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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2年05月30日 星期三

    28年,两任宁夏作协主席

    石舒清:不愿意做一个多产作家(2004年任职至今)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5月30日   05 版)
    石舒清,原名田裕民,1969年生,回族,当过中学教师,县委宣传部创作员。现为宁夏文联专业作家、宁夏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全委。已陆续发表小说、散文百余万字。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有作品译为法文、日文、俄文等。

        2004年,宁夏《固原报》发表了署名石舒清收集整理的一首花儿。从此,这位刚刚结束高考的年轻作者,文学之梦悄然而绚烂地绽放;从此,他的目光没离开过西海固,因为他觉得故乡就像是自己的另外一个心脏:“比我的这个心更壮硕、更有力、更慈悲也更深情。”

        石舒清对土地的深情不可思议。评论家李敬泽曾评价,石舒清是怀着坚定的自尊书写着“吾土吾民”,那不仅是一片皲裂的大地,还是一个精神充盈的价值世界,在天人之际自有不可轻薄的庄重。本届书博会上由宁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长篇小说《底片》和短篇小说集《灰袍子》子,仍一以贯之着这种凝重的书写。

        法国作家莫里亚克说,如果我很好地写了我的村子,那么我就写到了世界上所有的村子。在石舒清看来,只要真正地能回到自己,回到人所共有的那个“本我”,即等于走向了世界。    

        读书报:从创作上看,你并不是多产的作家,对于创作,你持一种什么态度?

        石舒清:我的创作量和发表量都不算太大。我也不愿意做一个多产作家。好作品和多少没关系的,而且越是好作品,越是不可能多。对于写作,我的态度是,好好写,慢慢写。可能竹篮打水,可能劳而无功,但劳动是必须的。劳动本身有其快乐和价值。我对于创作如果说有要求,那就是尽可能写得好一些。好一些的标准是,文章里有感情,有见识,有分量。

        读书报:你的创作以短篇为主。其实短篇的写作,对于各方面的要求更高。写了这么多年,你觉得自己目前的写作是怎样的状态?

        石舒清:每个人都有其局限。我的局限在于,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只能写短篇的作者。我写短篇时,感到短篇有一种内在的丰富性和紧张感,我也常常感到写短篇的难度和诱惑力。我已经写作二十多年了,可谓多半的时间用于写作。写作至今,我的一个最大感触是,写作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像猫捉刺猬一样,既想吃刺猬的肉,又忌惮于那满身的刺。我觉得凡写好作品出来的人都必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并非迷信,而是公道所在。

        读书报:《开花的院子》、《清水里的刀子》……你的很多作品,让人过目难忘。质朴细腻耐人寻味,又含着隐隐的心酸。你对于故乡,是怎样的感情?你愿意怎样形容自己的作品与故乡的关系?故乡给予你怎样的影响?

        石舒清: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中有一种苦涩的东西。不是我好这个味道,而是当文字里真有这个滋味时,就说明你的文字反映了真实。任何生活都是有其辛酸和无可奈何的一面的,并非西海固人的生活才独有这一种味道。但我是受乡土文化影响很重的写作者,如没有我那样的乡土,即我没有我这样面目的写作者,这个因果关系是很了然的。只是遗憾的是,因缘已足够,果子还远不符这样的因缘。

        读书报:很多作家都认为,童年的经历对于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你觉得呢?能顺便也谈谈童年的阅读吗?

