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的启蒙老师张彭春

    20世纪初，南开的新剧（话剧）活动在张伯苓校长提倡下蓬勃开展。张校长的胞弟张彭春领导南开新剧团，从这个“北方话剧的摇篮”里，走出了像曹禺那样的大师。

    张彭春是南开学校首届毕业生，1910年考取清华第二届“庚款”留学生，同胡适、赵元任等赴美。他攻读教育学与哲学，课余喜爱戏剧。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母校，立即被推选为新剧团副团长，校刊称：“先生于此道久有研究，且极热心，从此我校新剧前途自必更放异彩矣。” 

    张先生果然不负众望，带领南开新剧活动进入发展的新阶段。当时国内尚未建立导演制，他将西方正规的导演制用于南开新剧团，被誉为“中国第一导”。

    他排演了自己创作的写实主义剧本《醒》。该剧有中、英文两个脚本，1916年10月10日用中文演出。当时周恩来在南开读书，是剧团的中坚力量，任布景部副部长，扮演剧中一女角，受到张先生指导。12月23日应届毕业生又用英语演出，参与舞台工作的周恩来，在校刊写道：“是日排演，颇多引人入胜之处。佳音佳景，两极其妙。” 

    尽管《醒》还稚嫩，但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醒》比发表于1919年、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话剧剧本”的胡适的《终身大事》要早3年。张彭春不仅写出新型剧本，并带来一套完整的、效仿欧美的导演方法。张彭春运用这种导演方法排演该剧，这比被话剧史家称作“中国导演制度的创立者”的洪深1924年首次为上海戏剧协社执导《少奶奶的扇子》还要早8年。是张彭春第一个将西方戏剧理论和编导艺术直接移植到南开新剧团，从而形成我国早期话剧运动南北两个中心之一的北方话剧艺术。

    若说《醒》尚不完美，那么1918年演出的《新村正》就足以展示张彭春的卓越才华。该剧由他编导，成功运用西方现代话剧的技巧，使观众耳目一新，引起轰动。“五四”以后，文学界对这个剧本评价极高。

    1919年张彭春出国深造，1923年学成归国，受清华诚聘出任教务长。1926年他辞职返回南开，任中学部主任，兼大学部教授，在哲教系讲授他的本行，在英国文学系讲授“西洋戏剧”，课余依然为南开新剧团倾注心血。此时剧团团长时子周已离校，他便独当一面，将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娜拉》、莫里哀的《悭吝人》和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等具有民主思想的世界名剧搬上南开舞台。

    排演《娜拉》时，确定了演员后，张导首先同演职员分析研究剧本与剧作家，也就是如今说的“案头工作”，自制一“易卜生生平创作年表”挂在黑板上，作专题讲座。

    1927年排演《国民公敌》，突接直隶督办、奉系军阀褚玉璞发来的禁演令。此人土匪出身，野蛮愚昧，得知南开排演了一个姓易的人所写叫《国民公敌》的戏，便一口咬定该剧是攻击他的。看到这纸命令，大家觉得既可气又好笑，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停排。而张彭春不甘心就此罢休。转年3月是易卜生诞辰百年，他渴望演出此剧，以纪念近代戏剧之父。于是他把剧名改为《刚愎的医生》就顺顺当当地演出了。事后他笑称：“当然，改剧名未经作者同意。” 

    排戏时张彭春一丝不苟，要求极严。他总让演员一遍遍排练：“不行，没戏！再来五遍！”反复排演把演员们折腾得疲惫不堪，背地发牢骚，埋怨导演无情。在学生中流行一句歇后语：“张先生排戏——受不了！”

    导演要求演员在出场前酝酿好情绪，这叫“带情绪上场”。他根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原则：演员在舞台上生活，而不是表演。每排一出戏，他呕心沥血，从不用场记，排演前夕全都记在脑里了。

    为推敲台词和动作以及细节处理，排演场上张导经常停下来。他停止的标志是挥一下手，然后习惯性地用手拍自己的宽大脑门，闭上眼，“嗯，嗯”地思索。演员们静静等候，直到导演一声“开始”，又马上继续。学生们在背后喜欢模仿张导独特的举止言行，尤其爱学他闭着眼“嗯，嗯”地思考和拍脑门的动作。

