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平：建构战后中日关系的历史叙事

    受访人：刘建平（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   

    采访人：燕  舞（本报特约记者）

    久闻刘建平“大名”。多年来，不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开放时代》等多种学术杂志上读到刘建平的专题论文。刘建平长久着力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他的《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9月）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受到学界强烈关注。从书中我第一次了解到，兼具共产国际和日共领导人双重身份的野坂参三1940年来延安开辟反战运动，极大地影响了中共的日本认识以及新中国的对日外交政策。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笔者日前就备受关注的中日关系问题研究采访了刘建平先生。

    我们的国际政治研究

    要从实证出发

    问：从1990年代后期到现在，您翻译了《日本新保守主义》和《日本人的战争观》，出版了专著《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请谈一下您与中日关系史研究结缘的过程。

    刘建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到日本留学开始接触中日关系，发现很复杂。我在日本的导师研究战争责任和历史教育问题，帮助“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打官司。我注意到一个新的问题，叫“战争责任”。那时候中国人讲“战争责任”首先想到的是谁发动战争，不特指战后赔偿问题。

    吉田裕先生的《日本人的战争观》梳理了1945年到1995年日本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认识的变化。这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史和思想史实证研究。日本的战争观是怎么演变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给我们很多思想上的启示，批判了日本保守政治。

    我感到国际关系或者国际政治研究中，对于中国来说，中日关系研究最具有思想性。但中国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没有力量，流行的是基于似是而非的意识形态说法，比如从“民间友好”到官方关系，“人民外交”是怎么推动的等等。

    我回国以后大量阅读资料，还采访一些老干部，一点点建构战后中日关系的历史叙事。同时，也写了一些关于中国政治史和外交史的文章，但中日关系研究一直在推进。

    2003年我开始读博士课程，是北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联合培养项目。我到早稻田留学，在那里收集了大量的日方资料，写博士论文。毕业以后，我把博士论文再加以整理、扩充，出了这本书。

    中日关系研究，总的题目我称之为“从实证建构国际政治史”。我们的国际政治研究要从实证出发，不能从西方理论出发，也不能从中国的意识形态出发，这样才能搞清楚：过去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发生这一系列事情对现在意味着什么？

    问：《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中最震撼我的是第二章“东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新中国对日外交的原型”，尤其是第一节“野坂参三的延安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日本认识”。之前我不熟悉野坂参三，一般的中日关系研究好像都忽略了东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大背景。

    刘建平：日共在1966年和中共的关系破裂了，到现在也谈不上完全恢复，两党关系变成一个忌讳的话题，尤其在中国几乎没有研究。这是政治实用主义学术的必然。19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大师理论占据中国学术的主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似乎成了荒唐的笑柄，中国学者也鄙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以前吃这碗饭的人，后来往往避嫌这种身份，说成研究国际问题或欧洲政治。

    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个历史存在，深深影响了中国，不研究它就不可能说明现在的问题，比如“人民”的概念与中国对日政策的关系。我在日本发现，日本对日共的研究，包括日共自己对历史的整理和解释，是站在他们的立场做的，忽视了中国方面的材料和事实。纠正这个偏颇，需要中国的学者来做。

    问：谈到“人民”这个概念，您认为要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常识，要有人民和国民的区分。以前经常宣传“把日本军国主义跟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但事实上人们越来越觉得，日本国民和政府是一体的。您整本书的一个重大论题好像在回答怎么理解“日本人民”。早期体制内的官方学术机构，或者外交部，应该会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交一些研究报告？还是说这种研究欠缺？

    刘建平：僵化的政治体制造成了学术研究的不发达和荒废。他们本身没什么学术性研究，只是写些汇报，或者提供一些处理意见的方案。在行政体制内，命令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去研究更多的事实。像我这个书里面讲到的，当时中日谈判的时候，中国的谈判代表甚至不知道“日华条约”只适用于台湾。我这两年采访外交部参加过对日谈判的老干部，老干部还反问：你怎么知道这个事？

    问：您在谈到日本保守政治势力与中国的关系时，经常用到“侮辱”这个词，对方在谈判中甚至用“欺诈”的手法。看到这里我有些吃惊，这么大一个国家，居然欠缺这方面的知识！

    刘建平：说日本谈判代表“侮辱”中国不是我的发明，周恩来当时就这么发火。国家不是一个人，它是人组成的，其制度能不能适当地组织起来，决定了它能否有效地思考和有利地行动。“文革”既消灭学术，当然不可能有思想，甚至不允许正确的判断，怎么可能做出有质量的外交呢？无知难免上当受骗。我引用了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的话：“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外交的质量取决于政治制度，即国家怎么样把人有效地组织起来。

    韩国的对日反应比中国激进，

    但日本更尊重韩国

    问：《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第五章在分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过程时，提到“政治解决”和“法律解决”两个概念，从中日关系“周期性恶化”的发展规律来看，是不是除了战后遗留问题的“法律解决”，没有破解的出路？

    刘建平：我的书里面谈到，战后中日关系的主题就是处理战争责任。邦交正常化没有认真处理战争责任问题，衍生出所谓的“历史问题”，即民间赔偿要求和钓鱼岛问题。这两大问题不解决，中日关系不可能走出周期性恶化的循环。

    问：根据您的研究，有没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可行路径？

    刘建平：那肯定是要中国积极和日本交涉，但不幸的是一直在回避，所以始终走不出周期性恶化的格局。首先要设置相关的外交议题。中国社会有两种空想性情绪：一是解决不了，只能回避；二是马上解决，不行就打。前者是不负责任的懒汉懦夫世界观。在国际政治交涉中，你不能期待对方作出解决你的问题的善意，你要主动地和对方设置解决你利益所在的外交议题。对方不愿解决，我就不提，那就没有主体性。开战论没什么好说的，坐井观天之见，刻舟求剑之法。

