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步青: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开拓者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准号：１０＆ＺＤ０９５），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回望教科书波澜壮阔的演进历程，犹如捧读一部博大精深的教科书。中国新式教科书起步于清末，活跃于民初，一批出版家、教育家为此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其中一位杰出代表便是“廉方教学法”创立者、被誉为“平民教育家”的李步青（即李廉方，1879—1959）。其本人也说(1949)：“余夙治教育学，专究国民教育，尤致力于教材研究。”概而言之，李步青既是国外教科书的引进者、实践者，又是新式教科书的编辑者、撰写者，还是教材教法的研究者、实验者；他编写的一系列教学用书不仅限于“国民教育”中的诸多学科，还涉及到师范教育的一些领域。

    仿作东洋引入西式教科书

    清末之时，内忧外患鞭策清廷不得不革新，引西学、废科举、兴学校，新教育制度得以确立。一条显而易见的道路，便是从与中国多有相似之处的东洋学起，即所谓“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在教科书方面也不例外。李步青少年聪颖，青年中举，在武昌经心书院就学时赶上了中国第一拨留学潮，与黄兴、金华祝、张继煦等作为湖北官费游学生，于1902年被选派到日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在日期间，他们一边参加反清革命活动，一边研习教育并编写了有名的《师范讲义》（四册），内容包括教育原理、国家教育学、学校种类及系统、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制度、小学校教授法、中学校、德法英美教育制度、法制大意、经济大意、地理大概、理化概要、生理卫生学，还附录课外讲义和参观笔记。该书由昌明公司出版，畅销数年，获利颇丰，受到了学界高度评价，称它为留学界也是国内最早、影响最大的师范教科书之一，为发展师范教育、补济教材之不足、传播教育理论和新学科起到了很大作用。

    1903年夏李步青回国，至辛亥武昌首义时，历任湖北两湖师范教习、师范戍堂堂长、方言学堂堂长、艺师养习所总理、省视学等职，主要从事历史、国文、修身等科的教学研究和学校管理工作，在教材引进和编纂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在清末民初之交时，武昌共和编译社先后出版了李步青与张继煦、向大锦共同编写的《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两册）、《初等小学国文教授书》（两册），以及李步青与王式玉、金华祝共同编写的《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两册）和《初等小学修身教授书》（两册）。

    中华书局教科书编撰干将

    说到民初教科书，自然不能绕开中华书局；而说到中华书局教科书，又不能不提及李步青。100年前陆费逵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华书局，是中国出版史也是教材史上的一件大事。他延揽人才名家，如范源濂（编辑长）、李步青、沈恩孚、沈颐、谢无量、张相等充编辑，保障了各种教材和学术著作出版的质量水平。加上天时地利，书局蒸蒸日上，很快成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全国第二大出版机构。李步青在书局工作数年并成绩卓然，参与了“新式”、“新制”“新编”“单级”和“新中华”等一系列教科书的编辑工作，还撰写出版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中小学和师范教育教材。其中，由他独立编撰的有：

    ——《中华女子修身教本》（高小用，三册，1914）“遵照部定小学教则注意女子之特性及将来生计，务使女子修得生活上所必须之知识技能”，并“注意于贞淑之德，并使知自立之道”。教育部审定批语曰：“是书条理清晰，意义显明，实为难得，应即审定，作为高等小学教员图书。”

    ——《新制各科教授法》（师范用，1914）分三编：第一总论，论述了教授的要旨、材料、方法和阶段；第二分论，论述了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手工、图画、唱歌、农业、缝纫、体操和商业科的要旨和方法；第三单级教授法，论述了单级学校、单级的设备、编制、教法以及二部教授。此书集“编者十数年之经验，语多精审”，是国人最早自编的各科教学法著作和教材之一。

    ——《新制教育史》（师范用，1915）分为绪论、我国海禁前之教育、世界新教育之潮流、清季教育以及民国学制四章。教育部审查批语曰：“是书叙述中外教育盛衰及学术异同，多用比较立论，且于近年所说纲罗略备，具见匠心。”该书到1922年印达13版，是国人自编最早的教育史教科书或专著之一。

    李步青作为第一或第二作者参与编写的教材主要有：《新制修身教本》（与谢无量合作，中学用，四册，1914）、《实用修身伦理学讲义》（与周日昌、潘武合作，师范用，1915）、《新式国文教科书》（与陆费逵、戴克敦、沈颐、姚铭恩合作，国民学校用，八册，1916）、《新制学校管理法》（师范用，与周维城、林壬合作，1916）等。另外，此时李步青作为中华书局编辑还审阅了不少教材，其中仅国民学校教学用书就有：吴研衡等编《新式国文教授书》（八册）、周世勳等编《新式国文教授书》（六册）、顾树森等编《新式算术教科书》（八册）、方钧编《新式修身教科书》（八册）和《中华女子修身教授书》以及《新制单级修身教授书》、董文等编《新制单级国文教授书 》（甲、乙编各一册）、方浏生编《新式修身教授书》（六册）等。

