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王洪波 郭倩）8月31日，中华书局诉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学时代”）侵害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著作权一案，历经一年半审理后，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宣判，中华书局一审胜诉。法院认定被告侵权，并判决被告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生产、销售含有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国学电子馆M218C+”电子书，同时，判决被告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中华书局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2万元。
9月5日，中华书局对此判决作出了回应：法院认定以分段、加注标点和文字修订的方式完成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作品具有独创性，应当受到保护，维护了《著作权法》第十二条规定的精神，体现了法律的公正。对于判决书在认定国学时代侵权行为违法的同时，却判定被告仅赔偿2万元，中华书局深表遗憾。中华书局表示，判定的赔偿金额远低于本案诉讼成本。这样的判决，没有做到令违法者付出必须的违法成本，不足以惩戒违法行为，显然难以起到对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进行有效司法保护的作用。
判决结果发布后，受到了出版界、古籍整理学界的高度关注。古籍整理作品是为“复原”古人作品的“创作”，其应否受《著作权》保护，学界也存在一些争议。有人认为，古籍是中华文化传承和积淀的果实，是国人的共同遗产，已经进入公共著作领域，因此没有版权；古籍的整理、编译虽然也是智力劳动，但没有足够的独创性，并不产生新的作品。而古籍整理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古籍整理是一项学术性要求很高的工作，无论疏通字义、加注标点，还是校勘、注释，都需要从事者具有相当的学术积累，并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而像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更是凝聚了古籍整理人员高度的创造性劳动，并非简单的技巧性劳动。
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先生告诉记者，古籍整理耗时费力，很多学者花费数年乃至数十年之力，皓首穷经，大作始成。“不要以为加注标点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像《论语》里有一句话：‘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可以使用另外一种标点：‘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前后标点之差，就使观点立场完全相反。如何取舍，并不简单。”他告诉记者，自己历经数十年先后完成了《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成为学界广泛利用的工具书，但这两项成果被人（其中有某著名高校的相关机构，也有数字公司）做成数据产品发行和使用，自己既未被告知，也未获得基本的权益。
数字时代如何保护著作权是业内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问题。判决书中写道，“本案虽为一起侵犯著作权纠纷，但其纠纷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是两个行业的冲突”。对此，中华书局认为，本案经法庭审理，查明被告自行完成校勘的主张不能成立，国学时代本与中华书局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构成实质性近似。因此，本案的实质，是古籍整理作品的侵权与反侵权、剽窃与反剽窃之争。更进一步，这是古籍整理数字化工作是否遵守著作权法的问题。
对此，中国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马建农对判决书中的这一表述感到困惑。“侵权就是侵权，违法就是违法，不管是哪个行业、哪个个人，都应该遵纪守法，一旦违法，就是触犯法律的问题，就应该受到惩罚。难道某天吾之作品被某个人侵权，而侵权者又有一个显赫的或者新兴的行业身份，便成为我等编辑行业与其所从事的那个行业之间的冲突？！”他说，从出版史来看，图书载体屡有变迁，不是说从竹简换成丝帛，从纸张换成电子，就不存在著作权问题了。“我辈从事古籍整理出版，本来已是步履艰辛。只有把古籍整理作品著作权的保护落到实处，才利于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据记者了解，胜诉的中华书局和败诉的国学时代都对判决结果有一定保留意见，双方都在考虑是否要上诉。对于此案的进一步发展，本报将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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