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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最有智慧的思想家老子对人生进退得失有透彻的参悟：“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告诫人们要懂得“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凡事要有分寸，要明白认清和高明把握适当的“度”，既不要不及，又不能太过，以免乐极生悲，走向反面，留下“亢龙有悔”的遗憾。
然而，对于大多数功臣宿将来说，他们很难真正理解老子“贵柔守雌”“知白守黑”的妙谛，无法进入“夫唯不争，故无尤”的人生理想境界。事业的成功，地位的变化，他人的恭维，往往使他们飘飘然起来，让胜利冲昏了头脑，不知收敛，忘乎所以，为所欲为。结果写下了人生的败笔，由辉煌走向毁灭，由光荣走向绝望。功名成就反而成了自己脖子上的绞索。
综观历史上君主与功臣名将间关系多以矛盾对抗始，以你死我活残杀终，上演永无终止的“兔死狗烹”或“鸠占鹊巢”式的悲剧，其中固然有君主集权专制、猜忌残忍的重要原因，但是，从功臣宿将这一面说，也有其放纵自己、肆意妄为、咎由自取的个人因素。他们或居功自傲，率性胡为，造成骄纵不可制约，危害国家与君主利益的严重后果；或不甘寂寞，四处伸手，处是非之地而毫不觉悟，陷入争权夺利、干预朝廷政治的泥潭，引起做天子的极大不满，以致牵动天子的杀机；或伐能邀宠，互相倾轧，争名于朝，逐利于市，见荣誉而上，见利益而夺，惹得同僚侧目，导致天子反感。所有这一切，都严重激化了君臣之间的对立，导致了杀身之祸的降临。皇帝是独夫，但一般都不是笨伯，为制止功臣宿将的骄纵妄为，也为自己统治的安危存亡计，他都要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那些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功臣宿将，都要给他们以应有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诛戮功臣”一事，皇帝本人固然难辞其咎，但作为受害者一方的功臣宿将，也不无自己身上的问题。这才是比较公允的认识。
在功臣宿将看来，他为朝廷所立下的战功，是日后取富贵、享荣华的筹码，自己既然已向朝廷“投之以桃”，朝廷也不能让自己白白辛苦而应该“报之以李”，“衣食之外，别无君臣”，双方之间互为利用，等值交换。“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子·难一》）。战功越大，酬劳亦越大，否则就是破坏了政治游戏规则，大家都不舒坦，糟糕之极。
由于朝廷通常以功勋大小来定酬劳高低，它关系到自己荣誉地位利禄种种实际利益，所以它不能不牵动绝大多数功臣勋将的神经，使得他们沉不住气，在分享胜利“桃子”的日子里，铢锱必较，寸利必争，昔日的战友转眼成了可憎的仇敌，心智俱失，情感亢进，彼此大打出手，闹得个不亦乐乎，这正应了老子的那段名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名与身孰亲，身与贷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而身为皇帝者，也充分利用功臣宿将争名逐利的心态，对桀骜不驯的功臣大将加以控御。在他的眼里，功臣宿将有时不过是一群争抢骨头的狗，丢一块骨头就可教其互相撕咬搏斗：“臣见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于是历史上便有不少“两桃杀三士”之类的故事发生，而功臣宿将也多不争气，无法做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往往为一块没有多少肉的骨头争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史记·叔孙通列传》所载“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旧唐书·房玄龄传》所录“(公卿勋臣)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画地”种种，就是“功狗”们丢开矜持，蜂拥而上，龇牙咧嘴，争抢肉骨头的丑态百出之形象写照。
当然这类功臣争功逐名的举止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越过天子所能容忍的界线。天子为了保全朝廷的尊严，维持政权的安定，特别是强化自己的权威，对功臣宿将倚功卖能的做法一定会加以限制，不让它走到极端，有时甚至会严加打击，开启杀戒。由此可见，功臣宿将见荣誉不能谦让，遇利益争执攘夺，居功伐能，骄傲自得，罔顾国家利益，漠视君主权威，个人私欲恶性膨胀，对权力财富的胃口越开越大，是导致天子对他们产生反感敌意、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清除翦灭的原因之一。
