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里的清华学人

    北大、清华两校均为中国较早成立的大学之一，两校同处一城，人员交流一向频繁。就以中文系而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曾分别主政北大中文系和清华中文系的两位名教授胡适和朱自清，分别是清华和北大出身。二十几岁即回国任北大教授的胡适博士，是由清华学校放洋的，他在1934年至1936年、1946年7月至1948年12月两度兼任北大中文系主任；而朱自清先生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任清华中文系主任长达十六余年，以其“完美的人格”成为清华中文系永远的系主任。而朱先生三十年代的一篇《荷塘月色》让清华园里那汪不大的水塘顿放异彩，时至今日更成为清华园每逢节假日必人满为患的重要诱因，也使清华园永远地烙上了朱自清的“背影”。

    胡适与朱自清是北大、清华学人相互流动的显例，但这种交流更多的是个人的机缘，很少外力的扰动。而1952年的院校大调整，却因行政的力量，使一批清华学人汇聚北大，成为北大中文系一支重要的师资力量，对中文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52年，教育部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个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等各系并入北京大学，校园亦迁至原燕京大学校址，即今日北大所在的燕园，官方文件及一些出版物中，常将合并后的北大称为“新北大”（笔者更乐意称之为“燕园北大”，以别于沙滩时期的北大，如此可避免感情色彩，当日称“新”，是否有否定“旧”的意味？结合1949年以后的形势看，确实有种以“新”为好的倾向，称“新”似乎也有种评判的味道在内）。随着院校调整，原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和新闻系并入北大中国语文学系，组建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师达49人。这其中来自清华大学的有浦江清、吴组缃、余冠英、王瑶、季镇淮、郭良夫、冯钟芸、叶兢耕等。来自燕京大学的林庚先生也是清华学人（这里主要是否在清华就读过为准）。1954年9月，中山大学语言系又并入北大中文系，中文系成立语言专业，其领军人物王力先生是清华国学院毕业生。如此一来，北大中文系中短时间内就集集了一批清华学人，这在学术史上也是罕有的景观。

    进入北大中文系的这批清华学人，除余冠英、郭良夫等少数几人后调离北大外，其余多终老燕园。2010年北大中文系建系100周年，为彰显1952年院系调整后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的诸多先生的业绩，系里特意推出了“北大中文文库”，选择20位已去世的系中名教授，为其编纂“文选”，这其中就有王力、浦江清、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朱德熙七位清华学人，占三分之一强。本文即拟盘点一下1952年以后任教于北大中文系的这八位清华学人（叶兢耕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严格讲不算清华学生；余冠英、郭良夫后离开北大），对他们的人生及学术成就作一简要叙述，以见北大、清华两校学术交流史上的这一有趣现象。叙述先后以几位先生的年齿为序。

    王力（1900-1986）

    王力，字了一，1900年生于广西博白县。其父为清朝秀才，饱读诗书，对王先生影响很深。在王先生少年时代，家境已败落，14岁高小毕业后，即无力再读中学，只得做些杂事帮助维持家用。1924 年，在亲友资助下，远离家乡，到上海求学，先考入南方大学，一年后转入上海国民大学。1926年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受赵元任先生影响，走上研究语言学的道路。赵元任先生为其毕业论文所写评语“言有易，言无难”，成为王力先生终生的座右铭。1927年，王先生从清华毕业，在赵元任指引下，决意到法国留学，是年底，到巴黎大学，专攻实验语音学。1932年，王先生以《博白方音实验录》的论文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即应清华大学之聘，回国任教，初任专任讲师，1935年转为教授。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清华南迁，王先生到长沙，在由清华、北大、南开组建的临时大学任教。1938年初到桂林，任广西大学文史地专修课主任，同年年中，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王先生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并创办语言学系。1948年秋，任岭南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52年，院校调整，王先生又到中山大学，任语言学系主任。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大，王先生北上燕园，自此耕耘于北大讲坛，直至去世。

