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与中华的文字之交

    1914年2月，在刚刚创办的《中华小说界》上，周作人发表了12则《艺文杂话》。该文缘起是苏曼殊的一段文字。苏曼殊在《文学因缘》“序”中说：“诗歌之美，在乎节族长短之间，虑非译意所能尽也。”周作人指出：“此非汉诗为尔，即欲翻西诗为华言者，亦不可不知此意。”以此为切入点，周作人在《艺文杂话》一文中陆续分析了裴伦（拜伦）、绥夫兼珂、亨凯、萨福等人的诗歌。其中讨论海涅的一则杂话收录了鲁迅的译文：“赫纳（Heine）者德意志诗人，能以常言抒其覃思，使字明瑟，而句复温丽雅驯，拟者不能一似。伯兄尝译其若干什，今录数首于此。一曰：余泪汍澜兮繁花，余声徘亹兮莺歌。少女子兮，使君心其爱余，余将捧繁花而献之。流莺鸣其嘤嘤兮，傍吾欢之罘罳。一曰：眸子青地丁，辅颊红蔷薇。百合皎洁兮君柔荑，吁嗟芳馨兮故如昨，奈君心兮早摇落。”“伯兄”即指鲁迅。这两首诗的翻译后来收入《鲁迅译文集》第10卷《译丛补》。周作人在早年的文言翻译中，遇到诗歌，常常请鲁迅帮忙，如《域外小说集》中显克微支的《灯台守》一篇是周作人翻译的，但其中引用的密茨凯维支的诗，亦出于鲁迅的手笔。

    出版于1909年的《域外小说集》是周氏兄弟的首次合作。上下两册共收入17篇短篇小说，其中的译文多数出于周作人，而全书的策划和编辑工作则是由鲁迅一手完成的。据周作人回忆：“他编辑自己的，更多是别人的稿件，抄写，编整，规定行款格式，找寻和描画封面图案，预备付印。最好的例子是《域外小说集》，字型和行款，纸张，从旧德文的文艺杂志上借用来的图案，许寿裳（按，应为陈师曾）写的篆字题目，都很经过一番经营。”可惜的是，这样一部品质俱佳，代表“异域文术新宗”的译作由于过于超前，未能引起当时人们的足够重视。此后，鲁迅由于种种原因中断了翻译工作，直到1922年才和两个弟弟周作人、周建人合作翻译出版了另一本世界短篇小说集；但十几年间他对于别人译介的短篇小说始终非常关注。

    在《域外小说集》之后出现的单行本形式的短篇小说专集中，比较著名的有林纾和陈家麟译的托尔斯泰的两个短篇小说集《罗刹因果录》（1915）和《社会声影录》（1917），两书共收短篇小说10篇。此外还有陈家麟、陈大镫译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风俗闲评》，上下两册，收短篇小说23篇，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稍后191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周瘦鹃编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该书除介绍西欧北美名家短篇小说外，还介绍了北欧和东欧国家的文学，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域外小说集》的事业。

    鲁迅看到此书后十分高兴，曾在为教育部所拟的审查意见中说：“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 审查意见中也指出了此书翻译中的几点“小失”：“然当此淫侈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据周作人后来回忆，这份审查意见也包含他的参谋：“大概在民国六七年之交，上海各书局出版的新书常常送往教育部请求审查，虽然不是教科用书，本来无此必要，但是审查核准之后，算是版权确定，有了保障，也是有益无损的事情。周君的《欧美小说译丛》也是审查的书之一……教育部主办这件事的就是鲁迅先生。其时他在教育部任职佥事科长，属于社会教育司，正是办理图书馆博物馆等等文化事业的。他见到这部《欧美小说译丛》，特地携回S会馆，仔细研究，几经斟酌，乃拟定了那一则审查意见书，随后由教育部发布的便是。”1917年初周作人离开绍兴来到北大任教，和鲁迅同住S（绍兴）会馆。审查意见原题《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核小说报告：〈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刊《教育公报》第4年第15期“报告”栏，该期《公报》于1917年11月30日出版。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域外小说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意义逐渐凸显出来。1921年，上海群益书社重印了这部译作，改署“周作人编译”，而此版的序言仍出于鲁迅之手。会稽周氏兄弟到这时还是不分彼此、通力合作的。但在他们思想的深处，分歧也开始出现了，预示着今后将各走各的道路。

    1922年1月，武者小路实笃《人的生活》（李宗武、毛咏棠译）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日本新村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文本。鲁迅应请为译本做了认真的校读，《鲁迅日记》1921年5月31日有“校《人间的生活》迄，寄还李遐卿”的记载，此书主要的译者李宗武是李遐卿的弟弟。《人间的生活》出版时题作《人的生活》，由周作人作序，序言开头写道：“李宗武君将他与毛咏棠君合译的《人的生活》寄给我看，说将要出版，嘱我作一篇小序。我想武者小路君的思想，书中已经明白的表示；两君热心于新村运动，这译稿又经再三斟酌，其信达之处，读者自能了解，不必待我的赘说，我现在只略加历史的解题，聊以塞责罢了。”所谓“译稿又经再三斟酌”，就是指书稿曾经经过乃兄鲁迅的认真校订。按说鲁迅既然已为此书做了认真的校改，应当是为《人的生活》作序的最合适人选，为什么他不动手，却要请教当时在西山养病的周作人呢？现在看不到有什么材料能够透彻地解释此事。

    周氏兄弟在1923年分道扬镳的时候都已是文化名人，他们的作品，无论是写还是译，都是出版社欢迎的。而早年他们还默默无闻的时候，像所有的年轻作者一样，他们也有被中华书局退稿的经历。

    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除了翻译了后来收入《域外小说集》的若干短篇之外，还翻译了一些中长篇，其中之一是俄国作家阿历克赛·康·托尔斯泰的《银公爵》，译本改题《劲草》。1914年1月，鲁迅将周作人译稿寄往中华书局，稍后被退回。再寄别处，后译稿遗失。现在能看到的只有鲁迅1909年4、5月间为译本写的序言，题《〈劲草〉译本序》。除《银公爵》外，周作人在东京期间还翻译了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中篇代表作《炭画》，草稿于1908年底完成，由鲁迅修改誊正。此后一直压在箱底。1913年2月，回国已一年多的周作人将《炭画》寄给了商务印书馆，很快收到了商务的退稿信。小半年后，周作人又把译稿寄给了与商务齐名的中华书局，结果再次遭到退稿。在鲁迅的帮助下，后来《炭画》终于在1914年4月由文明书局正式出版。

    无论是被接受还是被退稿，周氏兄弟和中华书局的文字之交全都集中在外国思想文化，特别是外国文学领域。现在一提到中华书局，大家立刻想到的就是“古”和“中”，而不会想到“外”和“今”。其实中华早年的经营路径相当多元，既有备受学界欢迎的《四部备要》，也有老百姓喜闻乐见、印刷至20版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卷的统计，中华在那一时期这方面的出版品约有200种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