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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2年08月08日 星期三

    《诗经》研究的一个突破

    徐志啸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8月08日   15 版)

        在《礼俗仪式与先秦诗歌演变》(中华书局2006版)之后,西北师大文学院的韩高年教授又推出了研究先秦诗歌的新著《〈诗经〉分类辨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简称《辨体》),这部著作以《诗经》诗篇的诗体分类为基础,结合诗篇产生的时代和地域文化背景,在充分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古代诗体分类与现代文体学理论,兼顾文体构成诸要素,对《诗经》诗体进行了综合性、立体式研究。读了这部著作,觉得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研究方法新颖,学术视野开阔。回归文本,细读文本,是当下古典文学研究和《诗经》研究的大势所趋。但《辨体》并不局限于此,而是以《诗经》诗歌文本分析为出发点,对诗篇作时、主题、体式特征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归类”,重在揭示某些“类”的特征的形成过程和其中蕴含的诗歌发展规律。这样更有利于通过《诗经》诗歌的研究深入揭示先秦诗歌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

        一种研究方法和尝试必须符合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才能行之有效,作者采取的“分类辨体”的研究思路,并非玩理论、帖标签,而是对《诗经》文本实际进行整体分析把握的结果,它与研究对象本身的特征在客观上具备内在的一致性。《诗经》分类编排,其中所收诗歌本身亦类型丰富、体式不一,故“分类辨体”是对现阶段将《诗经》视为一个整体、笼统概述式研究格局的突破,也是对以单首诗或某几首诗为单元的主题分析为主的研究思路的突破。

        第二,以诗体辨析为核心,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是对固有研究的一种深化和推进。《诗经》诗体,是指《诗经》诗篇总体上呈现出的语言层面的体式特征,及其演述传播的形态。此著的落脚点在于“分类辨体”。然“分类”与“辨体”并不是等同或者并列的,而是有着明显的先后逻辑顺序和侧重点的一对概念。依书中所言,分类实则是为辨体做准备,按不同主题先对诗篇加以分类,最终探讨的是不同类型之下的诗歌体式的形成以及演变规律。《辨体》凡八章,首章从雅言演进和雅乐形成的新视角探索了《诗经》四言诗体的成因,认为四言诗体的形成是受周代钟乐节奏的影响所致。二至五章分别讨论了农事诗、史诗、燕饮诗、战争诗的诗体成因问题,第六章谈《诗经》哲理伦常诗及其意义,第七章则以周代民俗文化为切入点探讨周代风俗对诗体风格的影响,末章着重从地域文化的特征分析了《诗经》相关诗篇的诗体问题。这些分类虽与传统的分法名称相同,但探讨的重点却是构成诗体的语言形成要素和文化背景,这是对以往同类研究的推进与深入。如第二章认为以《豳风·七月》为代表的农事生活诗从文本演变的角度来看当来源于远古时期的农事歌谣与农谚,而《周颂》和《小雅》中的农事祭歌则来源于巫祝“创作”并表演的祝祷之辞,并认为《楚茨》等《小雅》农事祭歌是对《噫嘻》等《周颂》农事祭歌做进一步发展。这些观点都很新颖。

        另外,书中通过列举边疆地区长篇叙事史诗发达的事实,对上古中原地区史诗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描述,提出《诗经》史诗是在口传长篇史诗的基础上经史官节缩而成的“文本”,其诗体与源自殷周史官口传的“祀谱”、“世系”相同。在此基础上还构拟出《诗经》史诗经历了口传、配乐演唱、文本化等不同形态的演变过程,这就反驳了黑格尔和当今一些学者提出的“中国古代无史诗论”,也较为圆满地解释了为何中国上古史诗篇幅较西方史诗小且缺乏细节描写的原因。此外如第四章认为“燕饮诗的文体萌芽于最初用于祭神的诗歌”并从中分离成为“独立的诗体”等,也都很有启发性。

        第三,《辨体》分析了周代社会文化展演对于《诗经》诗体形成的影响,以及《诗经》诗体对于周代文化心理的深度呈现问题。文体的生成与演变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共有的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通过特定的主题思想而吁求或决定着文体的生成,文化对诗体的吁求与文体对文化的呈现相辅相成。如崇双尚偶的文化心理是四言体生成的观念基础,农耕文化与农事祭祀仪式展演又对《诗经》农事诗产生了深远影响,上古史官制度、祭祀仪式造就了宴飨仪式对于各期燕饮诗诗体的吁求,军礼仪式对战争诗诗体的影响,周南、召南地域文化对“二南”诸诗诗体的影响,商业文化及殷商文化遗风下的娱乐文化对《郑风》诗体的强烈吁求与深刻影响,周礼西渐与秦文化的复杂构成共同影响了《秦风》艺术形式的多样化特征,崇尚巫祭与神秘浪漫的陈地文化对《陈风》爱情主题诗篇诗体的广泛影响,等等。作者认为,仪式展演既是文化存在的模式,也是文化得以产生的模式。基于此,仪式在《辨体》一书所论文化与诗体的关系中,几乎贯穿于各种社会文化、地域文化之中。

        第四,《辨体》采取多学科交叉的方法解决诗体成因问题也是一个亮点。综观整部著作,作者在解决研究难题时,涉及文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地理学、民俗学、民族学、音乐学等学科知识。除了传世文献外,还充分利用了出土文献,如《辨体》探索《诗经》四言诗体的成因,先将四言体放置于上古诗歌诗、乐、舞一体的大背景下,还原其形态,然后以语言演进和雅乐形成这个新视角为切入点,引用了大量音乐考古文献,力求全方位地展示四言体形成的过程,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当然,《辨体》对《诗经》诗体的探索也还有未尽之处,如周代厉、宣、幽三朝是贵族文人雅诗创作的高潮期,出现了尹吉甫等不少诗人,对这些诗人的诗作进行钩稽,并探索其诗体风格及其成因也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期待作者将来还有后续的研究成果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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