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决定价值观

    姜鹏的《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用了史学研究中史料对勘的方法，从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三位顶尖史家的史著中，勾勒出汉武帝不太一样的三张面孔。史料对勘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将这种方法移植于百家讲坛的大众化平台，在关于汉武帝的讲座中取得了较好的反响，这一现象值得引起历史专业学者的深层次思考。我想谈三个问题。首先，史学成果究竟属于精英还是大众？其次，史学成果如何走向大众？最后，《汉武帝的三张面孔》带给大众什么？

    好的史学成果也可以属于大众 

    曾与北京的一位知名学者共进晚餐，席间，他发了一段宏论，说好的史学成果都是看不懂的，王国维你看得懂吗？陈寅恪你看得懂吗？只有这样的成果才能够传下去，才能够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且不说这番议论中他的自许（这点我充分敬重），王国维与陈寅恪的史学成果确能传下去，一般非专业读者也的确看不懂，但由此认定好的史学成果只能属于精英，而不能走向大众，窃以为还值得斟酌。我认为，史学研究，实际上可以分成两个层面。第一层面，确实要有史学前沿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史学才能不断地发展提高。这些史学前沿的研究成果，体现的是史学的学术价值。王国维、陈寅恪的许多成果在当时就属于这一层面；当下史学界包括那位学者在内的不少史家也在从事这类研究。但现在图书市场上有很多的所谓学术著作，实际上硬是在把东西写得让人家看不懂，而并不是他们的成果高明得让人家看不懂，鱼目混珠，两者之间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第二个层面，史学工作者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要让你自己的好东西，或者史学界的好东西，转化为能让最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形式。否则的话，好的史学成果就只是象牙塔里面的东西，也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实现它的社会价值。好的史学家，像吕思勉先生、顾颉刚先生，都有一流的史学前沿成果，有些成果确是一般人看不大懂的；但他们也有把自己的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的读物，像吕思勉有《三国史话》，顾颉刚有《中国史学入门》等等。哪怕你是史学门外汉，去读顾颉刚的《中国史学入门》，就能够跨进这座大门。普及历史，这是史学工作者一种社会担当。当然，我们不要求每个史学工作者都能够把这两方面双肩挑，你能挑一肩也很好；但你也不要因为前者而否定后者。这个态度才是应有的正确态度。

    史学如何走向大众：传播良知与常识

    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史学怎样走向大众。《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的作者姜鹏先生，这位百家讲坛上最年轻的讲解者，做了让历史学走向大众的很好尝试。对百家讲坛，褒贬都有，评价不一，包括在百家讲坛上走红的袁腾飞，我也写文章批评过他的《历史是什么玩意儿》中囯古代史部分，对他那书里有的历史观，有的论点，有些史实，提出了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连带否定他在百家讲坛上的讲史方式。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但维护他讲史的权力，也肯定他讲史的方式。百家讲坛既然是一个平台，各个人文学科都可以有效地用来说古论今，而且应该在利用方法与效果上不断有所创新。

    历史学走向大众，学者就是要承担起一种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就是要让大众有一个最起码的良知，有一种最基本的常识。现在，有些传媒向大众灌输和传播的一些东西，恐怕离良知和常识还有很大的距离。我这几年在报纸上面写些东西，我自己说，这都不是不朽之作，只是些速朽文章。但我认为，学者做一些史学常识与史学观念的普及工作，就是一种社会担当。譬如太平天国，有人说我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写的《人间何处有天国》，只是宏大的叙事，讲的多是些常识。但我认为，常识很重要啊！对太平天国，应该有一个总体看法，它的发生自有其深刻内在的历史背景，就是腐朽王朝官逼民反，整个社会环境逼得老百姓起来造反。而在鼓动造反之前与以后，那些领袖们在其间上下其手，把自己的私货搀杂在里面，然后促使革命变质，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既不能因为肯定第一点而遮蔽了第二点，也不能因为揭露第二点而否定了第一点。我要强调的就是这两点常识，而这两点常识自有史家的现实关怀在里面。有人批评说，你讲的都是常识问题。我说，我之所以强调这些常识，是因为现在有人连这种起码的常识都是视而不见或有意抹杀的。

    在走向大众的过程中间，史学也能够出现精品。西方或日本有些史学名家，通俗作品也写得很好。有一个日本学者叫做石田干之助，他写过一本《长安之春》，是写唐代历史的，他把李白、白居易等诗人与长安有关的诗歌，和整个长安的风俗与历史都融汇为一幅图景，文笔优美，至今还是为人称道的传世名著。至于中囯史学名家中，张荫麟的《中囯史纲》，吕思勉的《三国史话》，吴晗的《朱元璋传》，蒋廷黼的《中囯近代史》等等，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走向大众的精品。不妨把史学前沿研究称之为精英史学，而把史学既有成果走向大众的普及工作称之为大众史学。如果同意这种分野的话，好的精英史学固然可以成为经典，好的大众史学也同样可以成为经典。