    问：2011年3月16日下午，韩国慰安妇委员会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举行第961次定期集会，其中两位近90岁的老奶奶为日本大地震默哀后表示：“罪行是可憎的，但不要憎恨人民。”这个委员会从1992年1月开始每周三都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就历史问题道歉和赔偿。 

    刘建平：在历史问题上，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在领土问题上，韩国的反应比中国激进得多。但无论是政府还是民意调查，日本人更尊重韩国，对韩国的好感占多数，对中国则反感占多数。为什么会这样？第一能不能判断自己的利益？第二能不能维护自己的尊严？维护你正当的尊严和利益是不是一定造成敌对？事实证明，恰恰相反。

    日本新的教科书，记述日韩争议岛屿是日本的，也包括钓鱼岛。韩国先是召见日本大使抗议，驻日本的韩国大使再到日本外务省抗议，李明博总统又出来讲话。有记者问他，这次对日本的反应是不是不够强烈？总统说：我们成熟的外交姿态是超越日本的方法，我们现在的反应表明我们能够战胜日本，能够在所有方面超过日本。

    问：那日本方面，对破解中日关系的周期性恶化有没有较为理性的思路？

    刘建平：你这个说法是不少中国人的胡编乱造，好像日本对中日关系恶化总是很着急。其实，周期性恶化符合日本的利益，因为是日本利益的逻辑、是日本的外交政策造成了周期性恶化的结果。当然关系恶化后日本也着急，但这是因为担心失去想得到的更多利益。日本既要维持造成周期性恶化的关系结构，还希望中国的承受能力越来越强，最好不要做出恶化的表示。所以小泉纯一郎首相以来一直的努力是希望中国不反弹，反弹是尊严和利益感觉所致，希望中国不反弹就是让中国对自己的尊严和利益越来越钝感。友好、合作、经济发展、相互依赖这些话语越来越有效了，好像遇着了千载难逢的中国“机遇期”。这就是外交，外交就是把自己的利益说成对方的利益。

    日本应该对日美关系

    有所反思

    问：日本“3·11”大震灾发生后，《中国青年报》“冰点”一则长篇报道《这一刻，中国的左手握住了日本的右手》称：当时正在召开由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的东亚地区合作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3月16日，与会的部分中国学者通过《环球时报》，刊发了《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100名中国学者的倡议书》。

    这种超越国界的人道主义情怀当然赢得了不少赞誉，但我认为，厘清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可能比简单的集体表态更重要。

    刘建平：日本发生地震以后，中国作为日本的邻国，国家层面由领导人表示深切的关注是一个常态。与台湾、韩国比较，中国大陆民间的反应则相对冷落。当然，谁都有自己的感情表达和流露，无论是什么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一定怎么样。但学者这么做也是自己的自由，他出来做一个倡议，你既可以响应也可以不响应。你可以说他做的不合乎你的愿望，但如果你说他不应该这样，也是自我中心。

    客观上，整个民间的早期反应比较冷落，学者做这么一个表示，起到某种民间外交的作用。台湾、香港和韩国的艺人都搞募捐活动，但中国大陆没有。好像只悄悄地搞了一个，冯小刚导演在香港说要捐多少钱。但第一是在香港，第二是在一个很顺理成章的场合——与电影《唐山大地震》有关的仪式上。这些背景所提示的逻辑显然比较有分寸感。

    总之，不同地区社会的反差显示中国民间反应相对冷落。当时《北京青年报》问我对中国民间的冷落和某些激烈言论怎么看，我说：既不要忽视，也不要夸大。作为客观事实，应该反思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回到中日关系要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逻辑上，回避问题是不对的。

    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层面，这次核震灾与历史是怎么联系着的？日本对地震有很多的准备和训练，如果只是海啸、地震，恢复起来很容易。但这次地震造成的焦虑和损害的主要来自核电站泄漏。以前，日本右翼政治家不止一次说过日本有能力制造核武器。造核武器对付谁？事实上还是与中日关系问题有关。

    既然说可以造核武器，核武器的技术和物质准备在哪里？这就引起了与核电站有关的怀疑。但核电站使日本受到重大损害，无论是作为发电装置，还是另有考虑的某种准备，都是不幸的。如果早考虑到这一后果，日本政府还会搞核电站吗？至少日本国民尤其是当地民众悔恨不已。

    这个核电站恰恰是佐藤荣作时期建的，佐藤时期是被批判为军国主义复活的时期。核电站技术是美国的，无论从核平衡的状况、核战略的角度，还是出于纯粹向日本输出技术设备的商业目的，都是美国获利。但美国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日本的利益，日本接受了。

    福岛第一核电站使用的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1960年代开发的“马克I”沸水型反应堆。最近，一位设计反应堆的退休工程师接受《每日新闻》的采访说：这种核反应堆，在1970年代就发现有结构问题，但当时公司内部争论的结果是不能透露，说出来就卖不动了。这就给日本核事故埋下隐患。

    该工程师还到美国国会做过证，后来做了一些技术上的补救。但他说：从地震后福岛核电站的情况来看，“即使采取补强措施，但基本设计没变，仍不具备承受氢爆炸压力的强度”。这就是日美关系的事实。

    世界上可能没有纯粹的技术支援和国际贸易，到处是国际政治的考虑，充满着非技术、非商业的因素，说是欺骗或者欺诈无济于事，这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日本作为一个东亚国家，从自己的国家利益，从东亚地区的利益来考虑，应该对日美关系有所反思，当然对中日关系也应该有所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