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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2年02月29日 星期三

    两篇文章的离奇遭遇

    ——谈谈传记作品的“无条件使用”

    宗道一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2月29日   05 版)

        获悉20年前发表的《乔冠华与女钢琴家姚锦新的初恋》(《乔冠华和他的三个女性·上篇:相恋相失——钢琴家姚锦新》,《飘逝的风筝,遥远的爱——乔冠华与姚锦新的一段恋情》)两文仍被若干后来者反复“无条件使用”,其中竟也不乏全国一流高等学府的系主任、博导,这些“作品”不仅发表于中国内地刊物,还流传至境外港台,心底到底无法平静,感慨万端。忍不住想谈一谈传记应该怎样写的问题,也想问一句,传记作家的著作权该不该主张?

        笔者从事新中国外交官传记和外交纪实写作20余年,准备工作的时间就更长。自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收集新中国外交官史料。一是从公开报刊潜心搜集新中国外交部成立以来,各司局沿革、人事变动、驻外大使任免(主要依据:60余年《人民日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4年至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57年至今)》)和出访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代表团名单;从各类中外回忆录和相关史料、省市文史资料中钩沉外交官在革命年代的种种事迹轶闻,同时跟踪研究各个层面的外交人物、重大外交事件。1990年以来假暑期之暇,20余次赴京采访包括国务委员唐家璇、戴秉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前任和现任副外长周南、王光亚、徐敦信、崔天凯、翟隽、李金章、武东和,前任和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毕季龙、谢启美、冀朝铸、金永健、陈健、沙祖康,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李鹿野、李道豫,前任和现任驻英、法、德国大使柯华、宋之光、马毓真、查培新、蔡方柏、吴建民、马灿荣、吴红波,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唐国强、孙玉玺、章启月在内的外交部各级外交官800余人。作品大多数已付诸文字,发表于全国各大报刊。不敢说成就多大,但在该领域,确有一些独家的材料堪觉敝帚自珍。除了当今外交界的热点人物,特定纪念时段的新闻人物,如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笔者于2007年5月在山东齐鲁书社出版了《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全书44余万字。这是自1998年开始,在周南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前后10年、总计18次采访而精心编撰的。此外一些知名人物,尤其是外交人物鲜为人知的婚恋逸闻,如日共主席野坂参三的延安恋情,乔冠华与著名钢琴家姚锦新的初恋,外交女杰龚澎与彭德怀秘书刘文华的第一次婚姻等,也几乎均由笔者率先披露。

        读者不妨去关注一下:杨洁篪、姚锦新、刘文华,除了笔者,究竟是谁首先创作成文发表?笔者没有“秘诀”,就是在研究的基础上预作独家采访。读者可以稍稍留意,唐家璇、杨洁篪、戴秉国出任外长或国务委员前后从来没有接受过有关个人经历的专访。2013年人大换届后的外长是谁?须在任命之前就作专访。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家主席批准任命后,采访的机会微乎其微。

        这些文章与图书或因独家采访资料难得、或因重于史料挖掘钩沉视角独特,发表后广受关注。笔者也因此一直深得各路“文抄公”关照,倏忽20年,几近麻木!

        笔者的长篇传记《乔冠华和他的三个女性》连载发表于1994年第3、4期湖北《今日名流》。其中上篇即《相恋相失——钢琴家姚锦新》。1995年,笔者根据搜集的最新材料,将旧作改写成《飘逝的风筝,遥远的爱——乔冠华与女钢琴家姚锦新的一段恋情》发表于《学习》(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期)。

        获悉20年前发表的《乔冠华与女钢琴家姚锦新的初恋》(《乔冠华和他的三个女性·上篇:相恋相失——钢琴家姚锦新》,《飘逝的风筝,遥远的爱——乔冠华与姚锦新的一段恋情》)两文仍被若干后来者反复“无条件使用”,其中竟也不乏全国一流高等学府的系主任、博导,这些“作品”不仅发表于中国内地刊物,还流传至境外港台,心底到底无法平静,感慨万端。忍不住想谈一谈传记应该怎样写的问题,也想问一句,传记作家的著作权该不该主张?

