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怎样读屈原

    鲁迅的同乡挚友许寿裳，曾写过《屈原和鲁迅》一文。在这篇文章里，许寿裳从自己当年的记忆出发，梳理了鲁迅与屈原之间的精神联系，其要点凡四：一，鲁迅对屈原一向持有肯定性的理解与评价，认为他“虽怀内美，重以修能，正道直行，而罹谗贼”；称赞他“驰神纵意，将翱将翔，而睠怀宗国，终又宁死而不忍去也”。二，鲁迅非常熟悉且十分推崇屈原的作品，不仅明言“《离骚》是一篇自叙和托讽的杰作，《天问》是中国神话的渊薮”；而且在自己的旧体诗里多有对“骚词”的汲取与化用。三，“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鲁迅采“骚词”作《彷徨》题词，意在自况。四，“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鲁迅集“骚句”作壁上楹联，借以“自励”。除此之外，许寿裳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具体细节：

    我当年和鲁迅谈天，曾经问过他，《离骚》中最爱诵的是哪几句？他便不假思索，答出下面的四句：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绁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依我想，“女”是理想的化身。这四句有求不到理想的人誓不罢休之意，所以下文还有“折琼枝以继佩”之句。

    通过以上表述，许寿裳告诉人们，鲁迅之所以喜欢屈原和看重《离骚》，是因为其人其作承载了作者特有的愤懑、怀疑、批判和追求精神，以及浸透其中的爱国心、彷徨感与紧迫感，而这与青年鲁迅的心境和志向多有拍合，于是，他思接千古，引为同调。应当承认，许寿裳的说法，言之成理，持之有据。鲁迅当年对屈原的那份熟悉和热爱，确实建立在灵台相通，精神共鸣的基础之上——“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读着这样一些诗行，我们不难看到屈原和楚辞的意脉，是怎样在鲁迅的心头复活和笔下延伸。 

    不过，许寿裳的《屈原和鲁迅》，毕竟只是一篇松散简约的回忆性文章，而不是严谨系统的研究性著作，这决定了该文对于自己选定的题目，更多属于念想之中的真切书写，而远不是学理意义上的全面阐发。事实上，在鲁迅与屈原之间，还有另外的线索颇值得关注和总结。譬如，鲁迅是文学史家，在文学史研究上颇费心力而又每见卓识，他的《汉文学史纲要·屈原及宋玉》，在谈及屈原时，就曾留下了相当精辟的解读：

    战国之世，言道术既有庄周之蔑诗礼，贵虚无，尤以文辞，陵轹诸子。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

    《离骚》之出，其沾溉文林，既极广远，评骘之语，遂亦纷繁，扬之者谓可与日月争光，抑之者且不许与狂猖比迹，盖一则达观于文章，一乃局蹐于诗教，故其裁决，区以别矣。实则《离骚》之异于《诗》者，特在形式藻采之间耳。

    鲁迅这些论述，简要概括地介绍了屈原、《离骚》和“楚辞”的诞生与流布、特点与成就，以及《离骚》在“文林”引发的相对“繁纷”的评价和这“繁纷”背后的原因。同时提出了一个重要评价：就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而言，《离骚》很可能超过了《诗经》。鲁迅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评价，固然是因为《离骚》内容表达的率直大胆，即所谓“凭心而言，不遵矩度”，但更重要的，却是着眼于它在文采与形式上的个性和成就：“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一言以蔽之：《离骚》文学史影响大于《诗经》的根本理由，在于“形式采藻之间”。 

    毋庸讳言，相对于将《诗经》和《离骚》分别视为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先声的习惯性与常见性说法，鲁迅这样评价《离骚》明显打上了个人印记，因而未必一定能获得广泛认同，但是，如就眼光和思路而言，它却充分折映出鲁迅真正的文学本体意识，是他立足于文学发展的长河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而这种结论似乎也并非没有来自文学事实的支撑。须知道，抒情式散文是严格意义上的国粹，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流光溢彩，蔚为大观，成就了无数名篇佳作，其源头和滥觞正是屈原的《离骚》。胡兰成认为：在西洋，抒情诗早有，但抒情文则出现很晚，且还是贫缺。“中国抒情文体的发展，自楚辞汉赋至苏东坡的《赤壁赋》，与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文体与内容如此丰富阔大，乃是因为能写情写到了天性与事理之际，文章的升高到了文学与非文学之际。中国之所以能有赋体，是文章写到了韵文与非韵文之际。”（《文学与时代的气运》）如果我们不是因人废言，那这段话还是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迅关于《离骚》的文学史评价的。

    无论作为精神范型还是作为文学镜像，鲁迅对屈原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但是却没有因此就将屈原偶像化、神圣化，以致无视屈原身上所蛰伏和所携带的那些消极的、负面的东西。在鲁迅看来，屈原是伟大的，但又是有局限的，这种局限归结到根本的一点，便是那种深植骨髓，无法根除的对明君的幻想和对帝王的奴性，即一种“帮忙”者的立场。为此，早年的鲁迅就在《摩罗诗力说》中，一方面由衷激赏屈原的“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一方面又为《离骚》深深遗憾：“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晚年的鲁迅，思想空前敏锐，笔端愈发老辣，他结合实际生活感受和社会观察，更是一再言及屈原的软肋。譬如，《从帮忙到扯淡》写道：“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屈氏愤懑的实质。《“题未定”草（七）》亦云：“假使屈原不和椒兰吵架，却上京求取功名，我想，他大约也不至于在考卷上大发牢骚的，他首先要防落第。”这便告诉人们，屈原的牢骚，说到底是一种怀才不遇或生不逢时。而一篇《言论自由的界限》，则干脆将《红楼梦》中的老奴焦大戏称为“贾府的屈原”，而将焦大出于为“贾府好”而发出的怒骂，比喻为“一篇《离骚》经”。这让我们不禁想起“身在江湖”而“心悬魏阙”的说法——屈原即使行走在汨罗江边，心想的仍是怀王的天下，这不能不是屈原的悲剧所在。对于鲁迅上述屈原论，有一些爱鲁迅或爱屈原者常常持回避的态度，其实大可不必。事实上，我们只有读了鲁迅对屈原的种种訾议，才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屈原，同时也更深切地认识鲁迅。

    据唐弢介绍，鲁迅曾说过：“弄古书，要没有道学气，以避免迂阔和拘泥”。窃以为，鲁迅这话用在他自己身上也是恰当的。

    你看，鲁迅对屈原的解读，便不迂阔，不拘泥，尽脱了道学气，而这一番努力的结果，是让历史上的屈原更真实，更立体，更具有同现代人对话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