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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2年06月27日 星期三

    王小波: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阴阳两界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6月27日   16 版)

        似水流年,要是王小波还活着,今年刚好60岁。

        王小波死后这15年来,他不断地被重复标签成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早就说过:“中国若有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当从我辈开始。”但是自由主义是一条艰难的路,1997年4月2日,王小波在家里向好友李静展示几个月前他拿到的货车驾照,说:“真的混不下去了,我就干这个。”那个时候李静是《北京文学》的编辑,她被王小波肆意浪漫的《红拂夜奔》所震惊,但是她也不知道为什么,王小波的小说在那时“就是发不了”。也许是他对性爱的描写太直接太大胆吧。

        9天之后,王小波死于心脏病。他对自己的身体心里有数,早就预感到了这一天,所以他一向认为只有40岁前的人生才值得一过。这个自由主义者一生都在阴阳两界里纠结挣扎,在现实世界中格格不入,像周伯通一样左右互搏。在他去世后的几年里,各种纪念文章和活动层出不穷,在尘世的热闹和喧嚣之中,我们似乎听到了小波的黑色幽默:“我辈终于可以大声说话了!”

        爱你就像爱生命

        诗人这个行当应该取消,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诗人。

        ——《三十而立》

        我们习惯性地把与李银河相遇作为解读王小波的起点。那是1977年,王小波25岁,经历了云南兵团3年劳动、山东省牟平的3年插队和乡村教师的生活,终于回京后的王小波在西城区半导体厂当工人。

        有一天,王小波父亲一个四川老友的儿子北辰,带了个女孩上家里来,这个女孩就是刚刚从山西大学毕业、在《光明日报》当编辑的李银河。李银河本来是慕王小波父亲王方名之名而来,王方名早在50年代初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逻辑学教授,就在王小波出生的1952年,王方名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家庭突遭变故,王小波的名字就是“小小风波”的意思。1957年王方名因在报上发表关于逻辑的文章,与周谷城等人一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从而名声大噪。

        在王家,李银河听说王小波在写小说,就钻进王小波和哥哥住的小黑屋里,把小波的大本子翻了出来。她读了那个时候在小圈子里传来传去的《绿毛水怪》,看完之后“觉得早晚一定会跟这个人发生点什么。”

        由于家学渊源,年少时的王小波就显露出了写作天分,小学五年级时一篇作文被当作范文在学校广播。虽然他有时看上去呆怔怔的,但是在哥哥王小平看来,那是因为他在专注出神地想问题。王小波记性极好,读书范围又杂,感兴趣的东西能过目不忘,是家里著名的“杂家”。他看书十分专注,有事叫他也听不见,非得打他、揪他才能把他从书中拉出来。他不光爱看书,还爱讲故事。他常在各种场合,有声有色地给小朋友讲故事,能把看过的书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他从小就是喜欢的事认真,不喜欢的事不专心。

        初中毕业那年上山下乡,16岁的王小波满腔热情,执意去了云南。结果,从小就体弱多病的他在云南不到一年就得了急性肝炎,只好回北京养病。没有户口,没有职业,妈妈设法让他到自己的老家山东牟平去插队,不久便在民办中学当老师。1975年王小波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当工人。

        小波从小就崇拜哥哥王小平,受哥哥影响,也喜爱起了文学。在云南兵团劳动期间,小波就开始了小说创作。小波回到北京后,王小平经常给小波推荐一些书看。小波埋头在黑屋子里写作,哥哥总是第一读者。小波经常问哥哥写得如何,哥哥总说:“很好,坚持下去。”当然有时也会泼点冷水,说是“恐怕要百年之后才能发表”。尽管在当时发表无望,小波仍是笔耕不辍,每每写到半夜。

        王小波表达情感的方式跟他的文字一样简单直接,和李银河第一次见面,聊了没多久之后,他突然问道:“你有朋友没有?”李银河如实相告自己还单身,然后王小波就趁热打铁地说:“你看我怎么样?”他的大胆直率让李银河吃惊不小。

