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雯与《凯旋门》

    一部优秀文学作品，不仅是初读时觉得好，还应该是隔了许多年再读许多遍，仍然能强烈地吸引人。德国作家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的《凯旋门》，就是这样一部文学经典。

    上世纪的60年代初，国内出版社对欧美文学的出版日渐减少，许多新旧名著都很难读到；一个偶然机会，我在昆明光华街的旧书摊上看到了一本列入巴金先生主编的“译文丛书”、朱雯先生翻译、1948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凯旋门》。十余年间，这本书不知经过了多少人的手，又在旧书摊上风吹日晒了多久，已经是纸张发黄、边角翻卷，很是破旧；但是我知道雷马克是写过《西线无战事》的名家，还是偷偷买了回来。

    那年月，读西方作家的作品很容易获罪。50年代，我因为多读了几本莫泊桑、巴尔扎克、左拉、梅里美、杰克·伦敦……的小说，在“反右”期间的一条罪状就是“迷恋西方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虽然累经批斗，但文学兴趣难改，遇见西方名家佳作，仍然是偷偷买了，偷偷读。那份又惊又怕又喜悦的复杂心情，现在想来还是充满甜酸苦辣。

    雷马克的《凯旋门》写作手法独特，40余万字的巨大篇幅，看似没有紧凑的故事，也没有剧烈的矛盾冲突，却用拉维克这个流亡于巴黎的德国医生的遭遇，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西斯阴影笼罩欧洲，自由的人民将沦入苦海的情境，描述得真实动人，特别是那些富有人物个性又深含哲理的语言，更是能引人长久深思。写景写情也是色彩感强，极有巴黎情调。我是读了一遍又一遍。不幸的是“文革”一起，我被投入监狱，未经判刑一关七年。这《凯旋门》与我的其他书籍全都被抄没、散失了。

    劫难过去后，我又忙于买书、藏书；很幸运又买到了新出版的《凯旋门》；只是这不是朱雯先生的译本，虽然也可读，但我更钟情于朱译本的风格，有闲就去往新旧书肆，希望能找到朱译《凯旋门》，但是我只买到了他翻译的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以及1980年出版的《里斯本之夜》、1981年出版的《流亡曲》、1986年出版的《黑色方尖碑》，那些作品都是优秀之作，我却觉得与《凯旋门》相比，还是略逊一筹；也很不理解，为什么朱雯先生翻译了那样多雷马克的作品，却没有把《凯旋门》重译出版呢？我曾经问过一些翻译界的朋友，他们也难知其详。

    1988年8月间，我因为写作长篇传记文学《秦基伟将军》，在北戴河住了一段时间。夏末初秋的北戴河是游泳、疗养的好季节，来自南北东西的人很多，一些平常难得见面的朋友，都有可能在这里相遇。我在8月16日傍晚去中国作家协会疗养所探望时，见到了束沛德、叶辛等熟人，又从他们那里得知，82岁高龄的陈伯吹先生也从上海来了。伯吹先生是我青少年时代就尊敬的前辈作家，6年前的1982年8月，他来昆明参加一个文学座谈会时，我们就儿童文学的写作有过坦率、愉快的交谈。伯吹先生出生于1906年，比我年长23岁，但待人处事谦逊有礼，长者风范令人心仪。我曾在8月30日邀请他来我家做客；我的女儿鸽子也喜欢他的作品，很尽心地做了一桌有着汽锅鸡、青头菌、干巴菌、煎乳饼……等具有滇味特色的菜来表达她的敬意；伯吹先生与我们边吃边聊，很尽兴，餐后提笔挥毫写了一首五言体赠我：“来到昆明城，有缘得见君。长才著‘蛮帅’，江南斐声名。请君再握管，嘉惠稚子群。”

    （诗中的“蛮帅”是指我1977年应少年儿童出版社著名编辑黄亦波之约写作、获得全国第二届（1954年——1979年）少儿文学奖的中篇小说《蛮帅部落的后代》）

    作为当代少儿文学的领军人物，他很希望我多写些少儿作品。但那些年云南边地战事频繁，我这个军队作家不能不全力关注，也就有负伯吹先生之托，深感歉然。

    那时候的中国作家协会北戴河疗养所还很简陋，低矮的平房，只能两个人合住一间窄小房间，一桌一椅，两张单人床；作协书记束沛德向我叹息：“条件这样，真是委屈了那些老先生。” 

    相隔6年，伯吹先生还是那样精神，见我来看他，很是高兴，紧握着我的手问长问短，还说：“年岁大了，不能下海游泳，只是来看看海。还想可能会遇见几个朋友；没想到会见到你。”他还热情地把同室的朱雯先生介绍给我。

    看到这位身材略胖、一直脸含微笑的长者，我立即想起了他翻译的雷马克的许多作品，特别是《凯旋门》。

    我与他略事寒暄，就热切地向他谈起了几十年前我读他翻译的《凯旋门》感受。他可能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话不多，但简单的话语中却很有见地，比如他说：“雷马克是用对人类最深切的关爱来描述战争和人们的苦难。”“《西线无战事》只是雷马克的成名作，《凯旋门》才是完全显露了雷马克文学才华的代表作。”我是完全赞同。

    我问他：“从1948年到现在，过去40年了，怎么不把你的译本修订再版？”

    他似乎有为难处，沉默了一下，轻声说了句：“难呀！”

    我不知道这“难呀！”是出于内因还是外因？初次见面我也不好多问，只是说：“我还是很希望再读到你的译本。”

    他点点头，没有做声。

    后来我才知道，他那年已经77岁，又多病，再把这40余万字的作品重译，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可能是我的建议起了作用，朱雯先生在那以后还是扶病投入了对《凯旋门》的重译，我终于在7年后的1996年初，买到了一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在1995年12月出版的《凯旋门》。但是朱雯先生已经在一年前的1994年病逝了；他没有看到这本印刷精美的译本出版，我也无法当面向他表达我对他的敬佩之情，怎不令人怅然？

    这两天，我又在读朱译本《凯旋门》，自然会想起过去偷偷买、偷偷读《凯旋门》以及那次在北戴河与伯吹、朱雯先生见面的一些事。他们都已仙去多年，但是他们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将外国优秀文学作品引入中国的贡献，我们是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