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的前世今生

    《二十四史》，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是被历来的朝代纳为正统的史书，故又称“正史”。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计3213卷，约4000万字，用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历史上刊印全套“二十四史”的主要有过三种版本：清乾隆年间的“武英殿本”、清朝末年由金陵、淮南、浙江、江苏、湖北五个书局刻印的“局本”，以及民国时期由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与中华书局排印的“聚珍本”。百衲本与聚珍本二十四史几乎同时印制、同时发售，并受到来自不同层面读者的喜爱与追捧，当年的畅销与流行程度也不相伯仲，堪称《二十四史》近代版本中的“双子星”。

披沙沥金“百衲本”

    “百衲本”《二十四史》是张元济（1867—1959）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耗费巨资广搜各史的宋元善本，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摄影制版技术，呕心沥血十余年方大功告成。因“百衲本”《二十四史》选用的各种珍罕版本因年代久远而残缺不全，乃是通过许多版本相互参校、补缀而成，有如僧人的“百衲衣”，故得此名。“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其学术价值之高，从印制之初的各界赞誉到之后风行七、八十年间的口碑，都足以印证。

    民国十九年（1930）三月，商务印书馆正式发布《百衲本二十四史预约样本》，标志着这部历史上最佳版本的《二十四史》出版发行工作揭开序幕。预约样本中刊载的“影印缘起”一文，记述着这部经典版本的诞生始末。原来从民国九年（1920）开始，正在辑印“四部丛刊”的商务印书馆就注意到《二十四史》的版本问题。在当时没有更佳版本的影印底本情况下，不得已用武英殿版为底本，曾经影印过一部分，用于零售配售。在张元济多方搜求之下，逐渐的汇集到一部分宋元古本的二十四史。到民国十五年时，“四部丛刊”重印之际，在众多读者的期盼与催促之下，商务印书馆曾发布预告，称除《明史》仍用殿版影印之外，其它的基本都以珍罕的宋元古本影印；并且陆续印制了一部分预约样本，开始接受读者预订。民国十九年（1930）时，《前汉书》与《后汉书》两部重要史书，即“前四史”之一，均在馆藏已有元代版本的情况下又搜求到了宋版。这样一来，由商务印书馆主持影印的《二十四史》，其中颇为重要的“前四史”全部得以用宋版古本影印。张元济这才如释重负、“差弭前憾”，正式宣布了“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公开发售。

    “百衲本”《二十四史》，按照原订预售计划，应当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全部出齐。但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军飞机轰炸并焚烧了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部，不但已经印制好的大量图书、印版毁于一旦，甚至于馆藏的宋元古本原本也未能全部抢救运出。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除了“一二八”事变之前已经印制完毕并按预约售出的前两批六种史书，以及刚印制完不久的第三批四种共计十种史书之外，其余“十四史”均需重新制版，有的还要重新搜求古本加以影印。即使在这样艰难处境之下，张元济仍旧在当年三月，发布了“重订百衲本二十四史”的预约样本。这份重订的预约中，刊载了经历浩劫之后商务印书馆的特别启事。启事除了声明书馆的损失惨重以及续印的第三批图书已于1933年底印制完毕之外，还特别强调“续得版本视初印较为完善”。

    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在一场浩劫之后，发布这样一则颇具信心的启事，固然有张元济等同仁的全力以赴、共克时艰，当然也有业界、学界、藏书界各方人士的同心同德、鼎力襄助等因素所促成，但启事中强调的“续得版本视初印较为完善”，除了有以上因素的推动之外，古籍校印工作流程的精细化才是重中之重。在《重订百衲本二十四史预约样本》发布之前四个月，1933年12月，商务印书馆还发布了一份《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描润始末记》，这份文件首次向外界公布了古籍校印过程中的影印描润流程，并刊出了“底样”与“清样”以作比较，令人信服的认可其“续得版本视初印较为完善”的结论。