        在哥哥王小平看来,那个时候的王小波和李银河并不般配。李银河离开《光明日报》后分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后来去了中国社科院。更重要的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时,李银河与林春合写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里面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你跪着看他。李银河简直成为青年偶像,每天收到的读者来信得用麻袋才能装下。而王小波,还是一个街道工厂的工人,写着没地方发表的小说。小波笔下主人公王二的生活状态就是他的写照:无聊的时候就在厕所里画淫画,被人吐口水。

        但是王小波身上的自由与诗意,打动了一直过着典型“体制化生活”的李银河,他们开始书信往来。这些信件后来以《爱你就像爱生命》的书名出版。这些信里,李银河一开始是那样中规中矩,就像当年最常见的进步女青年。她劝王小波戒烟,用社论体说:“中国的春天来了,最近社会科学院要办一本刊物《中国社会科学》,这多令人感到鼓舞呵,中国解放的步子终于迈起来了。”用这样正经的语句写情书,有点像王小波在杂文里多次嘲讽过的桥段:《庐山恋》的男女主角谈恋爱,站在风景如画的庐山上,不喊I love you,而是惊天动地大喊I love my motherland!

        浪漫的王小波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这个身高一米八四的黑脸大汉说,在见不到她的日子里,自己就难过得像旗杆上吊死的猫。这些情书堪称世界上最美的文字,字里行间跳跃着孩子般的纯真和无法阻挡的诗意。

        1978年,王小波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他对当时带有“文革”遗风的文科教育不感兴趣。再加上王小波的父亲在经历了“三反”、“文革”等一系列冲击后,不准孩子学文科,一律去学理科。于是王小波就选择了这所文科大学中仅有的两门理科之一,另一个为经济信息系。

        他提到自己大学生涯的文字不多,十几年后开玩笑式地说过,入学体检的时候“我的肺活量在两千人里排第一,可以长嚎一分钟不换气”。虽然他只上过一年中学,还是12年前上的,但他当时最想考的是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李银河后来回忆,在中戏复试时王小波直言对“郭鲁茅巴”(郭沫若、鲁迅、茅盾、巴金)没有兴趣,而自己最喜欢的戏剧家,是那个时候还显得很冷门的“萧伯纳”。乍暖还寒的气候里,这些坦率毫无意外地让他落榜了,幸运的是中央戏剧学院属于提前招生的批次,并没有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把他录取。人大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他又回到了七八岁时候到处乱跑、打枣、捅马蜂窝的乐园。

        1980年,28岁的大二学生王小波与李银河结婚了。同年,他在一本名为《丑小鸭》的杂志发表了《地久天长》,这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写得稚嫩而深情,关于两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之间“地久天长”式的情感。小说的女主角最后死于脑癌,这很有可能是王小波初恋故事的投影。最近有人在网上披露说,王小波曾经单恋教育部大院里一个漂亮的年青姑娘,在山西插队时她死于脑癌,这件事即使王小波的家人也毫不知情,王小波本人也从来没有再提起过。

        没有黄金的黄金时代

        人活着总要有个主题,使你魂梦系之。

        ——《革命时期的爱情》

        1982年王小波大学毕业,留在学校教书,和妻子李银河相比,王小波过得并不顺心。

        李银河在王小波大学毕业后不久就离开了中国社科院,她申请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的硕博连读,但是在王小波这边,政策要求毕业后至少在学校服务两年才能申请出国。一直熬到了1984年,他才来到美国,成为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对于刚过而立之年的王小波来说,自由精神与金钱名利之间的冲突,开始真正困扰他,那是如此界限分明的阴阳两界,并非仅仅用诗人般的意念就可与之对抗。

        在写给同在美国的好友刘晓阳的信里,王小波说:“我们背井离乡,到这儿来无非为了名利二字。既然为名为利,就说不上清高。既然不清高,就不配要面子。豁出面皮来撞就是了。”和许多早年有“洋插队”经历的人一样,王小波在美国的孤独和挫败感远甚于国内。那个时候他和李银河住在一个两层小楼里,和十几个人分租房子,房间大概有十几个平方,床垫放在地上。他们爱吃披萨,但还是只能吃最便宜的那种。即使如此,他们还是买了两个音响,放着古典音乐。

