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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行政手段，把多元化的教材编写变回统编，就会没有‘声音’了。实际上，在哪个领域这么做，留下的都会是一片寂静。之所以现在教材发行存在着权力寻租的现象，正是因为我们现在行政干预过多，政府过于强势。”
2001年，我国新课程改革启动，教育部发布第11号令，也就是《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从此，国家不再编写中小学教材，而是由各教材编写机构通过教育部立项后自行编写，而这些教材在经过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后出版，供地方选用。
这种对教科书的编写实行“项目管理”的办法，做到了编写与审查的分离，鼓励和支持了有条件的单位甚至个人编写中小学教科书。当时，教育部的这一举措普遍被认为打破了教科书编写的垄断格局，而单一编写和垄断格局的打破，给学校、家长、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也为实行教科书出版发行渠道的多元化提供了基础。
但是，自2010年以来，在出版界中就流传着义务教育阶段文科教材将“回归统编”的传言。有媒体报道：“教育部正在从全国范围内遴选一批主编，以教育部名义编写一套义务教育德育、语文教材。由教育部组织编写，这意味着今后教材的编写和各出版社都没有关系了。”在2011年7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修订工作会议”上，语文、历史、德育教材确实没有参加新一轮的教材编修。
语文、历史、德育等教材，真的将回归统编吗？
“回归统编”尚无定数
福建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孙汉生向记者证实：“去年7月我参加教育部的课标修订研讨班，确实有口头传达这几门教材回归统编，至少就我的理解是有这个倾向。而且语文、历史教材的课标修订也的确没有启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语文课程教学专家吴忠豪也透露：“是否回归统编，还在博弈之中。据说历史、政治的统编教材今年9月就要启用，语文的统编教材也在编写之中，但并未听说各地自己编写的教材不能继续使用。”可见，义务教育阶段语文、历史、德育教材回归教育部统编尚无定数，但可以明确的是，这条传闻并非毫无根据。
对此，江苏教育出版社社长顾华明表示，江苏版的语文教材在全国28个省市都有采用，如果语文教材回归统编，将会对他们造成很大影响。另一方面，孙汉生也怀疑回归统编在执行上的可能性：“这件事一下子执行起来较难，突然把大家编的教材都枪毙掉吗？这么做的可能性不大，至少现在看来，并没有进行这么大调整的明确信号。”
多元化编写之“弊”
将开放编写了11年的语文、历史、德育教材回归统编，教育部的动机为何呢？有人认为，这和近些年来语文教材频频遭遇社会争议有关。
2010年，《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公开质疑上海小学语文课本恶意篡改安徒生童话和巴金名作，引起社会对中小学语文课本擅自修改名家名篇问题的广泛关注。同年，一则名为《各地中学教材大换血，看看被踢出教材的课文》的帖子在网上广为流传，《孔雀东南飞》、《阿Q正传》、《雷雨》等20多篇让几代人耳熟能详的课文被曝从教材中消失。而人教社教材调整鲁迅作品入选篇数的做法，更是引起了广泛争议。
顾华明说：“语文对一个人人格的培养是很重要的，不单单是断句识字，还涉及各个方面，是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的重要学科。”毫无疑问，正是语文课的这种特殊性，让社会各界对其教材的变化高度关注，而随这种关注而来的争议甚至非议，可能引发了主管部门回收教材编写权的考虑。
另外，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开放教材编写权之后，教材成为了一些地方出版社谋利的工具，也为地方教育主管机构的权力寻租打开了窗口，再加上开放编写导致的教材质量良莠不齐和价格增长，让教材统编的声音越来越大。不过，针对这样的声音，也有媒体指出，教材回归统编后，大大有利于指定出版社，背后其实也有利益的争夺。
多元化编写之“利”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没有哪一套教材能够尽善尽美地把思想文化充分地表现出来，”孙汉生说，“政府倡导主旋律是必要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也是要维护的，但是这些在课程标准中已经体现了。”他认为教育部可以有自己的示范教材，但不应禁止各地方围绕教育部的课程标准做多元化的探索，“泱泱大国，围绕着核心价值体系和主旋律，大家应该有各自的呈现和表现方式，全国教材都是同一个面孔是乏味的。”
顾华明指出，多元化编写让各个地区按照自己的教学理念、教育所长和学生培养的情况编写教材，探索自己的教学模式。“比如我社的语文教材，吸收了不断更新的教学理念，试图用切合这个时代的教学方法来引导孩子，这就是教材编写权下放给我们带来的机会。”顾华明认为，一种教材，无论多么优秀，涵盖面多么大，毕竟只代表了一种教学理念，“而多元化的教材编写，能让不同的教学理念互相碰撞、互相竞争，从而共同探讨发展。我们的教材都是在教育部的领导下，按照新课程标准设计的，但不同的教材有不同的特色和价值取向。不可能一个特色涵盖所有东西。”