隋朝大将军贺若弼与另一位宿将韩擒虎矜能争功，骄横跋扈，以致闹出纠纷，最终失去天子的欢心，日后更因“口舌取祸”而杀身殒命，便是这方面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杨坚以北周皇帝的岳丈之身份，从孤儿寡妇手中夺得锦绣江山，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他登基后勤政爱民，励精图治，发展生产，扩充军备，遂使国力迅速增强，具备了统一全国的基本条件。
一切准备就绪后，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正月下达诏令，南下征伐江南的陈国，实施灭陈统一全国的战略决策。隋军水陆兵员五十万人，在晋王杨广(也就是日后那位名声不怎么佳的隋炀帝)的总指挥下，同时从长江上、中、下游分八路攻陈。当时隋吴州总管(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司令)贺若弼、庐州总管韩擒虎奉命统率所部参加这场重要的战略决战，分别担任八路大军中各一路的指挥，分兵合势，“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兵锋直取陈朝的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
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贺若弼率部在钟山(即紫金山)一带牵制和击溃了陈军的主力，“(陈军)兵交而走，诸将支离，阵犹未合，骑卒溃散”，并生擒了陈军猛将萧摩珂。而韩擒虎则亲率精锐骑兵五百人乘隙蹈虚，直捣建康城，一举擒拿了陈朝那位专爱听“后庭花”的宝贝皇帝——陈叔宝，“楼台张丽华，门外韩擒虎”，腐朽不堪的陈朝统治就此宣告灭亡，从而结束了中国数百年的南北大分裂局面，中华民族大融合就此进入崭新的阶段。贺若弼、韩擒虎(也包括那位杨广先生)都为此作出了自己重大的贡献。
无怪乎捷报飞传到隋文帝那里后，他要特地专门下诏对贺、韩两人的战功褒奖有加了：“此二公者，深谋大略，东南逋寇，朕本委之，静地恤民，悉如朕意。九州不一，已数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业，天下盛事，何用过此：闻之欣然，实深庆快，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隋书·韩擒虎贺若弼传》)又称道“申国威于万里，宣朝化于一隅，使东南之民俱出汤火，数百年寇旬日廓清，专是公之功也。高名塞于宇宙，盛业光于天壤，逖听前古，罕间其匹。班师凯入，诚知非远；相思之甚，寸阴若岁”(同上)。真可谓说尽了天下最最动听的言辞，推崇备至了!
然而，面对攻灭陈国这一不世之功，贺若弼和韩擒虎都头脑发昏，忘乎所以起来。为了独揽平陈的头功，他们一进建康城便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纠纷。贺若弼比韩擒虎晚一步进城，一想到此事他心理就不平衡，气塞胸腔：明明是自己浴血奋战，才从正面击败陈军主力，可头功却被韩擒虎抢去，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于是他开始失去理智，妒意大发，当众与韩擒虎干上了：“(贺若弼)既而耻功在韩擒虎后，与擒虎相訽，挺刃而出。”(《资治通鉴》卷一七七)几乎兵戎相见，自相火并。
由于贺若弼的发迹是出于重臣高颎的举荐(高颎曾在杨坚跟前称誉贺若弼是“朝臣之内，文武才干，无若贺若弼者”)，而平陈大元帅杨广又素与高颎有隙，所以杨广在这场风波当中，态度上的倾向性非常明显，即有意识地袒护支持韩擒虎而贬抑打击贺若弼，在杨坚那里参上一本，说贺若弼擅自行动，先期决战，违背军令，建议将其削职为吏。虽然这一建议为杨坚所拒绝，但杨广掺和到这场纠纷之中，更使得贺、韩之间矛盾冲突变得复杂化。
隋军凯旋班师回到京城长安之后，贺若弼与韩擒虎之间的争功风波不但没有平息，反而进一步闹到了隋文帝杨坚的御座跟前，争得脸红脖子粗，“不亦乐乎”。贺若弼振振有辞地说：我在蒋山(即紫金山)一带殊死作战，大败陈军的精锐，生擒敌方的骁将，“震扬威武”，于是平定陈国。韩擒虎这厮没有像模像样打过一仗，岂能够同我相比!贬低韩擒虎的战功，将平陈之功一股脑儿揽到自己的身上。
