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一愿，胜造七级浮屠

    张政烺先生学问大，不用我来评价。我只是张先生晚年的一个学生，很多前辈师长比我更了解先生，不用我来多嘴。作为他的学生，我只想讲点当学生的体会。

    首先，我想说的是，小学和中学时代，我是个坏学生。正是因为坏，所以咬牙跺脚发毒誓，将来一定要当个好老师。我原来的梦想是当个小学老师或中学老师，但插队期间，我真的当了老师，感觉很失败。我没想到后来会当大学老师，更没想到会拜在名师的门下，做我一生最想做的事。

    其次，老实交待，我根本没上过大学。小学、中学都教不好，怎么教大学？今天，我之所以能站在大学的讲堂上，在张先生执教过的大学教书，实在非常幸运。我要感谢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老师，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引领我走进学术之门的老师。比如俞伟超、李学勤、裘锡圭三位老师，他们都帮我改过文章。当时，俞老师给我鼓励最多，我叫“第一推动力”。我是在他的鼓励下，才报考研究生。当然，如果没有刘仰峤先生推荐和夏鼐先生安排，我也无缘于此。我当研究生是在1979年。最初，考古所是请唐兰先生当我的导师，但他突然去世，才请张先生当我的导师。张先生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呢？大家都看到了，他可不是那种手把手、站不直了就拿脚踹的老师。那是戏班子的班主，不是我理想的老师。我的老师，天高任鸟飞，后面没有风筝线。古之所谓师，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他是不问不教，但有问必答。他自己惜墨如金，但鼓励我多读勤写早出成果。比如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就是由张先生推荐并题写书名，于1985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古人说，孔子学无常师。学无常师才能成其大。张先生是很多老师的老师，但他并不想当唯一的老师。我的老师不止一人。比如王世民老师、张长寿老师就是我在考古所的老师。我对张先生最最佩服的一点，说实话，是他没有门户之见，不传衣钵，不立山头，不拉队伍。学问越大，人越谦虚。人越谦虚，越能容人。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大家都愿意当他的学生。

    第三，现在执教北大，我一直在想，老师到底是干什么的？我理解，老师是老师，学生是学生，学生并不是老师的私属。张先生在北大任教的年代，师生关系远比现在松散，凡是在校听课的人都是张先生的学生，张先生是大家的老师，不只是某几个人的老师，学术更有天下公器的味道。不像现在，老师拿学生当子弟兵或打工仔。学生靠老师出名，老师靠学生出名，拉拉扯扯，彼此都用得着。张先生绝不是这样的老师。我记得，2007年，我在芝加哥大学，有个教中文的老师跟他的美国学生说，你可别忘了呀，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一日为师，终生父母”，这个学生毫无反应。因为美国没有什么“终生父母”。父母管小孩，顶多十几年，孩子一大，就自谋生路。人家没有啃老族，也没有啃小族。我理解，老师不是爸爸，他的职责不是给学生找工作，甚至找媳妇。明清小说不是有句话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理解，老师就是帮助学生做梦的人，“成人一愿，胜造七级浮屠”。梦是学生的梦，不是老师的梦。学生传老师的道，受老师的业，那是精神的继承，不是名位的继承。名分并不重要。凡拿老师当老师的，他就是学生；凡不拿老师当老师的，他就不是学生。甭管本事多大，地位多高，就是登记在册，甚至登堂入室，也照样算不得学生。

    第四，张先生为人木讷，不善言辞，很多听过张先生讲课的前辈都说，讲课效果不一定太好。他自己说，我这个人，吃饭很慢，走路很慢，说话也很慢。这以今天的标准看，似乎不太适合当老师。张先生不是如今那种口若悬河，讲课类似电视表演的老师。但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在我看来，他是个古风犹存的老师，他更像舞雩台下和学生散步、阙里宅中和学生聊天的夫子，授受是在不经意之间。他的宽厚诚笃和寝馈于学是个浑然一体的人格。他是用他的为人教育我们。

    古之从学，都是从人学起。书，只是老师的遗教。

    一个好老师，口才当然重要，但基础的基础是肚里有货。培养学者，尤其如此。他得首先是个合格的学者。

    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不学无术，何以为师？

    学者本色在于学：热爱学习，善于学习。不是一时半会儿，而是一辈子，永远在学，永远在问，永远在做学问。当学生是学，当老师还是学。

    张先生正是这样的学者，他是我们大家的好老师。

    （本版文章除李零文外，标题均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