吴忠豪也表示，对于学生来说，教材多元化编写的主要优点在于能更适合各地教学的情况，使多种思潮百花齐放、优胜劣汰，进而促进教材编写的发展。他认为，如果用行政手段把多元化的教材编写变回统编，“就会没有‘声音’了。实际上，在哪个领域这么做，留下的都会是一片寂静。”
面对教材多元化编写的利与弊，吴忠豪告诉读书报，语文、历史、德育教材回归统编，其原因不论是因为意识形态，还是主管部门对教材质量的担忧，都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
“统编”=倒退？
吴忠豪承认，多元化的教材编写格局中有一些问题，比如虽然各版本教材各有特色，但差异比较明显，有些教材水平不高；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一些明显水平较低的教材，也依然能击败其他优质教材被采用，但“任何事物都会有缺点，没有什么是十全十美的”。他坚持多元编写是教材编写的发展趋势，而多元化的最大优势就是存在竞争，“存在竞争才能让学校有更多选择的机会，才能让教材的质量进一步提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告诉记者：“对于教材回归统编这件事，据我所知，学界总体上持保留态度。”熊丙奇曾撰文指出，“教材回归统编是开倒车”，在他的观点里，“竞争”这个词很重要。“从一些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为了使教材的编写能够体现学校办学的特点，教材是没有统编的，更没有行政部门来主导编写。”熊丙奇指出，如果行政部门主导教材统编，结果不但是所有的学校使用一样的教材，还可能产生一些利益纠葛，学校的自主性也无法体现。“所以，发达国家的教材一般都是由教材的编写机构自主编写，编写完成之后，他也没有权力要求某一个学校必须采用某一本教材。选择教材的权力，是在社区教育委员会、学校和家长的手中。这样一来，教材的编写者将更加注重受教育者的需要，也促进了不同版本教材之间的竞争。”熊丙奇认为，这种打破行政垄断的编写机制，既杜绝了教材编写、发行中形成利益链条的可能，同时也给予了学校选择教材的自主性，体现了教材的多样化和多元性，值得借鉴。
吴忠豪指出，2001年开放教材编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回归”，他说：“往太平洋彼岸看，美国是联邦制，各州编写自己的教材；往近看，民国时期教材也采用的是编审制，也就是民间机构和出版社编写，教育部审查。这几年我们就是回到这个格局。虽然选择教材的权力还是在行政部门，但这确实是一个发展和进步的过程，而不应该是权力‘向上收’的过程。如果回归统编，负面影响会很大。”
抛去义务教育阶段教材回归统编背后的利益之争不谈，要解决现今教材编写、发行的诸多问题，不统编，又该怎么办呢？
对于这个问题，出版人和学者的回答出奇的一致：进一步开放教材编写与选择权。
开放教材编写与选择权
吴忠豪认为：“之所以现在教材发行存在着权力寻租的现象，正是因为我们现在行政干预过多，政府过于强势。由地方政府替代老师和学校选择教材，而教材的使用者恰恰没有选择的权力。既然选择权在地方行政部门，就有可能给权力寻租留下空子，这对老师使用教材不利，对教材的正常竞争也不利。”在吴忠豪看来，正是因为教材选择权没有开放到底，才导致了现阶段教材编写、发行各环节问题的出现。
熊丙奇历数现行教材编写机制最为人诟病的三点：首先，教材编写质量参差不齐，导致社会上出现很多争议；其次，由于教材编写权下放到地方，导致教材的编写、出版再到发行和使用这一系列过程中形成了既得利益链条，给腐败留下空子；第三，学校没有选择教材的主动权。他说：“政府部门可能认为，给了地方编教材的权利，但还是没有编好，因此应该收回来。殊不知‘没有编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权力没有下放到底。过去由国家统编，现在由地方编写，其实还是一样的行政主导。”熊丙奇指出，我国应该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市场化的教材编写机制，至少也应该进一步推进教材编写机制的改革，建立起一个学校、家长、老师共同参与教材选择的新机制。在熊丙奇看来，充分的竞争能够促使劣质教材被淘汰，使教材质量整体提高。而学校、家长手中的教材选择权，也会杜绝腐败，同时给予了学校因材施教的可能。
吴忠豪说：“十多年来，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教材编写，从‘一纲一本’转变为‘一标多本’，初步形成了一种竞争局面，其中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或许也牵扯到了很多人的利益。但是，这些挫折是教材开放编写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我们应该做的是加大改革力度，不断完善制度，而不是回到原点。”
（本报记者 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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