    原来，要影印一部古籍，所用的有些底本并非初印，书板经多次刷印已有损伤，印出来的字迹笔划多模糊断缺，如果又找不到印得清楚的初印本来代替，那就必须在影印过程中插进一道描润工序。即根据别的版本把模糊之处描清楚、断缺之处补起来，使最后印出来的书基本上清晰可读。张元济在《影印描润始末记》中提到，“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底本最模糊的宋刻南北七史，必须在影印过程中加以描润，其具体办法是：“原书摄影成，先印底样，畀校者校版心卷第叶号，有原书，以原书，不可得，则以别本，对校毕，有阙或颠倒，咸正之。卷叶既定，畀初修者以粉笔洁其版，不许侵及文字。既洁，覆校，粉笔侵及文字者，记之，畀精修者纠正。底样文字，有双影，有黑眼，有搭痕，有溢墨，梳剔之，梳剔以粉笔。有断笔，有缺笔，有花淡笔，弥补之，弥补以硃笔。仍不许动易文字，有疑，阙之，各疏于左右栏外。精修毕，校者覆校之，有过或不及，复畀精修者损益之。再覆校，取武英殿本及南、北监本、汲古阁本与精修之叶对读，凡原阙或近磨灭之字，精修时未下笔者，或彼此形似疑误者，列为举疑，注某本作某，兼述所见，畀总校。总校以最初未修之叶及各本与现修之叶互校，复取昔人校本史之书更勘之。既定为某字，其形似之误实为印墨渐染所致或仅属点画之讹者，是正之，否则仍其旧。其原阙或近磨灭之字，原版有痕迹可推证者，补之，否则宁阙。阙字较多，审系原版断烂，则据他本写配，于栏外记某行若干字据某某本补。复畀精修者摹写，校者以原书校之。一一如式，总校覆校之。于是描润之事毕，更取以摄影。摄既，修片。修既，制版。制版清样成，再精校。有误，仍记所疑，畀总校。总校覆勘之，如上例。精校少二遍，多乃至五、六遍。定为完善可印，总校于每叶署名，记年月日，送工厂付印。”

    能仔细看完张元济所描述的这段“描润”工序的读者，恐怕无不为其精益求精的校印水准而由衷赞叹。即便没有静下心来，仔细看完这一大段专业性质极强的工序描述，只要稍一对照“底样”与“清样”之区别，无不慨叹商务印书馆校印工序的“妙手回春”之术，一部原本漶漫不清，而且本身还有讹误的朽烂古卷，一经描润，不但枯木逢春且还仍旧古意盎然。无怪乎“百衲本”《二十四史》始终被学术界奉为至宝、被读书界誉为奇珍，更被藏书界传为美谈。“描润”作为古籍影印中的最后一道杀手锏，自然征服了当时代的无数读者。事实上，这份《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描润始末记》，后来也被作为一份具有营销效果的说明书，被附录于《重订百衲本二十四史预约样本》之中。

    线装本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全部出齐之后，商务印书馆还推出了特制的专用书柜。古色古香的收藏、陈列、使用一体化的这种书柜，与“百衲本”《二十四史》一道，构成了民国书香的又一道风景线。当然，民国时代的“洋为中用”之风，以及更经济、更快捷的都市人群读书需求，又促使商务印书馆推陈出新、迎合时尚；后来又出版了“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缩印精装本。采用缩印精装之后，一本书即一部史，《二十四史》也就是二十四本精装书，普通书架上一排的空间就可齐备，即方便实用，又大方美观。就这样，一部汇集了众多珍罕版本、齐聚了各方力量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摇身一变，成为常用史学工具书，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一目了然“聚珍本”

    当然，除了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之外，中华书局排印的“聚珍本”《二十四史》，也别具特色，在《二十四史》的出版史上另辟蹊径、再谱新篇。“聚珍本”《二十四史》的特色与优势，不在于校印所使有底本的珍罕，事实上它正是以版本称不上善本的“殿版”为校印底本；它的特色与优势，恰恰就在于没有使用直接影印古籍的方式，而是直接以铅字排印的方式出版。

    “聚珍本”《二十四史》印制所采用的铅字及版式，并非普通的宋体或楷体铅字版式，而是由西泠印社创始人丁辅之（1879—1949）研制的“聚珍仿宋”体铅字及版式。1920年，刚过不惑之年的丁辅之，他研制的“聚珍仿宋”体铅字及版式获得“中华民国政府内务部第六三五号批文及执照”，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国家认可的，有自己版权的字体发明者和使用者。

