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深且知处

    辛卯岁末,我收到牧之同志赠予新作《云深不知处》。书的品相极好，装帧设计清淡儒雅。全书的版式以目录页为魂，每篇章题之下，由端庄的小字号仿体标示出内容提要，虽则寥寥数字，却充满对读者的体恤。软精装的形式，一抹云朵嵌于灰蓝的卡纸之上，与作品的立意如此契合，当轻轻翻开护封的一刻，浓郁的诗意扑面而来，便引着你走向，准确地说应当是“读向”怀想的深处……

    该书作者几年来笔耕不辍，单是编辑出版学方面的著作就有《出版论稿》、《编辑艺术》和《论编辑的素养》三部。三部作品是他从事出版事业和编辑行当40余年的心得、感悟、经验和学说，每一部都有一个主题。《出版论稿》侧重反映了他对出版学的研究，包括他担任中国出版业高级领导职务和国家级出版单位掌门人期间，管理与经营、宏观与微观政策的思考；《编辑艺术》以他主编《文史知识》的实践侧重编辑学和编辑业务的认识和见解，“艺术”也即学理、能力和技巧的另一种表达；《论编辑的素养》则把研究的触角伸向职业编辑的养成与素质的层面，人品也即编辑之品、业务之品。这三部著作在业界影响颇大。更令人感佩的是，牧之同志的思索和写作没有就此停顿，继三部著作之后，《云深不知处》在2011年的初秋由三联书店付梓。

    “我怀念早起晚归赶火车的日子，我怀念年轻的大姐为我操劳的岁月，我怀念和父亲在火车站上的相逢。我也经常在想，范家屯那只有一两万人口的小镇，是不是还有一些铁路子弟像当年我们那样，还在那里赶着这上学的火车？”这是全书的首篇，“乡愁”二字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心，撩动起人的最敏感的神经。乡愁是最普通、最真切而又最深重的情绪。然而，此“乡愁”非彼“乡愁”，是作者假以天然属于他的道具的乡愁，这道具便是火车和月台。它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经历，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体味得到的感受。这些“跟着火车上下学”的孩子，其求学的种种艰辛和快乐，和着车轮的滚动与汽笛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呈现出来：因瞌睡而错过下车回家的懊悔与焦虑，植物课老师幽默中的怜惜，还有大姐母亲般的照看与呵护……这乡愁浓得化不开、道不尽。这乡愁是火车带给作者的“这一个”乡愁，忆之刻骨铭心，泪沾衣襟，读之也为之动容，感慨良多。

    正是，火车带来乡愁，乡愁生发回忆，绵亘悠远，“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台湾作家余光中一篇散文的标题）：回忆故乡和生养的父母，回忆求学的恩师，回忆引路人的领导，回忆滋养学术的国学大师，回忆一同创业的同事和伙伴。还有，回忆精神寄托的世界名流。这一切载着留恋和眷顾、崇敬和神往，浓浓地像宣纸之上的大写意，浸湮着亲情、友情、师生情……无形而有象，大音而希声，蕴藉而深邃。

    回忆是品，情义是金。作者的篇篇文字，对既往生活、工作，以及出访瞻仰过程中，曾经接触的、共事的并给予自己有影响的人物，包括自己的父母亲人，都饱含情义地一一记写，细细品评，那些人和事，不论是平凡的、琐碎的，还是宏大叙事、高山仰止的，个个真实真切真性情，在作者饱含情义、有心有恩有德的笔下，变得栩栩如生、萦绕眼前，感动读者。

    母亲早逝，但她曾“手把手”地教会作者做出一只有趣的布金鱼。这是一堂特别的“家庭手工课”，给了原本不够自信、觉得自己“笨手笨脚”的他以莫大的鼓励。作者日后在文学、摄影的审美造诣也许就是从那只美丽的布金鱼慢慢生长开来的。美的布金鱼和母仪的美一同植入作者幼小的心田：她曾在作者“闯祸”时，没有指责和嗔怨，而是和颜悦色地调教、开导，作者原本紧张、窘迫的心松开了，记住了如何处理事情如何帮助人。母亲的爱与善是作者童年时代的“挡风的墙、避雨的伞，是生命的依靠，向上的动力”，是作者一生怀揣报恩、心灵向善的基因。“人之初，性本善”在他的故事里作出最好的诠释。

    书中专辟一章深情回忆创办《文史知识》的“一群”青年同事们。这些当年的年轻人如今各个成为编辑和出版的领军人物。几十年过去，作者仍旧记住他们每一个人的性格和事迹，那赞叹和夸奖由衷而来。可以想见，刊物办得风生水起，除去编辑们的学识、用功之外，主编“大哥”知人善用、至情重义的灵魂作用则是刊物成功的人格保障。

    被作者大字书写的两位老领导王春和金沙，看上去面容和善、待人平易，没有惊天动地的言语，但是，他们在国家遭遇劫难之后，硬是用自己的肩膀撑起中华、商务的一片天空。“人弃我取，乘时进用”，大胆启用“右派”分子、“封建遗老”后人等一批专业人才，把国家的古籍工程和文化复兴的重任交给他们。还在生活上、思想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些事在今天看来算不得什么，而在当时，却可以算得上顶着风险和压力的英雄气概。

