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出版初期的臧否之声

    今年5月是钱锺书的《围城》出版65周年。据何启治在2010年第3期撰写的《〈围城〉曾经沉寂30年》一文中介绍，截至2008年上半年，《围城》已创下印数392万册的纪录。如今，“钱学”已成为一门学问，《围城》也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然而，如同经典的诞生总是与争议相伴随一样，《围城》在出版初期即1946——1949年间也经历了一番不小的风波。

    1944年，钱锺书开始动笔写长篇小说《围城》，一年后被老友柯灵得知，于是1945年10月3日的上海《文汇报·世纪风》“编者·作者·读者”栏中就有了这样的消息：“钱锺书先生近方创作长篇小说《围城》，已经成其十之六七。”这是最早关于《围城》的创作资讯。1946年2月25日，《围城》始刊于《文艺复兴》第1卷第2期。在该期的“编余”中，李健吾表达了发表《围城》的欣喜之情：“可喜的是，我们有荣誉连续刊载两部风格不同然而造诣相同的长篇小说，弥补我们的遗憾和读者的怨望。李广田先生的诗和散文，有口皆碑，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载誉仕林，他们第一次从事于长篇制作，我们欣喜首先能以向读者介绍。”6月，仅看了前三章的邹琪就在《小说世界》1946年第3期《佳作推荐》里对《围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长篇小说往往不容半途读起，但《文艺复兴》里面的《围城》，至少是一个例外。作者钱锺书散文写得字字珠玑，这些东西搬在小说里还是一样灿烂可爱。这并不是说他喜欢掉书袋。他把书本给融化了，像草一样吃了下去，挤出来的奶还是有书卷气的。读《围城》，仿佛读狄更司同时代的萨克莱；拿中国小说来比，第六期的那一部份很像儒林外史。即使前面的没有看，你还是爱看这一部份。看了这一部份，你就想看前面，等着后面。故事并不紧张，它是写出来让你慢慢看的。”这是第一篇评介《围城》的文字。

    1947年5月，《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为配合小说发行，5月1日刊行的《文艺复兴》第3卷第3期封底刊载了《围城》的广告：“这部长篇小说去年在《文艺复兴》连载时，立刻引起广大的注意和爱好。人物和对话的生动，心理描写的细腻，人情世态观察的深刻，由作者那枝特具的清新辛辣的文笔，写得饱满而妥适。零星片段，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故事的引人入胜，每个《文艺复兴》的读者都能作证的。”虽是广告宣传但并不夸大其辞，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之后，林海（郑朝宗）撰写《〈围城〉与“Tom Jones”》一文比较了《围城》和《汤姆·琼斯传》的不同之处，同时提出了“学人小说”的读法拓展了接受者的视野。他说：“钱锺书和菲尔丁至少有两点相同：第一，他们都是天生的讽刺家或幽默家，揭发虚伪和嘲笑愚昧是他们最擅长的同时也最愿意干的事情；第二，他们都不是妙手空空的作家，肚子里有的是书卷，同时又都不赞成‘别材非学’的主张，所以连做小说也还要掉些书袋。”“《围城》和《汤姆·琼斯传》同样的是以幽默讽刺的笔调来写的，这笔调浸透全书，成了一种不可须臾离的原质；偶然一离，读者立刻便有异样之感。而也就在这里，这两位作家稍微有些不同。菲尔丁虽好讽刺，却并不悲观。他不喜欢板起脸孔来教训，但有时也说正经话。因此，每逢他转换口气，总是从‘幽默’改为‘正经’。钱先生则是个彻底的悲观家，‘讽刺’之外，惟有‘感伤’，这情形从两书的结局处看得最清楚。”“以体裁来说，这两部作品都是所谓恶汉体的小说（The Picaresque novel）。……比较起来，还是《围城》接近人生。”而钱锺书和菲尔丁的根本相通之处在于：“这两位小说家有个共同的信念，便是题材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处理这题材的手腕。”至于技巧，明比和描写文是这两部作品大部分的血肉和生命。“他们的互异之点，那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汤姆·琼斯传》中的事实多于议论；《围城》刚刚相反，议论多于事实。这分别是植根于两位作家生活经验广狭的不同。菲尔丁的经验比较丰富，所以他的作品虽也一样的以‘批评人生’为主要目的，却多少总带点‘表现人生’的倾向，尽量把来自多方面的事实填塞进去。钱先生所见的人生似乎不多，于是他更珍惜这仅有的一点点经验，要把它蒸熟、煮烂，用诗人的神经来感觉它，用哲学家的头脑来思索它。其结果，事实不能仅仅是事实，而必须配上一连串的议论。这议论由三方面表达出来：作者的解释、人物的对话、主人翁的自我分析。说到这里，不由的令人想出一个新的名词：‘学人之小说。’”这一视野之后得到了众多接受者的认同。

