只有一个：自杀。……自杀的行动是在内心中默默酝酿着的，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但这个人本身并不觉察。”不错，《我不是潘金莲》中的主人公李雪莲的自杀的确从一开始就在酝酿，或者说在20年前听到丈夫秦玉河背叛自己的那一刹那就已开始。人总是生活在价值中，一旦价值被背叛或被毁灭，人总是有种冲动，即用生命来捍卫价值。但是，这在今天来看，此种捍卫往往有些荒谬。李雪莲想捍卫“离婚是真”和“我不是潘金莲”这两句话不仅用了20年的生命和所有的一切，最后还不得不走上自杀之路。加缪还说，西西弗是个荒谬的英雄。李雪莲何尝不是个荒谬的英雄？之所以荒谬，是因为她的胸中还有一口正义之气，心中还有一种对人世的信任。她荒谬了20年，但是，最后，她心中对世间的那点信任终于彻底断了。大病之后，她不得不选择自杀。
事实上，正如加缪所言那样，那是一场酝酿已久的毁灭。她若不自杀，她还能怎样生活？她还有出路吗？几天以来，这部渲染着喜剧氛围的悲剧始终让我难以释怀。我不仅想问，在李雪莲状告之人中，有没有我？在李雪莲痛恨之人中，有没有我？
最近，“永州卖淫幼女母亲遭劳教”一案震惊全国，唐慧案件被推向公众，她的冤屈终于得到昭雪。之所以想到这个社会事件，一是因为这件事让人难以平静，二是因为刘震云新作《我不是潘金莲》与这个事件本质上有相似之处。小说的主人公李雪莲因为不慎怀孕，便与丈夫秦玉河商量假离婚，等孩子生下后再复婚。谁知秦玉河在李雪莲生孩子的半年内与别人结了婚，假离婚成了真离婚。李雪莲无法释怀，就想到要杀死秦玉河，却未成。然后便开始告状。从法院的一般人员到专委，再到院长，最后到县长、市长，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她、支持她。她感到县里无正义可言。于是便开始上访。误打误撞，在人大会期间碰见一位国家领导人。表面的伸冤并不能给李雪莲以人格的清白，所以，李雪莲年年上访。20年之后，李雪莲上访途中走投无路，上吊自杀。唐慧成功了，但李雪莲失败了。唐慧的事件比李雪莲的要悲苦得多，也让人同情，但李雪莲的事件显然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闹剧，也没有多少人同情。表面看来，唐慧是真实存在的，李雪莲是虚构的。然而，两个事件在本质上有着惊人的相似。
李雪莲是来状告丈夫秦玉河的，后来便变成了告不公道的官员。法官王公道并不公道。董宪法表面上正直，但在官场里混不出名堂后也变成了非正义的一分子。法院院长荀正义一点也不正义，反而成为徇私舞弊的代表。县长史为民也不为民。市长蔡富邦为了迎接“精神文明城市”的验收，下令把李雪莲拘留，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罪”——这与唐慧的“劳教”何其相似。如果说刘震云在数月后出版这部小说，都有些取材于唐慧案的可能，但唐慧案还没有公之于众，刘震云的小说就已经在印刷厂了。可见，刘震云的虚构并非无本之木，而是对这个社会的本质性把握和揭示。
李雪莲的愤怒原本是个人的愤怒，但无意之中触怒了代表法律、正义、公平的官员们。此种叙事在我们的印象中还少吗？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铡美案》《窦娥冤》等都演绎着几乎相似的故事。当然故事最终总是免不了某个更大的清官或是皇帝出面才能为“刁民”平反昭雪。小说中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省长储清廉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算得上是主持正义的“清官”，但是，储清廉的用意并非在正义，国家领导人虽是为民做主，但他对处理的结果也是哭笑不得。现实的荒谬可窥一斑。最后，李雪莲不仅是小白菜、窦娥，还是敢闹海的哪叱、敢闹天宫的孙悟空。她敢于反抗，并练就了一套对付官员的本领。
值得注意的是，《我不是潘金莲》并非简单地说谁是坏人？也没有简单地给所有的官员标签，而是深入到人性深处、人心深处、生活的习惯方面来刻画人。我们甚至对董宪法等一些官员会抱之以同情，因为他们并非不想解决李雪莲的问题，而是李雪莲的问题确实无法解决。他们也没有像古典戏剧里的那些官员那样残害忠良、杀人灭口、为非作歹，他们每一个都是有血有肉、有见解有抱负的人，然而，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几样东西：一是不为民着想，只为他们自己着想。这个官场已经成为一个私利场，哪里有公理？二是失去了基本的价值判断。虽然李雪莲有些无理，但她说的都是实情，且就是想要个说法，但是，没有一个官员愿意从人情的角度去理解她、相信她。
《我不是潘金莲》不得不让人想起电影《秋菊打官司》。她们都是要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天底下总要有让人信的地方。这地方，在老百姓的眼里，就是官员所在的公家。我还想起杨显惠的小说集《甘南故事》。在那部小说里有一则《恩贝·白玛》，说恩贝的丈夫被人杀死，按照草原古老的法则，杀人必须偿命，但在现代法律中，杀人者并没有偿命，恩贝无法信任法律，她要儿子去报仇。终于，在她三个儿子长大成人后在一次集市上把仇人杀了，而她的儿子也进了牢房，她此时才感到释然。有人嘲笑她说，你这是何苦呢？她则反问，难道这不是古老的法则吗？在恩贝的心里，始终有信的东西，那就是深藏在藏民血液里的古老律令，但它与当代的法律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同样出现在《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身上。在李雪莲看来，真的就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这就是人心。所以她总觉得公家一定会有人为她做主，但没有。
