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与正途

    近顷因友人介绍而读到《中华读书报》2012年6月20日第3版刊载的《日本鲁迅研究的歧路》（以下简称《歧路》）一文，兹愿借同报版面回应。  

    《歧路》认为我的论文《明治时代“食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新华文摘》2011年第10期）就鲁迅小说中“吃人”意象来源所做考证，“显然忽视了《狂人日记》写作的首要触发因素，即鲁迅本人所陈述‘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

    ——对此，我的回答是这一批评完全不成立。因为我的这篇论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探讨鲁迅的“偶阅”是怎样的历史机制促成的，他“偶阅”到的究竟是“《通鉴》”中哪一种“食人”记载乃至究竟出自哪一种“《通鉴》”，为此我在论文中详细梳理了整个明治时代“食人”言说的沿革史及其与鲁迅的具体衔接点，即芳贺矢一在《国民性十论》（该书中译本近期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对《资治通鉴》等中国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食人”事例的引用（请注意：是“引用”，而不是《歧路》所说的“相关论述”），我认为恰恰是如此厚重的历史积淀构成了鲁迅生成“吃人”意象的知识背景，鲁迅的创造性精神运作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论我的论旨还是在鲁迅研究领域中首次导入的作为知识延伸的历史背景和事实关联，均被《歧路》屏蔽在了视野之外，因此其所做出的“忽视”这一指控也就刚好更适合该文本身。《歧路》“忽视”了我的基本观点及其相关证据，作出了歪曲的批评。

    其次，《歧路》还紧接着提到了我的“另一篇文章”，即《鲁迅怎样“看”到的“阿金”？——兼谈鲁迅与《支那人气质》关系的一项考察》（《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7期）,断言道:“事实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如《阿金》与《支那人气质》……之间，存在哪怕是丝毫的关系”。

    ——关于《支那人气质》一书，我自1996年以来一直在做各种版本、相关背景以及与鲁迅文本关系的比较研究，已有近十几万字的论文发表，仅在国内发表和转载的也不下四万字，我以为对此还是有一点发言权（虽然没有及时结集出版是自己的不是），认为《阿金》与《支那人气质》具有关联性也自有根据，对此不赞成无妨，但请出示您的证据。否则，“事实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的这一“结论”，也就会因缺乏“事实上”的“事实”而立不住。

    再者，说到“日本鲁迅研究”则更是承受不起。虽自1983年以来就跟随导师读日本研究文献，三十年来也翻译过几本书和若干篇论文，却并不知道“日本鲁迅研究”为何物，当然也更没想到要把自己划归其中。然而这回却不可思议地被置身于一道莫名其妙的风景中：自己误入“歧途”不说，回头一看，身后还跟着一队“日本鲁迅研究”同在这“歧途”上行进。若是夸奖，则我奉还这殊荣，如同上面奉还“忽视”；若是批评，则我拒绝承担带领或伴同“日本鲁迅研究”步入“歧途”的责任。“日本鲁迅研究”的大招牌还是留给《歧途》自己扛着好了，此事与本人无关。

    最后还要再谈一点，为什么要“实证”？答曰：“回到历史现场。”这也是个比喻的说法，意谓依据经过调查获悉的线索和资料，尽可能还原出某一历史过程或截面、结点，以确定出研究对象所处的位置以及与这一历史过程的关联。鲁迅回国以后直到逝世为止的史实基本清楚，故就研究方法而言，实证研究虽贡献同样巨大却并不“显眼”，研究的关注似乎大多体现在“论”上。鲁迅留学时期的清末民初这一段却不大一样，中日两国的历史进程和思想皆处在激烈动荡和剧烈变化的时期，各种要素的相互作用十分复杂，而“周树人”成长为“鲁迅”也正是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期完成的。“怎么就写出了《狂人日记》?为何就成为‘鲁迅’了呢？”——要回答这一点，不论发动多么“巨大的想象力”，单靠“论”是“论”不清楚的，而必须首先扎扎实实做调查，厘清史实上的关联。由于这个缘故，与鲁迅这一阶段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就以探索鲁迅阅读层面的“实证研究”最受重视。鲁迅读了哪些文献？吸收了哪些营养？又通过怎样的方式作用到中国的现实中来？这些不仅事关“鲁迅”的生成机制，亦关乎中国近代思想生成的某些关键细节和过程。因此，实证虽并非研究方法的唯一，对于探索身处激变时期的留学生“周树人”来说，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也是许多学者坚持“实证”的理由所在。

    当然，哪怕只是由于要在巨量文献中“钩沉”一项，采用这种方法的学者也就最不容易“出成果”。即使探索一个近代词汇或概念的生成演变,“一词十年”也几乎是这个领域的常识。就拿上了《歧路》名单的“北冈正子”来说，自1972年10月发表第一篇《〈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笔记》（《野草》第9号）以来，已经整整经过了40年，积累也早已是厚厚的一大册，却仍不肯出版，自认为“不够成熟”，且还在不断修订完善，以求文献史实上的精确。但这的确又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的活儿，自然为那些不肯做原始文献功夫的精明的论者所不屑，被指斥走在“不可取”的“歧路”上也实在是没有法子的事。

    不过，徘徊“歧路”也并非总无所获，这里再奉献一点出来。例如《歧路》引了鲁迅的话：“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倘若不回到历史，也就不会知道这一充满气魄的想法也离不开时代的滋养。明治时代的日本什么都“拿来”，连“人种”也不吝，福泽谕吉就支持自己的弟子高桥义雄作《日本人种改良论》（明治十七〔1884〕年），特为该书作序，瞧书中第四章怎么说——“若有难者曰与西洋人结婚会导致西洋化，则亦可以吃牛肉而致身体牛化答之”，此等“拿来主义”，正是那个时代提供给留学生“周树人”们的营养所在，而他们也就毫不含糊地将这“拿来主义”也一并“拿来”，并不像现在这样神经质，一提“借鉴”和“模仿”就担心冲散了“巨大的想象力”。说到底还是时代的心胸和气度的问题。“借鉴”和“模仿”皆人类成长过程中的必须，所谓“拿来主义”也是与这学习的过程相生相伴的一种主义，莫非《歧路》“首先预设了一个前提”，以为因为是“鲁迅”就可以不经过“模仿”（学习和借鉴）而“达到创造”吗？

    (李冬木先生为日本佛教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