    当然，并非所有的接受者都看好《围城》。方典（王元化）就将《围城》视为“香粉铺”，因为“这篇小说里看不到人生，看到的只是像万牲园里野兽般的那种盲目骚动着的低级的欲望……这里没有可以使你精神升华的真正的欢乐和真正的痛苦，有的只是色情，再有，就是霉雨下不停止似的油腔滑调的俏皮话了”。唐湜指出小说的结构如“一盘散沙”。无咎（巴人）干脆否定了小说的立意与人物的价值。他说：“如果说，围城是一册以恋爱为主题的小说，那么，我们还可以加添注释道，恋爱正是新儒林外史人物的新课程，它和旧儒林外史颠倒于学而优则仕的闱墨中人的描写，划出了新旧时代的两个风貌，作者以方鸿渐为中心，而展开了恋爱的攻防战。”不过，“我们的作者即使有巴尔扎克式的纵谈一切漫不经心的才华，但在这里却偏缺少巴尔扎克抓住资本主义社会的灵魂（金钱）的特质的那种初步的社会学观点。而我们的作者之所以能撇开这一个极度动荡的社会场景，甚至将后方人民生活的落后，也加以恶意的西方人士式的嘲弄（在金华路上所见的描写）而情愿抓取不甚动荡的社会的一角材料，来写出几个争风吃醋的小场面，我们不能不说作者这一观点——单纯的生物学观点，作了他的罗盘针，一切以恋爱为艺术的主要主题的作者都是这样，他只看到一切生存竞争的动物性，而忽略了一切生存竞争的社会阶段阶级斗争意义，我们作者这一罗盘针是需要改造了”。他还写道：“一大群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或出身于封建世家，或出身于买办宝殿……这是作者笔下人物的阶级性而徘徊于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封建主义相互交融的空间里的人物，除出向上摸索，努力抱住官僚主义的石柱，或喘息于买办主义的大厦里面外，就没有他们的路，没落是他们唯一的路，作者没有有意告诉我们这一点，而我们是可以得到这样印象的。”熊昕更指责作者脱离大众的态度以及不敢正视现实与人生的创作动因，认定这书依旧是失败的，而它的效果，甚至是有毒的。

    正当接受者欲就《围城》的文本价值展开进一步交锋时，社会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钱锺书与他的《围城》随之沉入地下，《围城》的接受也陷入沉寂。直到30年后——1979年，夏志清专章称赞钱锺书其人其文并高调断言“《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后，才重新激活并促成了内地钱锺书与他的《围城》研究的反冲力，《围城》的接受从此步入正常。

    文学接受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精神活动，对《围城》出现的接受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并非不可理喻，关键在于双方是否在学理的层面上进行，而不是哗众取宠，赚人噱头。《围城》出版初期的争鸣风波中，接受者的肯定性视野虽然未必都令人信服，但从学理的层面上进行阐述的实事求是之意还是尽显其中。否定性视野则缺乏学理，或夸大，或歪曲，尽显哗众取宠之心，除了暂时赚取部分人的眼球外，实无可取之处。因此，它们很快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也是势所必然。当然，即便在今天，也依然有极个别的接受者对《围城》采取批判的态度，但对于此，人们除了将之视为闹剧外，没有太多的想法，更没有具体的回应——也无需必要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