    但张彭春也不能总是一个人说了算。遇到和他同样认真的教师演员，往往会提出不同意见。几人争得面红耳赤，激动地指着对方：“谁错了，谁请大家到‘全聚德’吃烤鸭！”学生演员们便起哄：“好！那就今晚去！”

    在张彭春领导下，南开新剧团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其中最突出的是曹禺（万家宝）。曹禺12岁考入南开，两年后参加南开新剧团，成为骨干。在男女不能同台演戏的时代，多由他反串女角。曹禺在这个艺术摇篮里度过愉快的6年，提高了艺术修养，开阔了眼界，并确定献身戏剧的人生道路。

    曹禺平日沉默寡言，并不引人注目。可是一演戏，一进入角色，就像变了个人。张彭春发现这是个好演员，排《国民公敌》时让他扮演女主角。后来排《娜拉》，张彭春再次把扮演女主角的重任交给他。《娜拉》是一出很难演的戏，没有跌宕起伏的戏剧情节，戏的中心围绕着女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展开，全剧演出成功与否完全靠这个人物的表演。曹禺把娜拉演活了，不仅形似，而且神似，将女主人公对自由的热切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

    曹禺的出众才华折服了观众，更令他的老师欣喜不已。张彭春总让他扮演主要角色。在排演场上，曹禺的艺术天赋有时使得导师也感到意外。此刻一贯严肃的张导便会激动地拥抱这个得意学生。

    张彭春预见曹禺前途无量，将自己珍藏的一套英文版《易卜生全集》送给他。曹禺后来说，易卜生是现代戏剧之父，对自己一生的创作影响极大，为此他十分感激张先生。

    离开南开，曹禺考入清华，毕业后那部震惊文坛的处女作《雷雨》问世。他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多次回母校参加演出。1934年10月，为庆祝南开中学建校30周年，在新落成的瑞廷礼堂，张彭春和曹禺携手合作，重演《新村正》，并邀请林徽因设计舞台布景，使得校庆日锦上添花。翌年，南开新剧团演出《财狂》（《悭吝人》），曹禺再次在张彭春执导下扮演主角，把这一人物演绝了。此次演出轰动华北文艺界，天津《大公报》出了特刊，《益世报》出了专号。郑振铎、巴金、靳以专程从北京赶来观看。1936年曹禺在《雷雨》的序中深情写道：“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

    1932年张彭春到苏联考察教育，同时参观莫斯科的梅耶荷德剧院，与富有创新精神的苏联导演梅耶荷德进行艺术切磋，收获很大。梅耶荷德在上演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剧《宗教滑稽剧》时不落大幕，取代舞合布景的是一个象征地球的大地球仪，舞台与观众席联成一片，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具有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回国后，张彭春导戏在幕与幕之间通过灯光明暗来显示，这是受了梅耶荷德的影响。

    1930年梅兰芳赴美演出，张彭春任剧团顾问兼总导演。最初美国观众因听不懂戏词，中途退场现象屡有发生。张彭春便想出一个主意：每场开演之前，他身穿礼服出现在舞台上，用流利英语向观众讲解中国戏曲的特点，对即将演出的剧目内容作简要介绍，最后强调：“中国京剧是古典戏剧的精华，只有文化水平高、又有修养的观众才能欣赏。” 

    经他一讲，观众对剧情有所了解，而且都愿做“有修养”的观众，从此演出效果极好，场内鸦雀无声，再没人中途退场。局面一下子就被这位长着聪明大脑袋的张先生扭转了过来。

    当时正值美国经济萧条，但绚丽多彩的中国京剧仍博得美国观众的青睐，两周的戏票三天内被预售一空。梅剧团在美国各城市取得极大成功，梅兰芳也荣获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此次访美演出，引起世界瞩目，提高了中国京剧的地位，这都与张彭春的协助分不开。

    据说陈省身先生说过：天津值得骄傲的，在戏剧的萌芽时代，产生了彭春先生和弘一大师李叔同。纵观张彭春先生对中国话剧和京剧艺术的贡献，可以说，陈先生此言绝非过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