        石舒清:我就自己的童年记忆写过很多小说,至少占到三分之一。就此可以看出童年生活对写作者的影响。但一直沉湎于童年记忆的写作也许会影响作品的格局和分量,这是我近年来有所警觉的方面。我出生在西海固一个一千余人的纯回族村庄。回族在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同时,也有自己的文化系统。我童年的阅读环境可以想见。但是我也有幸运的一面,我的父亲虽没读过几年书,却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我还记得父亲在油灯下读书的情景。父亲因为爱读书,帽檐儿都被油灯烧着了;因为喜欢读书,常常上工迟到,没少受队长的责骂。记得小时候,家里的一个小木箱上,总是摞有一沓书,有《西游记》、《东方》、《金陵春梦》等,我读的第一本小说就是从父亲的藏书里得到的,叫《新儿女英雄传》,我一边放羊一边读这本书,也念给一同放羊的伙伴听。直到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小说开头的一句。我想有这样一个喜欢读书的父亲,对我的影响一定是很深远的。

        读书报:你曾经在接受某次访谈时说:“我有时会立在一个地方看一张张我从童蒙初开时就熟识的脸。我远远没有写好他们,远远没有写透。”写作中的困惑是每个有追求的作家都必然经历的,你是否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困惑?

        石舒清:我总是有没有写好的感觉。好像看到满树的好果子,但无法摘下来。摘到手里的也不像自己仰望时所看到的,不是自己所心仪的。对我而言,写作从来都是困难的事情。种种困难,需一一克服。渐渐也适应了,认识到写作本就是这样的。当然也并非全然是苦差事,苦乐同在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觉得好的写作姿态应该是这样的。任何好东西都不会让你轻易获得,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人生观。因此写作时的种种不易或困境,就视同正常,会心平气和地去领受去克服。我很喜欢“克服”这样的说法,既说出难度,又予人鼓励。

        读书报:你如何看待文坛的这些“命名”:广西“三剑客”、河北“三驾马车”等。你觉得这样的命名,对于个人写作有帮助吗?

        石舒清:我不觉得这样的命名对写作有实际的帮助。但名实相符的命名有一些也是必要的,像荷花淀派,山药蛋派等等命名,就是很好的,至于竹林七贤,三曹三苏等,命名响亮,垂传千古,不唯必要,简直是令人有些垂涎和神往了。 

        读书报:我尤其喜欢你的语言,你对作品的语言有怎样的要求?是否很苛刻?

        石舒清:我曾经很注重过语言,以写随笔的形式特意训练过。汪曾祺先生说,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我是很认可这一说法的。我对语言的要求,来自于两种说法,一种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一种是“辞,达意而已”,我觉得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和分寸,就可以了。说来轻松,其实是难乎其难的事情。也许是人至中年的缘故,现在更容易接受宁朴勿华一类对语言的要求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者,我的所谓好语言的特征有两个,一是朴素性,一是神秘性。

        读书报:短篇小说作家的处境,其实并不容乐观。稿酬低是一方面,在出版或评论方面也不占优势,你觉得呢?

        石舒清:是的,有时也会计较于这些事情,稿酬太低,出版不易,孜孜矻矻,何苦来哉?会有一些压力。但我感到只要写起来,只要写得还顺手还满意,所有这些,都不值一提。写作带来的喜悦感与满足感是远胜于这些的。当然希望好货卖个好价钱,也是人同此心的。

        读书报:地处偏远,是否被关注理相对更少?你觉得宁夏的作家还需要哪些方面的努力?

        石舒清:我觉得只要真的能写出好作品来,就一定能得到相应的关注。就我的创作成绩而言,我受到的关注已不少了。如果可以说实话,那么我觉得不只是宁夏作家需要努力,全体中国作家都还需要好好努力。一是我们努力得还很不够,一是我们还有足够的努力的空间。当我们国家的整体文学水准在一个相当的平台上时,水涨船高,宁夏作家自会借此受益。我觉得宁夏现在有几个资质不错的更年轻的写作者,他们的起点高,对文学有着不同于前辈的理解和表达。这其中,诗人更多一些。我觉得这是好事,由诗人来做引领,会使文学有一个纯粹的向度和高的期许。文学上最可贵的品质是耐久力,最令人遗憾的是昙花一现。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耐久力更足一些,每个人从自己出发,都能走得更深远一些。

        (本报记者 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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