        独家采访姚锦新

        笔者最初获悉乔冠华与姚锦新在香港的交往是在1991年早春。1989年12月,笔者在当年的第6期《收获》上读到著名作家徐迟先生自传体小说《江南小镇》,十分关注。徐迟三姐徐和(即徐曼虹)为著名将军外交家伍修权(外交部首任苏联东欧司司长,外交部副部长,首任驻南斯拉夫大使)的续弦夫人。我至迟在1984年就知悉徐迟和乔冠华为莫逆之交(详见徐迟应章含之之嘱而写的《祭于潮》一文,《人民日报》,1984年9月11日第8版;碍于当时的政治氛情势,徐迟在文中未明言出乔冠华之名)。徐迟先生和至今还健在的百岁大使杨公素(其入党介绍人即龚澎,前驻尼泊尔、越南、希腊大使)、彭德怀秘书刘文华的旅德和太行山战友陆达(原名陆宗华,前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同为苏州东吴大学同学。果然,在1991年第2期的《收获》中,徐迟先生在《江南小镇》中谈到了姚锦新女士。同年暑期的第2次北京之行,笔者在对章含之女士的采访中证实其事。7月17日,笔者第二次拜访前驻民主德国、英国、日本大使宋之光夫妇。在此之前,我已知宋夫人张茹已病故;出使东京之前,宋之光大使已和著名歌唱家李清结婚。承李清女士帮助,我与姚锦新女士取得了联系。

        同年8月6日上午,我前往南线阁中央音乐学院宿舍采访姚锦新女士,并翻阅她的早年影集,前后约4个小时。姚锦新女士这天思维清晰,谈吐自然,临别时她赠笔者两张早期照片(一为少女时代,一为留德期间所摄)。1992年笔者写出《乔冠华与女钢琴家姚锦新的初恋》一文,投寄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随后,笔者又先后拜访陆达和前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副司长、首任驻日内瓦总领事温朋久(温家宝总理叔祖),了解旅德期间他们的战友刘文华的一些事迹。在陆达泛黄的影集中,笔者第一次看到英俊年少的刘文华。陆达和杨公素大使还向笔者介绍了刘文华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一些情况。同时,也在浙江图书馆查阅重庆版《新华日报》(影印本),读到龚澎题为《遥祭太行惜别人》的怀念新婚丈夫刘文华的长篇文字(那是她当年写给后来担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专员吴青女士信。吴青丈夫、《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兼总编辑何云 [原名朱士翘]系刘文华战友)。笔者的长篇传记《乔冠华和他的三个女性》连载发表于1994年第3、4期湖北《今日名流》。其中上篇即《相恋相失——钢琴家姚锦新》。

        “无条件使用”20年

        《乔冠华与他的三个女性》一经问世即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上篇《相恋相失——钢琴家姚锦新》(即《乔冠华与女钢琴家姚锦新的初恋》),差不多在发表的同时,署名“鲁青”的作者就将其剽窃而占为己有,几乎全文照抄照搬,以《女钢琴家姚锦新和外交才子乔冠华的一段恋情》之题,投寄于江苏省妇联主办的《莫愁》(1994年第9期刊出)。而署名“萍聚”的作者“胃口”更大,将《今日名流》刊出的《乔冠华和他的三个女性》改题为《乔冠华与三位女性的情感历程》投寄《湖南文史》编辑部(1999年第4期刊出)。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有关乔冠华的传记,凡涉及姚锦新、刘文华者,均不同程度“使用”了笔者独家采访挖掘出来的资料,有的甚至直接“使用”了笔者的表述文字,如《中国二乔:胡乔木、乔冠华传略》(曹俊杰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才情人生乔冠华》(罗银胜著,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1版)、《乔冠华传:从清华才子到外交部长》(茆贵鸣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版)、《乔冠华的才情世界》(吴妙发著,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版)等。遗憾的是,除《乔冠华传:从清华才子到外交部长》提了一句“参见宗道一:《乔冠华与他的三个女性(一)》,载《女性天地》珍藏本A”外,再没有人交待自己到底是从哪里查考甚至是“听说”这些故事的来源。