今年8月，中国人让过了唐慧，却又碰上了李雪莲。唐慧在网络的帮助下和网上无数持正义感的“刁民”们的支持下终于胜利了，并活了下来。李雪莲没有人帮，最终选择自杀。两个案件一真一虚，一浅一深，一喜一悲，直抵中国人存在的现实之困。
刘震云的这部小说，不仅是当代的“官场现形记”，更是一部追问存在荒谬的力作。他自称：“这部小说直面生活，直面当下，直面社会，直面政治，但不是一本政治小说，也不是一本女性小说，而是‘底线小说’——探一探当下的喜剧生活中幽默和荒诞的底线。我写的不只是官司，更是官司背后的生活逻辑。”
《我不是潘金莲》确是一部意味深长的小说，它是窗含西岭千秋雪。小说的结构很有意味，只有三章，但占绝大比重的前两章却是序言，是悲剧。不厌其烦地讲述李雪莲试图昭雪之路。而最后一章才是正文，不但不长，连前两章的主人公都已经消失，剩下的是一个人人都在无限度地消费的社会，一个欲望至上的“世外桃源”。最令人哑然失笑的是小说的第三章中也有上访的情节，其人却是曾经因李雪莲案而失去县长官职的史为民，他不为民作主，回家卖肉。他上访的目的不是为了昭雪，而是因为春运高峰期间在北京买不到回乡的车票，急中生智，想让自己被当作上访者遣返回家，他的目的顺利达成，押他返乡的协警还要回去论功请赏。
这就是荒谬。当下生活的荒谬，人类存在本质的荒谬。这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铸剑》，眉间尺与宴之敖复仇的意义最终被那些看客消解。《我不是潘金莲》有过之而无不及，李雪莲上访的意义不但被老史和众人消解，甚至嘲弄，在这里，意义无存。所以，第三章的题目是《正文：玩呢》。
令人悲哀的是，李雪莲始终对社会有一种信任，尤其是对代表正义、权利的公共体系。然而，这个体系杀死了她。这就是她的命运？但真正让李雪莲走投无路的并不是公共体系的非正义，而是世情社会。在中国社会，有冤一定要找官方来评理，如果无处申冤，中国人总是会求其次，这就是求亲人、社会的接纳。如果亲人、社会认为他有冤，认为他是可以信任的，那么，他就会把这种冤情留在民间，他也会生活下去。但是，李雪莲的后路也断了。
首先是最亲的人秦玉河背叛了她。最要命的是，秦玉河说李雪莲是潘金莲。这个污辱是致命的。于是，原来的亲人成了她世间最大的仇人。她的一辈子就是为这个人和这个仇以及她所信奉的理而活着。其次是她的弟弟和孩子，这些亲人们让她一次一次失望。惟有儿子能让她有些温暖，然而却也沦为官员们的帮凶，这让她彻底绝望。还有情人。赵大头曾经促成李雪莲告状成功。20年后，当李雪莲再次要告状时，赵大头又出现了。这一次，他们情投意合，并且李雪莲为他献了身。然而，当李雪莲无意中听到赵大头在向官员报告如何欺骗她的过程时，她觉得自己真成了潘金莲，精神世界彻底坍塌。最后是至交，表弟乐小义。她走投无路之时找到乐小义。乐小义对她也是倾囊相助。但李雪莲却在乐小义这里落网了。这一笔在小说里写得较为隐秘，是不是乐小义也出卖了李雪莲，不是，又应该是。一个无形的网织得越来越密，把所有的人都织了进去，只把她一个人挤到了场外。她竟然成了整个社会的对立面，只有在假身份证上才能为自己“昭雪”（赵雪）。李雪莲没有什么信仰——偶然间去了一趟庙里，也不是真信菩萨。她的信在世情中，在亲人间。这最后的精神依靠一旦丧失，她便无路可走。
小说中最精彩的一笔是，在人之外加了一头牛。当李雪莲被世人排挤得只剩下孤零零一个人时，她发现可以依靠的是一头陪了她21年的牛。唯一能证明“我不是潘金莲”的就是那头牛了。但是，牛临死前也不让她再告状了。牛死后，她再也没有说话的人了。
李雪莲只能在盛开着桃花的山坡上走向死亡。而山坡上又上演了一出戏：当她正在上吊自杀时，她的双腿，早已被一人抱住。原来桃林的主人来了，不让她在这片林子里死，而是指指对面的山坡说：“你要真想死，也帮我做件好事，去对面山坡上，那也是桃林，花也都开着，那是老曹承包的，他跟我是对头。”连路人都没有一点儿善心，甚至还怀着害人之心。
一切皆是荒谬。生活的荒谬性迫使人们通过自杀来逃避它，李雪莲也不例外，例外的是，她找不到一块自杀的地方。
刘震云几乎是笑着虚构这个故事的，幽默处处可见，但是，在幽默的语词外，底子是悲凉。当我看完这部小说时，我不禁想问，在作者的心里，难道就没有什么正义的容身之地？难道世界真的如此荒凉，如此荒谬？难道人心真的都如此，信任没有了，牺牲没有了，心亡而道毁了？
我想不是，因为真正一场悲剧里，满满当当都是一种正义。萨义德说，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刘震云显然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在李雪莲的身上，显然充溢着作者的同情、悲哀和希望，自然也充溢着一种对人心的信任和期待。这使人不仅想起堂吉诃德。难道，李雪莲不是与风车大战的英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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