    他发明的这种字体，在中国书法与工业印刷之间架设了一条通道，也为追逐风雅的国人提供了一种批量制造的标准。中国书籍的制造开始摆脱对纯手工的依赖，不再依赖于底版书写者、刻版工匠以及刻印书籍投资者本身的偏好与个性，成为一种全民普及性质的文化熏陶；工业文明的成果在中国转化为一种标准化享受，便利而且便宜。“聚珍本”《二十四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聚珍本”《二十四史》所使用的字体，正是铅字印刷风行至今、仍在使用的“仿宋体”。

    其实，早在拿到专利执照之前，丁辅之自己创办的“聚珍仿宋印书局”就已经与商务印书馆有过接触与合作，但因其拒绝在商标中删去“聚珍”二字，与商务印书馆最终断绝了合作关系。从1919年起，中华书局已经确定盘并丁氏的聚珍仿宋印书局。1920年6月，双方议定正价二万六千元的盘并金额。1921年议妥全部条件，正式订立合同。是年6月6日的《申报》刊登了聚珍仿宋印书局的启事：“本局已并入中华书局总厂，以后关于法律上权利义务完全由中华书局代表。” 

    从此，中华书局正式收购了聚珍仿宋印书局已铸成的头号、二号、四号，三号、三号长体夹注各欧体宋字共五种铜模铅字和已摹写样本陆续刻铸的顶号、初号、三号、五号及头号、四号长体夹注及长短体字及西夏字体共八种铜模铅字。（据1920年8月26日内务部给聚珍仿宋印书局经理丁辅之的注册批件），并允准丁氏享有“聚珍仿宋体”专利三十年。同时还与丁辅之订立十年的合同，由他担任新设的聚珍仿宋部主任。

    1920年，中华书局开始筹备辑印《四部备要》大型古籍整理丛书，这套丛书涵盖“经史子集”四部精要，全套丛书达到了一万一千三百零五万卷，分订为二千五百册；印制这部大型丛书的重任，理所当然的选择了丁辅之的“聚珍仿宋版”。1921年，中华书局正式以“聚珍仿宋体”排印《四部备要》。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的陆费逵特地在《校印四部备要缘起》云：“适杭州丁氏创制聚珍仿宋版，归诸本局，方形欧体，古雅动人，以之刊行古书，当可与宋椠元刊媲美。”陆费逵又在《四部备要》预约样本上撰有“增辑四部备要缘起”一文，再次强调“聚珍仿宋体”的重要，文曰：“辛酉(1921)，杭县丁氏创制之聚珍仿宋版归诸吾局，丁氏，即八千卷楼旧主人也，字体精雅，印行之书，直可与明清翻宋仿宋诸精椠媲美。”

    十年后，中华书局用“聚珍仿宋版”校印的《四部备要》大型古籍整理丛书，早已风行大江南北，备受读者喜爱。《四部备要》中的“史部”，已经陆续以“武英殿版”《二十四史》为底本，校印发售多部。就在《四部备要》热销之际，1930年11月，也就是在商务印书馆正式发布《百衲本二十四史预约样本》之后八个月，中华书局趁热打铁，也迅即发布《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样本》，开始公开预约发售。

    在中华书局的预约样本刊载的“校印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缘起”中，明确指出了这部二十四史的独特之处与优势所在。原来，为了方便普通读者阅读与研究，在注释较多的“前四史”中，采用二号方体字印制正文，三号长体字印制注释，极为醒目悦目。其余各史，由于注释极少，遂以四号方体字印制，视觉感受也颇佳。在全书的开本上，比照着“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六开本加大为五开大本，便于读者在书页间批注书写。“字体之大”、“印刷之精”、“版式之雅”、“售价之廉”四大优势，成为“聚珍本”《二十四史》的宣传推广之着力点。