    还是他们两位，在作者年轻时代，刚刚开始职业生涯而遇到坎坷、迷茫和困惑之时，他们热情地送上组织加兄长般的关怀，耐心开导，呵护备至，从而走出低谷，精神振奋地投身到火热的编辑与出版的事业中去。从作者的感受我们可以读出那信任是坚定、凝重、润物无声的；那暖意是细腻、熨帖、潜入心底的。一次，作者受组织委派，去出席人民大会堂的“国庆招待会”。出发前，金沙同志连穿戴什么都悉心叮咛，甚至把自己的“稍好一点”的衣服给作者穿。故事虽小，却折射出莫大的信任与体恤，那“笑眯眯”的眼神里充满“父兄般的温暖”，这“温暖”如何不让作者感念终生？可以相信，这种感念将历久弥新。

    笔者有个强烈的感受，即“三部曲”与《云深不知处》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有一条若隐若现的连线。新作的名字出自唐人诗句，虽不著一字对编辑和出版的论述，但细细品读，除去回忆父母和记述童年的二三篇以及域外访问纪事以外，大部分文章都通过对人物的追思和怀念，或直接或隐含地道出作者对编辑工作与出版事业的思索；虽然很多记写的人物是自己的师长、作者和友人，表面上看不是作者与编辑的业务关系，但作者本人的编辑人、出版人的职业身份是不可绕过的机缘。而且，对编辑业务和出版事业的那种执着、挚爱的情愫是那样的由衷和深切，又是那般不显不露，沉潜于里。他在怀念周振甫先生的文章里，谈到周先生曾与郭沫若对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一个评价有过独到的、坚持己见的“讨论”。作者既为周先生作为编辑的深厚学养所折服，更为先生的品格而敬仰，因此铭刻于心，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位是强者，举国无双。一位是大学问家，学贯中西。一位是当时有尊崇地位的著名人物。周先生不管面对的对象是谁，他都从追求知识、崇尚知识出发，严谨求实，坚持真理，这正是一个编辑应该具备的素养”。这不就是编辑技能和素养的真实案例和编辑学的基本原理吗？

    作者在《记住任继愈先生的期望》里深深缅怀任继老对他的指导和教诲时，记起了一个重要的心得，就是“请人要请‘大忙人’”。这是任先生的至理名言。什么意思呢？是说当开展一个大的文化出版工程和大的项目之时，在延揽人才、组织队伍的时候，一定要请“忙人”。缘由就是“不忙的人证明社会不是太需要他，他不是太拔尖”。 作者把它单独拟为一个题目，足见印象至深，道理至重。的确，如果没有“拔尖”的学者、专家担当编选、著述，何谈选题质量和出版质量，何谈作品可以传之久远？正因为此，作者曾经参与组织的很多项目，如《大中华文库》、《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古籍总目》和《中国图书大辞典》等的整理工作，都是秉持乃训并身体力行的。它无疑是编辑应当具备的重要技能和遵循的出版原则。

    又如，季羡林先生为《文史知识》百期和二百期两次专刊撰写祝词和纪念文章，他说:“我对《文史知识》的印象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严肃、庄严、典雅、生动”。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印象，分明是给刊物的风格“画像”。他在第二百期的纪念文章上做出更加明确的评价说，《文史知识》是我最爱读的学术刊物之一。它的风格是：“严谨而又清新活泼，学术性强而又具有令人爱不释手的可读性”。的确，出好书和办好刊，从编辑学的角度而论，就是要有特色并且进而形成风格，而风格体现的是编辑思想和编辑含量。重要的是，作者从大师的评价悟出：要想把学术刊物办好，其中一个秘诀，就是请“大专家”写“小文章”。这同样是编辑艺术和素养的体现。此番情形在全书中俯拾皆是。这便是穿凿于“三部曲”+本书的那条线索，即由技巧而能力而素养，直到对大师、友人、师长精神气质的描摹，人是学问、才华和品德的集中承载者，是一切探究和思考的落脚点。这条线与其说是一种链接，不啻说它是蕴含其间的结实、缜密、完整的逻辑力量，是见物（技能）更见人（学问与道德）的不断递进和必然升华。即便是作者对父母、亲人恩德的抒怀，也是其求学、成长直至成就出版、编辑一番事业的内驱力，也是人格和仁爱的力量。榜样的力量、道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力量是否可以理解为是作者关于编辑学说和出版理论孜孜以求的归宿？当然，我们更是期望牧之同志永葆思考、创作和创新之力，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

    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本书在写作和编辑手法上，也颇富机巧。好的立意要有一个好的表达与呈现。本书采用了一种双重表达，犹如复调音乐，其中一个声部是亲情、友情、师生情的线索，另一个声部是隐含而蕴藉的是编辑学、编辑业务、出版事业和古籍整理事业的归纳、揣摩、体悟，以及经验的总结和规律性梳理，而最终融合为交响。因为与作者接触、交往的许多师长，同事、领导同志，都因为作者身为编辑人、出版人的职业身份和经历关联，于是，人们的言语、行为和事迹，哪怕是极平凡的故事，都与出版、编辑息息相关、心心相印。作者的这种编选手法使所有的回忆、怀想，具有了更强烈的感染力量和理性解剖力量。

    作者是谦逊而浪漫的，在他那颗感恩父母、尊崇师长、记挂友谊、重品重情的心底深处，是把怀念、记写的人物和事迹，以及他们的品德、学养，都推崇、奉若为“云”的“深”和“不知处”的，而这种境界正是作者自己“深藏于心”一生向往和追求的。

    蓦然间，我明白了，原来作者所要表达、抒发的情怀，所描摹的每一位人物，他们的音容笑貌不就在眼前，就在“此山（书）中”吗？我以为，云深，却知其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