        传记作品当然不同于学术专著,没有那么严格的引著规范。但是前人发掘的辛劳是不是也该有所体现?又该怎样体现呢?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但是,有关姚锦新文字的“无条件使用”还没完。2009年第7期的《党史纵横》(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发表了周惠斌的《外交才子乔冠华香江遗恨》一文。周惠斌“大作”中将近一半的篇幅写到乔冠华与姚锦新的恋情(其来源是笔者的相关文字)。

        直到2010年10月,湖北《幸福·婚姻版(上半月)》杂志还从罗银胜《才情人生乔冠华》一书中以《新中国外交巨子乔冠华的一段初恋》为题,摘编成文,介绍乔冠华与姚锦新的恋情。

        姚锦新女士在接受笔者采访后不到1年就因病于1992年6月11日去世。要特别指出的是:除笔者以外,姚锦新女士生前并未接受任何媒体或作家的采访。在笔者发表有关介绍姚锦新早期人生经历及其与乔冠华恋情文章以前,各类报刊书籍均未见此类文字。迄今为止,本人是最早采访、披露姚锦新女士人生经历的作者。

        最近笔者读到2011年8月号的台湾某文学杂志上一篇记述姚锦新生平的文章,发现其中涉及姚锦新身世、与乔冠华恋情的内容,与笔者那篇《乔冠华与女钢琴家姚锦新的初恋》(《乔冠华和他的三个女性·上篇:相恋相失——钢琴家姚锦新》,《飘逝的风筝,遥远的爱——乔冠华与姚锦新的一段恋情》)基本雷同,甚至包括一些语句措辞也如出一辙。笔者遂向该文作者之一——国内某一流高校教授去信说明情况,该教授在复函邮件中有如此表述:“我们在撰写这篇传记时竟未能看到您所提到的两篇文章(引案:指笔者《乔冠华与女钢琴家姚锦新的初恋》和《乔冠华和他的三个女性·上篇:相恋相失——钢琴家姚锦新》),尽管我们自以为已经尽可能全面地查找了资料。当然,香港方面的刊物在大陆仍属限制性借阅的范围,我们根本无法接触。”“我们以为,尽管相当费时费力地查找资料,但姚传仍是一篇大众通俗读物。因此,我们没有像写作一般科学论文那样,明确给出引证和引述,只是开列了主要参考书目。”“由于参考资料较多,且多人轮流执笔,交换修改,而且撰稿者分处各方,各自又有工作日程,相聚不易,因而我们至今还没有完成具体的对比,无法具体辨识现在的姚传文本中究竟何段是何人何时撰写,也无法具体说明究竟何段引证引述自何处。”

        但是,笔者随后发现,该教授列出的关于姚锦新与乔冠华恋情的6篇(部)“参考文献”,竟是前文所述鲁青、萍聚、周惠斌、茆贵鸣、吴妙发、曹俊杰等人的作品!诚如该教授所言,他与合作者这篇有关姚锦新的文章并未“参考”笔者的文章,那么笔者的疑虑也就更加加重了。

        传记应当怎样写?

        前文所述教授及其合作者均是学者,不会不懂学术规范。他们的“没有像写作一般科学论文那样,明确给出引论引述”说得理直气壮,笔者姑无法回应。但就该教授自谓“多人轮流执笔,交换修改”的“创作”之道,笔者想谈一谈传记作品究竟应该怎么写。

        依笔者之见,传记写作,一是需要细节,写好看的“故事”;二是要有各种文献档案的支撑,尽可能接近历史真相,后辈可作信史读。要达到以上目的,一是要采访,从传主肚里挖掘“活材料”;二是广闻博览,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史料,是谓“死材料”。前者腿要勤,要“抢救”;后者眼要勤,要“打捞”。如果斯人已去,如姚锦新般,也有办法。一言以蔽之:收集搜寻各种有学术价值的史料,如史料汇编(专辑)、文集、论著、回忆录、纪念感怀文字、私人日记、报刊,然后加以整理、分类、编排考辩、厘订,经过一系列“消化”。信息时代,各类资讯、数据库如“汗牛充栋”,不愁找不到“原料”。同时抓紧采访传主的亲友学生。当然这一“系统工程”极须提高史学素质,在不疑处存疑,尽信书不如无书。

