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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 2012年09月12日 09 版）

【政治学】
本书以二战和越战为焦点，讨论日本、德国和美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和审查问题，分析了日本的教科书审查制度、日本民族主义者修改教科书运动、德国教科书所表现的超国家化倾向、美国历史教科书对越战的叙述等等事件和问题。政府与历史教科书的关系有三种模式：政府直接控制型，如韩国；社会自主型（教科书编写和审查的权力交予社会），如德国和美国；政府有限控制或间接控制型，如日本。在梳理事实的基础上，本书讨论了如下问题：政府对教科书进行审查的合法性何在？限度在哪里？历史教育应该是民族主义的还是超民族主义的？如何处理本民族和政府在历史上不光彩的作为？中日关系屡屡因历史教课书而掀起波澜，而本书对日本教科书问题的讲述尤其详细深入。当然，本书也会促使我们思考：我们的历史教育应该是怎样的？

【思想史】
“我做学问的动力首先是为了自己‘解惑’……破解俄国知识分子的‘斯芬克斯之谜’，是我很久以来的一个愿望”，这是学者金雁在序言中对自己写作洋洋50多万字的《倒转“红轮”》一书初衷的解释，事实上她在书中也尽力实现“解惑”的目的。诚如该书副标题“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所言，作者在书中侧重从不同年代的多位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大时代的社会浪潮与政治运动中的心路历程来剖析透视他们的精神走向与思想脉络，索尔仁尼琴、高尔基这些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阅读记忆、思想形成有着极大冲击的人物，在这本书中也许会呈现不同我们以往对其认知的另一面。而对于俄罗斯“路标派”的来龙去脉和社会影响，俄罗斯贵族群体与平民知识分子、“第三种知识分子”等等阶层的形成、特质与表现等等，都成为作者用以解开“俄罗斯之谜”的钥匙。

【城市史】
十年前，新华社记者王军写完了他那部后来颇具影响的《城记》，对北京在1949年后古都风貌变迁和城市改造的得失、梁思成陈占祥城市规划建筑理念的回顾与解读等话题有着深入的表达。《拾年》作为王军关注、追溯、分析北京城市面貌半世纪特别是近二十年变化的采访写作文集，将视角聚集到北京种种“城市病”的深层次原因上，从城市建设发展的指导思想到四合院民宅产权物权归属对保护旧城的作用，再到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的前前后后，有激情义愤也有理性观照，提出问题更乐于给出建议甚至努力寻求解决之道。作者将自己对传统建筑文化、城市规划的理解与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感情凝结在一起，在无奈的现实面前仍葆有积极、不弃的态度，与《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一道，可视为他这十几年采访、写作的阶段式总结。

【小说】
这是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获茅奖后的第一部长篇，也是他第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直逼现实，书写民苦，使这部小说成为《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故事是写一个戴绿帽子的女人，从杀人到折腾人，不过是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刘震云说：“关注社会底层”这话有点“扯”——你我谁不在底层呢？《我不是潘金莲》讲述的就是拾级而上的底层故事。在刘震云对小民之执与官场之威的双重解构中，我们体会到的并非刀光剑影式的快意批判，毕竟生活中并不乏荒诞的戏码，也不缺货真价实的怨怼。刘震云要探寻的是喜剧和荒诞生活的底线。刘震云用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讲述真切的生活常理。他的写作立场使他成为当代文坛少有的可以与时代、人民和国家对话的现实主义作家。

【绘本】
曾几何时，月熊是很常见的动物，常见到人们不怎么留意它们的生存状态。在越来越多人的动物保护意识日益高涨的今天，特别是了解到被活取胆汁的月熊们长期面临的痛苦，认识与保护月熊的愿望变得强烈。美籍华裔绘本大师、三届凯迪克大奖得主杨志成先生与美国童书作家布伦达·吉伯森合作的绘本佳作《月熊》以极为简单、温情、匠心独具的画面与稚拙的文字活灵活现地描绘出月熊憨态可掬的样子和四季更替中的生活。读者可以从中直观感受到这种动物的一面，由此而生的保护意识则是杨志成完成这本绘本的初衷。据杨志成自己介绍，他为了绘制书中的画面部分，不止翻阅有关月熊的很多书籍、资料，还仔细观察月熊的神态、动作。值得一提的是，运用剪纸和拼贴，杨志成还将自己的恩师、爱人、孩子侧面轮廓融入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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