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论儿童文学》出版的前前后后

    2011年2月，我到（北京）海豚出版社工作。这是一家少儿出版社，我提出的《周作人儿童文学全集》、《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等项目获得了俞晓群社长的支持。

    《周作人儿童文学全集》原拟收录周作人创作的适合未成年人阅读的诗文、周作人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和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文字。在联系止庵的过程中，得知周作人的散文和翻译作品版权都已经被别的出版机构拿走，只剩下儿童文学理论文字或许可以出版，叫我去问问周家后人。《周作人论儿童文学》这个选题就这样产生了。

    随后，我与周吉仲先生联系，他非常支持这本书的出版，并问我由谁来选编？其实，我心中早就有人选——刘绪源先生！因为刘先生既是周作人研究专家，又是儿童文学理论家，这本书由他来做，会在周作人研究界、儿童文学研究界产生双重影响。对这一点，周先生也非常支持。于是，合同顺利签下，这也是我到海豚出版社签下的第一本书。

    但麻烦事来了，作为一家少儿出版社，海豚社肯定要以出版儿童文学作品为主，假如为了周作人出一本儿童文学理论著作，是不是不太好？也不容易扩大影响。于是，我在这个选题的基础上扩充了思路，申请了一个儿童文学理论丛书的项目——《海豚学园》。拟定收入这个丛书的书目渐次增加，先后列入计划并签下合同（或已经允诺）的有《吴研因论儿童文学教育》（张心科辑笺）、《鲁迅论儿童文学》（徐妍辑笺）等十多种。同时，我给这个项目的著作立下三项规矩，其中第一点就是非资料汇编工作，而是用当代儿童文学理论重新解读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同时要求专家们对每一篇文论撰写导读、点评文字，形成一部独特的全新的学术著作。

    我并非不知王泉根先生早就编过《周作人与儿童文学》，此书至今是许多儿童文学作家、学者了解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思想的入门之书。他搜集周作人关于儿童文学的资料的艰辛，我能够想象，正如他在《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研究的时空变幻》（注：《中华读书报》2012年2月15日14版）一文中所回忆的那样，但王先生的行文中，还有这样的话：

    “试看刘绪源现今的研究状况，他在《前言》中这么写道‘今年三月，海豚出版社来信力邀，请我编一部《周作人论儿童文学》，这可说是一拍即合，家中已有钟叔河先生编订的十四卷本《周作人散文全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搜寻资料已非常方便。于是，我将周作人的全部文章泛览一过，从中找出120篇论及儿童文学的文字，按年编定。’这篇《前言》写于2011年8月30日，也就是刘绪源花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大功告成了。看到如此轻松愉快地‘泛览一过’的选编工作，遥想当年我在零下三摄氏度手抄周作人文章的往事，真是对刘绪源羡慕不已：刘绪源正是赶上了做学问的‘幸福时光’啊！

    但学术研究的‘泛览一过’有时不免也会留下遗憾，因为手头已经有了14卷本的资料可资借鉴，用不着再去图书馆辛苦搜集了，这就难免会有遗珠。例如，周作人1943年2月23日为梅娘编写的童话《风神与花精》（新民印书馆出版）所写的序言，就没有收入。所以海豚版《周作人论儿童文学》一书，还不能说是周作人论述儿童文学的全部文字。当然这比起1984年浙少社版的《周作人与儿童文学》，厚度已是大大地增加了，而且大概也用不着编者再去包销邮寄了。”

    我承认刘绪源今日编选《周作人论儿童文学》是容易得多，但说刘先生只花了半年时间就编好这本书，并认为是赶上了做学问的“幸福时光”，我却不敢认同。据我所知，刘绪源先生早在八十年代，差不多与王泉根先生同时研究周作人。刘先生的那本《解读周作人》曾经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至今已有三个版本；同时，刘先生的那本《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也已出版了近二十年，也有三个版本。刘先生对于周作人和儿童文学的研究可谓由来已久，早在学术界产生影响，怎么会是赶上“做学问的‘幸福时光’”就出了一本《周作人论儿童文学》呢？

    我尊重王泉根先生对于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研究所作的贡献，但不能抹煞他人的学术研究成果。王先生提到周作人为梅娘作序，此文我早已见到，并早在2004年发表的《丰子恺的童话》一文中提及，而此序也早已在网络上公开，刘绪源先生也读过，序文中提到“各式各样的童话，拼音文字可以都写出来，供大大小小的儿童适宜的选读，若是装在汉字里，便非先读得这字不能懂，结果是有好些天真烂漫的故事没法子写出来，要听的小孩读不得，能读时又已不是要听这故事的年龄了。用汉字为儿童写故事，最易遇到的困难就是这个”等观点，与儿童文学本身无涉，是我们决定舍弃的文字。不但如此，刘绪源先生还故意漏收几篇无关痛痒的文章。所以，刘先生对于周作人的文章是有择取的，才形成了这本刘绪源辑笺的《周作人论儿童文学》。由于周作人去世未满五十年，所以封面上还是出现了“周作人著”。

    关于刘绪源的这本学术著作是否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在责编这本书的过程中，读到刘绪源先生认为周作人最早提出儿童本位论的观点时，已认为这个观点未必站得住脚。

    笔者细读了张心科《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发展史》（北京师范大学2011年5月版）一书，作者虽未在书中明确说明“儿童本位论”谁最早提出，但以摆事实的方式揭示了“儿童本位”教育观在民国初年已经萌芽、孕育。该书第二章《儿童本位审美主义的儿童文学教育》第一节讲到“儿童本位教育思潮的孕育”，文中所列举蔡元培、俞子夷、志厚、耕辛诸人提出的儿童教育观——“立于儿童之地位”、“学童之地位”为“学校之中心”、“儿童中心主义”、“儿童本位”，均在民国初年，与周作人提出“以儿童为本位”可谓共相呼应、同在其时。书中指出，早在1915年前后，俞子夷、吴研因等人已在江苏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开展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教育，采用白话儿童文学作品进行国语教学。五四前后，杜威来华，在全国14个省市作了200多场演讲，他的“儿童中心主义”在“初等教育界里所感的影响最大”（丁晓先）。此时“儿童本位论”已经深入教育界、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领域了。

    “儿童本位论”应当既是“儿童文学观”，更是一种儿童教育观。因此，民国初年从事小学语文教育的诸先生，他们反叛着成人本位的旧式教育，萌生了“儿童本位论”，并实施于教学课程中，才最有实际的可能。这种新观念不可能深埋于某个大人物的脑海里，然后才公布于世。任何一种思想观点的产生，都是来源于实践。这也就可以理解周作人为什么是在学校成绩展览会的意见书中，发表了个人的“以儿童为本位”的观点，因为这样才最具有针对性。

    考虑到这是刘先生的个人观点，我没有必要“横插一手”，不妨等书出版之后，再做理论。之所以写此文，是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做学问，要养成互相理解、互相学习、互相包容的学风和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