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舒清：不愿意做一个多产作家（2004年任职至今）

    2004年，宁夏《固原报》发表了署名石舒清收集整理的一首花儿。从此，这位刚刚结束高考的年轻作者，文学之梦悄然而绚烂地绽放；从此，他的目光没离开过西海固，因为他觉得故乡就像是自己的另外一个心脏：“比我的这个心更壮硕、更有力、更慈悲也更深情。”

    石舒清对土地的深情不可思议。评论家李敬泽曾评价，石舒清是怀着坚定的自尊书写着“吾土吾民”，那不仅是一片皲裂的大地，还是一个精神充盈的价值世界，在天人之际自有不可轻薄的庄重。本届书博会上由宁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长篇小说《底片》和短篇小说集《灰袍子》子，仍一以贯之着这种凝重的书写。

    法国作家莫里亚克说，如果我很好地写了我的村子，那么我就写到了世界上所有的村子。在石舒清看来，只要真正地能回到自己，回到人所共有的那个“本我”，即等于走向了世界。    

    读书报：从创作上看，你并不是多产的作家，对于创作，你持一种什么态度？

    石舒清：我的创作量和发表量都不算太大。我也不愿意做一个多产作家。好作品和多少没关系的，而且越是好作品，越是不可能多。对于写作，我的态度是，好好写，慢慢写。可能竹篮打水，可能劳而无功，但劳动是必须的。劳动本身有其快乐和价值。我对于创作如果说有要求，那就是尽可能写得好一些。好一些的标准是，文章里有感情，有见识，有分量。

    读书报：你的创作以短篇为主。其实短篇的写作，对于各方面的要求更高。写了这么多年，你觉得自己目前的写作是怎样的状态？

    石舒清：每个人都有其局限。我的局限在于，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只能写短篇的作者。我写短篇时，感到短篇有一种内在的丰富性和紧张感，我也常常感到写短篇的难度和诱惑力。我已经写作二十多年了，可谓多半的时间用于写作。写作至今，我的一个最大感触是，写作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像猫捉刺猬一样，既想吃刺猬的肉，又忌惮于那满身的刺。我觉得凡写好作品出来的人都必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并非迷信，而是公道所在。

    读书报：《开花的院子》、《清水里的刀子》……你的很多作品，让人过目难忘。质朴细腻耐人寻味，又含着隐隐的心酸。你对于故乡，是怎样的感情？你愿意怎样形容自己的作品与故乡的关系？故乡给予你怎样的影响？

    石舒清：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中有一种苦涩的东西。不是我好这个味道，而是当文字里真有这个滋味时，就说明你的文字反映了真实。任何生活都是有其辛酸和无可奈何的一面的，并非西海固人的生活才独有这一种味道。但我是受乡土文化影响很重的写作者，如没有我那样的乡土，即我没有我这样面目的写作者，这个因果关系是很了然的。只是遗憾的是，因缘已足够，果子还远不符这样的因缘。

    读书报：很多作家都认为，童年的经历对于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你觉得呢？能顺便也谈谈童年的阅读吗？

    石舒清：我就自己的童年记忆写过很多小说，至少占到三分之一。就此可以看出童年生活对写作者的影响。但一直沉湎于童年记忆的写作也许会影响作品的格局和分量，这是我近年来有所警觉的方面。我出生在西海固一个一千余人的纯回族村庄。回族在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同时，也有自己的文化系统。我童年的阅读环境可以想见。但是我也有幸运的一面，我的父亲虽没读过几年书，却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我还记得父亲在油灯下读书的情景。父亲因为爱读书，帽檐儿都被油灯烧着了；因为喜欢读书，常常上工迟到，没少受队长的责骂。记得小时候，家里的一个小木箱上，总是摞有一沓书，有《西游记》、《东方》、《金陵春梦》等，我读的第一本小说就是从父亲的藏书里得到的，叫《新儿女英雄传》，我一边放羊一边读这本书，也念给一同放羊的伙伴听。直到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小说开头的一句。我想有这样一个喜欢读书的父亲，对我的影响一定是很深远的。

    读书报：你曾经在接受某次访谈时说：“我有时会立在一个地方看一张张我从童蒙初开时就熟识的脸。我远远没有写好他们，远远没有写透。”写作中的困惑是每个有追求的作家都必然经历的，你是否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困惑？

    石舒清：我总是有没有写好的感觉。好像看到满树的好果子，但无法摘下来。摘到手里的也不像自己仰望时所看到的，不是自己所心仪的。对我而言，写作从来都是困难的事情。种种困难，需一一克服。渐渐也适应了，认识到写作本就是这样的。当然也并非全然是苦差事，苦乐同在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觉得好的写作姿态应该是这样的。任何好东西都不会让你轻易获得，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人生观。因此写作时的种种不易或困境，就视同正常，会心平气和地去领受去克服。我很喜欢“克服”这样的说法，既说出难度，又予人鼓励。

    读书报：你如何看待文坛的这些“命名”：广西“三剑客”、河北“三驾马车”等。你觉得这样的命名，对于个人写作有帮助吗？

    石舒清：我不觉得这样的命名对写作有实际的帮助。但名实相符的命名有一些也是必要的，像荷花淀派，山药蛋派等等命名，就是很好的，至于竹林七贤，三曹三苏等，命名响亮，垂传千古，不唯必要，简直是令人有些垂涎和神往了。 

    读书报：我尤其喜欢你的语言，你对作品的语言有怎样的要求？是否很苛刻？

    石舒清：我曾经很注重过语言，以写随笔的形式特意训练过。汪曾祺先生说，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我是很认可这一说法的。我对语言的要求，来自于两种说法，一种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一种是“辞，达意而已”，我觉得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和分寸，就可以了。说来轻松，其实是难乎其难的事情。也许是人至中年的缘故，现在更容易接受宁朴勿华一类对语言的要求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者，我的所谓好语言的特征有两个，一是朴素性，一是神秘性。

    读书报：短篇小说作家的处境，其实并不容乐观。稿酬低是一方面，在出版或评论方面也不占优势，你觉得呢？

    石舒清：是的，有时也会计较于这些事情，稿酬太低，出版不易，孜孜矻矻，何苦来哉？会有一些压力。但我感到只要写起来，只要写得还顺手还满意，所有这些，都不值一提。写作带来的喜悦感与满足感是远胜于这些的。当然希望好货卖个好价钱，也是人同此心的。

    读书报：地处偏远，是否被关注理相对更少？你觉得宁夏的作家还需要哪些方面的努力？

    石舒清：我觉得只要真的能写出好作品来，就一定能得到相应的关注。就我的创作成绩而言，我受到的关注已不少了。如果可以说实话，那么我觉得不只是宁夏作家需要努力，全体中国作家都还需要好好努力。一是我们努力得还很不够，一是我们还有足够的努力的空间。当我们国家的整体文学水准在一个相当的平台上时，水涨船高，宁夏作家自会借此受益。我觉得宁夏现在有几个资质不错的更年轻的写作者，他们的起点高，对文学有着不同于前辈的理解和表达。这其中，诗人更多一些。我觉得这是好事，由诗人来做引领，会使文学有一个纯粹的向度和高的期许。文学上最可贵的品质是耐久力，最令人遗憾的是昙花一现。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耐久力更足一些，每个人从自己出发，都能走得更深远一些。

    （本报记者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