    历史观决定价值观

    第三个问题，特别说说《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的读后感想。以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三大史家对汉武帝的不同描述作为切入点来谈汉武帝，这个设想值得肯定。这样的方式，比起此前百家讲坛仅就某个专题、某个人物简单地展开故事，要有意思，其史学的含量也丰富得多。

    司马迁、班固、司马光这三大史家是在不同的时代，对中国历史上这位了不起的帝王，做出了自己的一个认识、一个把握、一个还原。他们的史著中都蕴涵了他们对各自所处时代的现实关怀，也体现了他们各自的史观与史识。所以，这次讲座，就不仅仅通过讲故事，给读者、听众以教益；而是旨在启发读者、听众如何去解读历史，读史书时如何去把握史学家的历史观，包括他们用什么方法、什么眼光去理解历史的。这个创意，应该说比此前的百家讲坛要高出一头地。

    任何史学著作，不管是专业的，还是通俗的，都内含着一个历史观念。在史学研究里，总必须对研究对象做出一个总体的解释，这种总体的解释，必然借助一种历史观来给以把握。就像自然科学需要提炼出一个带理论性的规律，以便对研究对象作总体的解释。你没有理论穿透力，实验做得再多，不过是实验，提升不到规律的层次。当然，人文科学研究已经日渐摒弃规律说，但总体的解释还是必须强调的。

    《汉武帝的三张面孔》可以给读者和听众很多启发。比如关于西汉王朝的“大国崛起”，就让人联想到当今世界的中国崛起。这里就牵涉到史学研究的价值观问题，而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价值观。秦汉时代是中囯古代史上大国崛起的时期，但这种大国崛起，对每一个个体带来多少好处，对当时的民族或者人民带来多少好处，都是值得深入反思的。我记得有个作家写过一部《大秦帝国》，狂热讴歌秦始皇的铁血文明。上海有位历史学家问他一句，让你作为一个老百姓生活在那个时代，你愿意不愿意？这一发问是基于现代文明的史学观与价值观，问得相当深刻，与不加分析地膜拜秦汉大帝国崛起的态度，就有夏虫不可语冰之感。我们目前面临着价值观的选择，有人往往用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与人之间的平等、独立、自由等等普世价值观完全对立起来。而那种过度强调的所谓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正是当下应该保持理性警惕的东西。还有，关于文化建设问题，我写过一篇《汉武帝时代文化大繁荣的本质》，汉武帝虽然也造成了一点文化繁荣的虚假表象，但这种繁荣是为他那个时代唱颂歌的，那些歌功颂德的西汉大赋现在还有多少可读性在里面？而司马迁的《史记》，是在走出了文化繁荣的约束以后，才成为千秋不朽的“史家之绝唱”。

    在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和讲座里，传递一种价值观，是十分重要的。反对影射史学是对的，但历史学总会有一种古今关照，有人把它说成影射史学，恐怕是表述的混乱。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在研究历史或解读历史的过程中，歪曲或隐蔽了有关史实没有。我的有些文章，也有同行就开玩笑说：某某，你这是在影射。我说，你是搞宋史的，你看我写宋史的书评或文章，哪一句论述是不符合宋史事实的。历史这个东西，古今往往会生出某种通感，这种通感，你可以借用克罗齐的名言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你也可以开玩笑地说这是在影射。影射史学固然要不得的，但史学的古今关照却绝对是必要的。

    一点建议

    《上海书评》有对姜鹏书房的专访，说他把《通鉴》的书脊都读得开裂了。他对《史记》和《汉书》，肯定也下过苦读的工夫。这次讲座也好，这本书也好，确有不少亮点。例如卫青与霍去病的异趣问题，对汉武帝与他儿子关系的分析等等，都看出作者做过足够的史学准备。可能讲坛有自己的标准与尺度，有些地方没有展开。比如讲到大侠之死，实际上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侠就很快退出历史，而其前的战国时代，侠客是很多的。这是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侠客的消失与独尊儒术大有关系，“侠以武犯禁”，就必须打压、禁止，全国大一统，安定团结，侠客就消失了。另外像李广难封问题，最近《历史学家茶座》里有文章说，李广是吹出来。司马迁本人失意，对失意的李广也寄予深切的同情，把他写得神龙见首不见尾。那篇文章有大量的剖析，也不失为一家之言。如果再多网罗这些新成果，写进书里，对读者来说，也许更耐品味。

    （根据在“精英与大众：姜鹏的《汉武帝的三张面孔》新书发布暨研讨会”上的记录稿整理，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