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不寻常了：戛纳今年很文学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戛纳电影节历来是作者型导演的圣堂，一贯青睐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简·坎皮恩和米夏埃尔·哈内克这样的编导全才。进入21世纪以来，只有两部改编作品获得过金棕榈奖——罗曼·波兰斯基的《钢琴师》和洛朗·康泰的《四壁之间》。其余影片中，只有一部不是由导演亲自编剧，即肯·洛奇的《风吹麦浪》。

    但今年的情况非同寻常。

    夏洛特·希金斯为5月18日出版的《卫报》撰文说，今年的戛纳是书虫的戛纳，来了一大帮曾经把头扎进小说里找灵感的导演。

    最令人瞩目者，当属沃特·赛勒斯改编的杰克·凯鲁亚克小说《在路上》，大卫·克罗宁伯格的新作《大都市》（Cosmopolis），则改编自唐·德利洛2003年的小说，同样有很多人寄予厚望。

    此外，彼得·德克斯特1995年的小说《报仔》（The Paperboy）被导演李·丹尼尔斯和女明星尼柯尔·基德曼带到了戛纳；约翰·希尔寇特执导的《无法无天》（Lawless），则取材于马特·邦迪朗2008年出版的历史小说《世界上最潮湿的县》；《先知》的导演雅克·奥迪亚尔今年的参赛新片《锈与骨》（De rouille et d’os）由玛丽翁·科蒂亚尔主演，其文学原作乃加拿大小说家克雷格·戴维森2005年的同名短篇集（Rust and Bone）。

    电影杂志《视与声》的主编尼克·詹姆斯认为，作为作者型导演最主要的阵地，戛纳今年受到了文学改编作品的强力攻伐。

    在詹先生看来，对文学原作的选择常常是出于一种露骨的商业策略，而非艺术上的追求。他说：“毫无疑问，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好莱坞和英国电影工业的一大部分，都已经开始依赖于文学原作。这可以减少［改编后的］电影的冒险性，因为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对其原作有所了解了。”

    不过，詹先生说，好小说拍不出好电影，人们对此已经见怪不惊了。尽管有些导演是例外，如波兰斯基和科恩兄弟。

    英国导演拉福斯·诺里斯说，在执导别人的作品前，他从未有过犹疑，因为写作是“一种我不具备也没指望能具备的技艺。”他说，“作家导演的传统正是戛纳的伟大传统。在欧洲［大陆］，导演被视作全能人物，这在英国就不行。”

    诺导说，这事关文化差异，“事实是，我们有过一个叫莎士比亚的伙计，他太优秀了。在英国文化中，作家的力量是极为深厚的。”

    《综艺》杂志的女评论家莱斯莉·费尔佩林认为，没有必要把文学改编对纯电影的大举进攻看得太严重。“最伟大的导演们完全可以转化其素材，以自己的意识洗去其铅华，创造出全新的作品。有些导演几乎是把素材当成对手。”她说，哈萨克斯坦导演达列山·奥米尔巴耶夫带来戛纳的电影《学生》，就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名作《罪与罚》的重新解读。“这是导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一次交谈，通过一种奇特的方式，非常忠实于文本……有人说文学改编是一种不纯粹的电影，我当然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