韩擒虎也不是个善茬，他凭着有杨广的撑腰毫不示弱，同样在隋文帝面前矜夸己功：皇上命令我和贺若弼同时进军，合力攻打敌人国都。可贺若弼罔顾君命，竟然提前行动，轻率与敌人交锋，结果导致我军将士死伤惨重。而我则是仅用轻骑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收降敌方大将任蛮奴，生擒活捉伪皇帝陈叔宝，攻占敌人的巢穴，彻底灭亡了陈国。贺若弼到傍晚才赶到城下，是我打开城门放他进城的。像这样的人，只配治罪受罚，哪里有资格同我来相比!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越吵越凶，若不是皇上本人在场，有所顾忌，几乎就要拳脚相加了。
隋文帝对贺若弼、韩擒虎两人的争功行为，表面上采取了不予深究、打圆场、和稀泥的办法，称道他俩的功劳一般大：“二将俱为上勋。”给予很高的赏赐，大加勉励，封贺若弼为上柱国，并进爵宋国公，同时赐以数不清的珍玩。对韩擒虎的赏赐也比照同一标准执行。其实其内心深处对贺、韩两人的表现却深感失望和不满。从他对高颎的褒扬之举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他曾让高颎与贺若弼论平陈之事，高颎回答说：“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大将论功？”隋文帝听了后哈哈大笑，“嘉其有让”。这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批评了贺若弼与韩擒虎矜能争功的过错。
虽然贺若弼得到重赏，但应当说他所失去的远要比得到的来得多。这首先是他失去了隋文帝的信任，更主要的，他失去了实际上的军权，可谓是明升而暗降。在这次争功风波之后，杨坚的印象中，贺若弼不但是一个不听话不服管的大将，而且还有谋反的倾向，而皇帝一旦有了这种印象，那么该人的前途也就基本葬送了,很大程度上,甚至于他的性命也岌岌于可危,“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了。
所以贺若弼虽然生活在荣华富贵之中，却再也得不到皇帝的重用，在几个地方当了几任父母官后就被迫退休了。他居住的地方就是他当年立过战功的江陵，然而就是这种小事，在杨坚眼中也不能容忍，说：“贺若弼当官时挑选的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就连他的退休之地也选择了容易滋事的江陵，可见此人的骨子里反心不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遗憾的是贺若弼虽然用兵如神，但在政治上却是一个十足的智力低能儿，还在那里梦想东山再起呢!更糟糕的是，他还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张口伤人，惹来许多麻烦，正应了“祸从口出”这句老话。譬如他眼见得高颎、杨素等人一步一个台阶高升，而自己却被赋闲在那里，禁不住怒火中烧，四处说杨素、高颎无什么才能，至多不过是个饭桶罢了。自然会有人打小报告把他的话传给杨坚听，杨坚当然恼火，马上将贺若弼召来，责问他“朕任命高颎、杨素为宰相，你却每每说他们是饭桶，这是何居心？”贺若弼勉强回答说：“高颖，是我的老朋友了。杨素，是我的小舅子。我不过随便说说他们罢了。”虽说好歹应付过去了，贺若弼也算是到鬼门关前转了一遭，只是杨坚念他昔日劳苦功高，才动了侧隐之心，权且寄下他的人头。
等到隋炀帝杨广登基之后，贺若弼也就彻底玩完了。道理很简单，“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第二代君主通常对前代功臣就有戒心，贬抑打击无所不用其极，更何况他早年就和贺若弼有过节，这时既然当了皇帝，自然要找机会同贺若弼算总账。可惜，贺若弼身临绝境犹不知及时抽身，依旧我行我素，信口开河，乱发议论。杨广可不是杨坚，他是不会容忍其他人对自己说长道短的，尤其是像贺若弼这类有资本摆谱、威名素著而又不大听话的宿将，他必定要摘下贺若弼颈上的人头，让其永远闭上嘴巴。所以当贺若弼在炀帝西征问题上言论不慎毛病再犯时，杨广就毫不犹豫将贺若弼推上刑场，让其付出生命的代价。
贺若弼为一代名将，在灭陈统一南北之战中立有赫赫大功。可是在胜利之后，却与人争功，毫不谦让，这就失去了大将应有的风度，沦为妇姑勃奚谷一流了。灭陈之后，他之所以未得到隋文帝的重用，而在炀帝统治期间更因口舌取祸，“矜伐不已”而丧失殒命，这其中固然有封建帝王“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良将亡”的统治权术在起作用，但其个人修养上的明显欠缺，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对于历史上众多因军功而闹待遇、争地位、捞实惠的功臣勋将来讲，贺若弼的遭遇，永远是一面清澈光亮的镜子。它提醒人们：做人、尤其是做官，千万要低调、再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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