        虽然王小波的英语词汇量惊人,但他口语几乎为零,当年李银河一个月有400美元的奖学金,还要扣除20美元健康保险。王小波则身无分文,百事不如意。连最简单的英语也听不懂,又没有财政资助,成天惶惶然不可终日,只能从事中国人在美国的传统职业:刷碗。他刷碗一天,挣20块钱。虽然拿钱的时候心情不错,但是一想到这么干,一星期干6天也挣不出学费来,又闷闷不乐了。

        在有阳光的时空里,即使如此捉襟见肘,王小波和李银河还是游遍了美国和欧洲。他们有张照片是挽着手站在草地上,旁边是一口袋拣的苹果,两个人都一脸傻笑。王小波眼中,卢浮宫已经被烟熏黑了;意大利到处是古迹和贼;奥地利和德国没有不守规矩的人;荷兰干净漂亮;比利时又破又烂。他是如此喜欢这些旅程,在《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王二和老婆在英格兰的一片树林里“享受一个带有雾气、青草气息和寂静无声的性”。同样是《革命时期的爱情》,王二早早就知道“人活着总要有个主题,使你魂梦系之”。在美国的王小波于各种颓然中已经找到了这个主题,那就是写小说。

        在匹兹堡,王小波通过李银河认识了来自台湾的许倬云,挂在许老师名下注册上课。许倬云非常欣赏小波的才华,每个星期三的下午,他和小波都在匹大的办公室里长谈一次。他们聊起各自的经历,经常说着说着就为各自讲述的事而生气地互相拍起桌子。小波讲在中国农村插队的事,对比农民和官僚悬殊的生活差距,他很为农民感到不平,声音越说越高,桌子越拍越响。虽然许倬云一直认为王小波应该把当时创作的《唐人密传故事》写下去,但许倬云后来还是把风格体裁完全与之迥异的《黄金时代》推荐给了台湾《联合报》。这篇王小波前后写了10年的小说,获得1991年《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奖金是25万新台币,比王小波数年的工资还要多。得奖消息上了《人民日报·海外版》,《黄金时代》还被改名为《王二风流记》在香港出版,封面上是裸体的王二和陈清扬,一站一躺在他们“搞破鞋”的云南山林之中。

        1992年1月,他与李银河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由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王小波觉得,摆脱体制束缚的时候到了,靠写作能够养活自己了,于是他在1992年9月辞职,专心写作。

        奋力从猪圈出走的猪

        在人间,尊卑有序是永恒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听。

        ——《沉默的大多数》

        1988年,36岁的王小波刚回国的时候没有去成中国人民大学,李银河在北大做副教授,他就在北大帮闲,在社会学所当讲师。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我老婆当教授,我狗屁不是。哀乐中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罢。”三年后,他转入人大会计系当讲师。而在《黄金时代》得了大奖、他辞职后的这一年,第一次真正脱离体制,依然让王小波感到恐慌。他在港台出的书卖得都不太好,情绪很糟糕。他开始异常地对一些琐碎的生活细节感到忧虑,信里他提到刘晓阳的一部丰田车,建议他“其实如果安顿得下,有钱不如买房,买车不值。或者买辆住家车,省得找不着住处”。

        1993年,《三联生活周刊》创办,编辑找到了他,王小波后期的杂文生涯就从这本刊物起步。之所以转写杂文,似乎是写小说并没有真正带给他多大名声,他始终是小圈子里的接头暗号。到1994年他也自嘲过:“提起王小波,大家准会想到宋朝在四川拉杆子的那一位。”

        1995年张元介绍意大利独立纪录片制作人安德烈去拍摄王小波,安德烈拍之前想找点王小波的小说看,但是书店里买不到,因为那个时候王小波的书只在地摊上卖,都是盗版。后来不少人回忆,在个人电脑刚刚在中国内地开始出现的时候,《黄金时代》和古龙金庸温瑞安这些人的小说一起,被组合在一张小小的软盘里,大家都要问:王小波是谁?