    事实上，由于摆脱了版本搜求上的精益求精，“聚珍本”《二十四史》的印制与发售，与“百衲本”《二十四史》相比较，要顺畅便利得多。本就在热销中的《四部备要》，只需将“史部”中已有的《二十四史》抽出，重新集中施以大开本印制即可。按照预约承诺，全部《二十四史》分五期印制发售，至1932年6月将全部出齐。这样的出版速度与效率，明显比商务印书馆要高，中华书局之所以能兑现这样的承诺，其信心与底气的根源就在于“聚珍本”《二十四史》的印版早已完成，作为《四部备要》的组成部分，印制流程早已轻车熟路、毫无困难。

    再拿“聚珍本”的“聚珍”二字来讲，其原意就是活字印刷的意思，本来也始于清代乾隆帝的称谓，他认为“活字”一说不雅而替之以“聚珍”，“聚珍”有聚拢字模印就珍本之意。中华书局的“聚珍本”《二十四史》恰恰就是以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为底本加以校印的，从名目及史实上不但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还有点历史延续、再造殿本的意味。中华书局的以逸待劳、借力打力，在当年颇受市场认可，同时也收获颇丰。

    在《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样本》中，中华书局甚至于提前设计了一座“聚珍本”《二十四史》专用书柜，其规格款式几乎与“百衲本”《二十四史》专用书柜完全相同。当然，除了在柜顶加刻的标字为“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各部史书的摆放位置及空间容量略有调整之外，与传统古籍所用书柜并无两样。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专用书柜竞相推出的背后，体现的乃是二者出版物之间的交替竞争与市场分割。“聚珍本”《二十四史》针对普通读者的需求，与“百衲本”《二十四史》针对专业读者的需求并行不悖；“聚珍本”《二十四史》的出笼依托于《四部备要》，“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缔造也依托于《四部丛刊》；一个排印，一个影印；一个有美观雅致的字体版式，一个有精益求精的描润校印，二者各具特色，也最终平分秋色。诚如某位学者所言，要说版本权威，得看“百衲本”《二十四史》；要说享受阅读，则要看“聚珍本”《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4000万字记载的4000年中国历史，就这样翩然来到近代中国。《二十四史》的前世今生，从笔录、木刻到影印、铅印，恍然间历史的记载本身也在经历历史的洗礼。近代中国的出版争鸣时代，开启了民国出版史上的星光灿烂——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以各自的技术实力与文化底蕴，倾力打造了自己的星光大道。

    中华文化的浩翰星空中，“百衲本”《二十四史》与“聚珍本”《二十四史》——这对“双子星”交相辉映。它们以现代印刷技术为契机，以传统文化理念为底蕴，不但谱写了史学经典阅读的新篇章，其自身的出版史也已成为近代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建国以来，中华书局承续传统、再接再厉，重铸《二十四史》的现代阅读。倾力发动了全国史学界知名专家学者与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点校本”《二十四史》。“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二十四史》在现代阅读生活中重又焕发活力。 

    新书

    《新论语》

    钱宁著2012年5月出版 29.00元

    《新论语》将《论语》原有20篇体例打破，从“仁”的定义和内涵出发，以孔子的思想脉络重新结构原文文本，使其核心思想和主要观点有机地融为一体。通过这样的系统性分拆和重构，《论语》呈现出全新面貌——孔子思想的逻辑性和深刻性从文本中直接呈现出来，学习和修身是其求取的途径，治国和处世是其实践的方式；而孔子对时政的抨击和对各种人物的评论，则如今天的“案例教学”，旨在向弟子们解释和阐发“仁”之内涵，以及在具体事例中如何评判。重构后的《论语》成为无需繁琐注释就能读懂的新经典，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教授称此书：不加一字，不减一字，编而不作，《论语》一新。

    《城市中国的逻辑》

    陈映芳著2012年5月出版 50.00元

    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是近期的热议话题，关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奇迹”和“体制奇迹”，国际和国内均众说纷纭。本书作者摈弃过于政治化和情绪化的立场争辩，以严谨的社会学家身份对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指标“城市的发展”做了相当实证的经验研究和理论辨析。作者以上海为“田野”，对90年代以来中国大规模的城市“自我改造”、“城市更新”以及居民大动迁的历程展开了一系列的长期调研，从而对城市开发体制的运行机制、城市开发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开发资本如何进入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扮演自己的角色等等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做出相当深入的分析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