        引用他人成果必须一一注明出处,这既是严肃作者的应有之义,也是对他人成果的理所当然的尊重。不妨去读读国际冷战史专家沈志华、中国现当代史学家杨奎松、“文革史”余汝信专家的著作,几乎无一字无来历。

        传记作者必须要有治史的基本功底和素质。史料书刊浩瀚,真伪难辩,莫衷一是,因而尤要学会考证。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抄袭已成“气候”。比如写到中美关系解冻,美国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在华沙文化科学宫追逐哪位中国外交官?1970 年10 月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斯诺照片何时发表?数十位专家、学者、作家争相以一某影视编剧的《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为“蓝本”,以讹传讹, 贻误许多来者直至今日。有兴趣的作者不妨去翻翻笔者的《新中国外交史若干史实考订》(《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6期;参见:《史学新书评(1996-199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国史论丛〈当代中国史研究〉十年文选(1994-2003)》,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新中国外交史若干史实考订(续)》(《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正如沈志华所说:做历史研究就像破案。

        没有严谨仔细的鉴别考订的能力,那就会人云亦云,让差错百出的所谓“史料”牵着鼻子跑。传记写作贵在独创,言人所未言。清华大学著名教授刘文典昔年对门生云:课本里的内容我就不讲,发了讲义我也不讲。课堂上我只讲别人没有说过的。为师如此,作文也当如此。日本著名相机设计大师(他几乎设计了所有奥林巴斯的经典机型)说过:“我只制造我需要,而世上还没有的照相机。”优秀的传记作者应该努力去写别人还没写、甚至写不出的作品。

        为写出更生动翔实的姚锦新女士的传记,笔者曾在赴香港参加两岸四地传记研讨会时专程前往半岛酒店实地考察。特别是那天保姆称:姚奶奶今天神智很清楚。笔者鼓起勇气想问:“乔冠华是否是你的初恋”时,但谈了一上午的姚女士似有倦态。笔者扶着这位饱经风霜、历尽磨难的耄耋老人缓步走向床铺,并替她掖好被子以后,回望着桌上那简单的饭食,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迷茫、伤感、沉重乃至酸楚。笔者和姚女士约好:明年再来拜访她。讵料遽闻姚女士于1992年6月11日病故,不禁怅然于怀,欷歔不已。

        笔者心中“乔冠华是否是姚锦新的初恋”的疑问,终究在数年后打了结。原来,乔冠华并非是姚锦新女士的初恋。当年在德国柏林音乐学院留学时,姚锦新认识了一位年轻的进步作曲家雷勃林,这才是少女姚锦新的初恋(雷勃林夫人证实)。因不堪希特勒法西斯的迫害,雷勃林在1936年逃亡荷兰。希特勒占领荷兰后,雷勃林因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而被纳粹党判处死刑。雷勃林的被捕判处死刑无疑是晴天霹雳,给了姚锦新极大刺激。雷勃林最后跳车侥幸逃脱而免于纳粹党的杀戮,但当时锦新却无从知晓。雷勃林与夫人结婚后,姚锦新仍旧和他们夫妇保持了真挚的情谊。二次大战后,她曾慷慨地给雷勃林夫妇邮寄各种生活用品,使他们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姚锦新去美时曾师从徳国共产党人汉斯·艾斯勒。但美国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以艾斯勒参加美国进步活动为由,将其监禁。后然经卓别林、毕加索等国际进步人士抗议营救,艾斯勒由“监禁”改为“驱逐出境”。这在姚锦新心灵中同样引起了强烈震动。据非常熟悉姚锦新女士的音乐界人士称:姚锦新神经的不健全是这两次刺激引起的。这位音乐界朋友透露:姚锦新发病时常常喃喃自语说特务又来监视她了。获悉这些细节,笔者才恍然大悟,那天采访时,姚锦新为何多次提到“特务”。

        笔者所以披露个中内情,是想说明:学无止境,在传记园地里,有志者要勤奋耕耘,锲而不舍地求索!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学院中国外交人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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