        所以,他后来写的一系列杂文比小说相对直露地展示思想,给他带来了一些真正的名声。《沉默的大多数》、《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这些都成为名篇。在《沉默的大多数》里,王小波以他经典的卡夫卡式的诙谐嘲讽了荒诞的时代:

        “从我记事时开始,外面总是装着高音喇叭,没黑没夜地乱嚷嚷。从这些话里我知道了土平炉可以炼钢,这种东西和做饭的灶相仿,装了一台小鼓风机,嗡嗡地响着,好像一窝飞行的屎壳郎。炼出的东西是一团团火红的粘在一起的锅片子,看起来是牛屎的样子。有一位手持钢钎的叔叔说,这就是钢。那一年我只有6岁,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听到钢铁这个词,我就会想到牛屎。从那些话里我还知道了一亩地可以产30万斤粮,然后我们就饿得要死。”

        不少人在网上坦承,看过王小波的杂文,但是没有读过显然更加耗费他心血的小说。王小波的杂文里密集出现的那些关键词,比如自由、有趣、参差多态等等,让很多习惯了整齐划一文体的人感到陌生而兴奋。1993年王小波把《红拂夜奔》、《寻找无双》和《革命时期的爱情》三部小说编成《怀疑三部曲》,序言里说“这是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有趣在混沌中存在”。这种混沌,就是王小波孜孜以念的自由。他说起云南那只奋力从安逸的猪圈出走、重回山林的“猪兄”:“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摆脱生活的设置,是王小波在作品里提供的实现自由的路径,虽然他自己也不见得能完全做到。

        1996年李银河去英国,本来王小波想同去,但最后还是忍受着夫妻长期分居的痛苦,送走了妻子。母亲问他为何不走?他说:“去那儿没意思”。母亲知道他不忍心丢下老母亲,因为哥哥、姐姐、弟弟都走了。他很辛苦,晚上写作,白天还有许多事情要应酬。

        杂文给王小波带来了一些相对稳定的收入,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消耗。如果仔细阅读他最后几年的作品,不难发现他几乎已经枯竭。反复提及的作家只有卡尔维诺、尤瑟纳尔、杜拉斯等几个人。他四处写稿,几乎来者不拒,作品发表在《辽宁青年》、《演艺圈》之类的通俗杂志上,显出粗糙重复的痕迹。熟悉王小波作品的编辑李静说,在王小波真正看重的小说发表不出来的时候,他后来交给她的小说“实在写得不怎么样”。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回忆,他明显感觉到王小波越写越为思想繁衍能力的不足而焦虑,而且理性纠缠带给他的是小说的想象力枯竭,作品越来越缺少血肉。在朱伟看来,王小波“死于心力交瘁”。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在京西简陋的出租屋里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额头的伤和屋里的痕迹记录了他最后的挣扎。他没有来得及看到自己的又一成果:就在他去世的那个月,他与张元合著的同性恋题材电影剧本《东宫西宫》在阿根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编剧奖;同年,电影《东宫西宫》入围戛纳电影节。他死后,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掀开帷幕,历史如此吊诡,他生前的寂寞与身后的盛名形成了巨大反差。

        2001年左右,西祠胡同BBS上出现了名为“王小波门下走狗大联盟”的讨论版,这个版名来自郑板桥的印章“青藤门下走狗”。鼎盛时的“王小波门下走狗”注册会员有三千多人,大家在网络上痴痴地反复分析王小波作品,又模仿他的风格写自己的作品,一本接一本出书。后来BBS整体衰落了,这些王小波爱好者又挪到豆瓣上开了小站,成员超过三万五千人。“王小波”还是大家的接头暗号,只是接头的人已经不再限于小圈子。王小波豆瓣小组的说明里写的是:“在小波的作品中可以找到我认为在生命中最可珍视的三个元素:智慧、性爱、乐趣。”

        王小波曾说,智慧是一个人活在世上充分享受人的自尊的基础,性是一切美的来源,而趣味是感觉这个世界美好的前提。这大概就是王小波精神家园的通关密码:在此生此世和诗意世界这样的阴阳两界中,他总能自由穿行。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第60期,作者李静睿,2012年6月出版,定价: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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