    国语运动和国语教材的先行者

    中国古代，语文在学校里不是一门独立学科，而是作为一门文史哲综合性的学科进行教学的，学的是儒家经典、文选读本和作为启蒙读物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等。清末开办新学堂时，才有“国文”一科，教授的仍是历代古文。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于是教育部又将国民学校“国文科”改为“国语科”。解放后的“语文”实际上是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对此，李步青十分关注、全程参与且有着深刻感悟，他说（1934）：“少时于治经史词章图算之余，粗习文字学。东瀛游学归，深有见于国民教育为立国之本，国语文字为一切学习工具，因之致力于此尤勤。……三十年来，凡国语教材及教法之种种问题，靡不推究其因果与关系。”

    五四运动之前，李步青在《中华教育界》上先后发表了《国民学校国文教授之新研究》（1916）、《小学国文教授实际之研究》（1919）的长篇论文，深入系统研究了中国文字、文法及国文教授法等问题，又与陆费逵等合作在中华书局编写出版了影响较大的《新式国文教科书》（国民学校用，六册，1916），产生了较大影响。有鉴于此，1915年5月，教育部新设教科书编纂处，聘请李步青及熊崇煦、陈润霖、黎锦熙为编纂员，主要“编订初小国文读本纲要和国民学校修身教科书，并主张国文宜改国语”。

    五四运动之后，李步青先后出任教育部视学主任、河南教育厅长、教育部新学制专员及教科书编审员兼审查部门负责人、武昌高师教务长等职，还先后担任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国语统一筹备会委员。这一段时间，李步青继续钻研小学教育和教材问题，尤致力于国语教科书的编纂和研究工作，不仅发表了《小学教材之商榷》（1923）、《小学国语文学读本之研究》（1925）等论文，并且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独立编写的新小学教科书《国语文学读本》（初级，八册，1925）、《国语文学读本》（高级，四册，1927）和《国语文学读本教授书》(四册，1928)。这套国语文学读本的特点除了用白话文编写之外，还增强了语文的文学性和趣味性，编入了较多与儿童生活接近的童话、自然故事、生活故事、历史故事、山歌、民歌等，文字浅近，韵语多，可读性强。并且每篇课文均有精美插图，生字重复率高，便于掌握和巩固。在李步青看来，国语读本不是听、看、唱的儿童文学，“应为教科书体式”，“必集合各种儿童文学，以自然之语言、通常之文字重加组织，便于诵习而成为教学之工具”。他强调说：“读本应为儿童文学之原则有二：取儿童教材，适合于学习心理；取文学陶冶，达到教育目的。”

    整体改造小学课程的“廉方教学法”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教育实验的活跃期，其中有关课程教材教法实验最著名的，就是李步青主持的开封教育实验区关于“廉方教学法”的实验。在他看来（1933），“离开了一切学习活动，便不能产生切合实际需要的文字材料；文字是进行一切学习活动的工具，至少算术、常识是这样的。惟其如是，工具和知识技能就须统一起来，而这种统一又须建筑到周围环境上面。”于是，李步青以其《小学低年级综合课程论》（中华书局，1934）和《改造小学国语课程》三期方案（1934、1935）为依据，把小学低年级整个课程改造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正式阅读前准备期，可以说是认字学习期，把常识、算术、游戏等完全结合在观察、联想、发表三个阶段里面；第二期为取得自学应有技能期，可以说由识字过渡到读书时期，常识、算术、游戏还是统合学习，不过得有少许的特别练习时间；第三期为完成自学功用期，可以说是正式读书期，就是使每个儿童尽量发展他的自学能力，如果离开学校不再升学，随时也有自修的力量。这种方法，因其“以一般小学学龄儿童两年半授课时数修完部定四年课程”，初名“二年半制”；又因为它在识字教学上颇有成效，应用卡片之处甚多，亦称“卡片教学法”；还因为国语常识合科、课程教材有综合的思想和组织，遂名之曰“合科教学法”。此外，为配合实验，在李步青主持下，开封教育实验区还出版了十余种“小学教学活动纲领及参考资料”，如《岳飞与朱仙镇》、《包拯》、《新年》、《端午》等等。

    经过几年功夫，“廉方教学法”实验成效显著，影响很大，一时间参观者络绎不绝，且都给予高度评价，尤其是黄炎培、王世杰、俞子夷、江问渔、孟宪承、肖承慎、王秀南等教育名家撰文推崇有加。至今，该法仍被誉为建国前“国人自创教学法”的首个代表。台湾教育学者徐珍和司琦在《教学方法演进》（1974）和《中国国民教育发展史》（1981）中均称：“廉方教学法最大贡献，尚不在经济教育年限，而在革新过去我国教学之弊病，而创一种适合国情的教学法。”

    抗战爆发后，李步青应聘担任教育部实验教材编辑主任、教科用书编辑委员、特约编辑、国民教育辅导研究委员以及国民参政员，继续从事教材实验和教科书审定工作，又发表了《编辑儿童读物应有的认识》（1938）和《合科实验的廉方教学法》（中华书局，1939）等一系列论著。新中国成立后，李步青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出任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中南军政委员兼教育部副部长等职。1959年他去世时，人民政府庄重公祭，挽联道：“遗著犹新与辛亥革命历史共存，此生无憾见中国社会主义实现。”并对他在辛亥革命、国语运动与语言文字、民俗与地方史志尤其是教育事业上的突出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本文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