    王力先生是大师级学者，一生著作等身，在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有40多种，论文近200篇，共约1000万余字，内容几乎涉及语言学各个领域，有许多都具有开创性意义。1956年，王力先生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王力先生以精深的学问、宽阔的学术胸怀，影响了几代北大学子，培养了一大批各有所长的弟子，在北大的就有唐作藩、郭锡良、何九盈、张双棣等等（本文所提及的先生的弟子仅于在北大中文系工作的），他们日后也都成为学有专长知名学者，使北大的汉语史学科在全国牢牢处于领先的位置。

    浦江清（1904-1957）

    浦江清，字君练，祖籍浙江嘉善，江苏松江人。1922年入东南大学文理科西洋文学系，1926年毕业后，经吴宓先生推荐，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担任陈寅恪助教。在陈先生熏陶下，研读大量中国传统典籍以及西方的“东方学”文献，并学习梵文、满文、日文、俄文、法文、德文、拉丁等多种语言。1929年国学院解散后，转至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1932年任专任讲师，1937年任教授。1948年8月，朱自清先生病逝，浦先生代理中文系系务，直至1949年5月李广田继任系主任。1952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直至去世。

    浦先生兴趣广泛，喜欢听戏，会吹笛、唱昆曲，曾与俞平伯、汪健君等创办“谷音曲社”。1928年，应主编吴宓之邀担任《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1931年《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创刊，任编辑，1940年《国文月刊》创刊，为第一任主编。作为学者，浦江清先生以古代文学研究名世，尤以宋元戏曲、小说的研究成就为高。浦先生治学，从不轻易动笔，故文章不以数量取胜，但篇篇都很有份量。受王国维、陈寅恪等先生影响，浦先生治学注重文史结合，主张在一般学者忽略之处深入钻研，发前人所未发。浦先生的著作，经后人辑录整理，主要有《浦江清文录》、《浦江清文史杂文集》、《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中国文学史讲义（宋元部分）》、《中国文学史讲义（明清部分）》等。

    浦先生一生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讲授的也主要是中国文学史方面的课程。在清华时，他先后讲授过“大一国文”、“中国文学史”、“西方汉学论文选读”、“中国文学史研究”、“戏曲选”等课程。调任北大后，浦先生讲授中国文学史第三段—“宋元明清文学史”。由于长年受胃病的困扰，浦先生身体一直很虚弱，但一进课堂，则精神抖擞，判若两人。然而，浦先生最终还因胃病突发救治无效，于1957年撒手人寰。

    早年，浦江清与朱自清合称“清华双清”，而今浦江清名字似乎已不太为人所知了，除了曾受教于他的老学生，而如今这些学生也多已步入耄耋之年。 

    吴组缃(1908-1994)

    吴祖缃，原名吴祖襄，字仲华，安徽泾县人。1921年起先后在宣城安徽省立八中、芜湖省立五中和上海求学。1929年秋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5年起，担任冯玉祥将军的国文教师，抗战期间，兼做秘书工作。1942年起，先后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1949年9月起，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调任北京大学教授。

    吴组缃先生早年热衷于创作，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创作的小说《官官的补品》，就受到好评。1933年发表短篇小说《箓竹山房》，引起较大反响。1934年，发表小说《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等等，有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一举成为30年代文坛上颇负盛名的作家。1941年，发表长篇小说《鸭嘴涝》（原名《山洪》）。1938年，作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人之一，吴先生与老舍共同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任协会常任理事。解放后，吴先生潜心于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曾任中国文联与中国作协理事，《红楼梦》研究会会长等。

    吴先生在北大曾开设“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后来，研究和教学的重点就转移到中国小说史方面。1955年9月，开设“《红楼梦》研究”课，侧重讲《红楼梦》的文学性，受到全校学生欢迎。1979年9月起，开设“中国小说史论要”专题课，重点讲述中国小说发展中的规律问题。80年代中期，着手撰写《中国小说史论要》。

    吴先生性格耿介，敢于直言。据说，当年在清华读研究生期间，就因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观点，而被教六朝文学课的刘文典教授判了不及格，失去了奖学金，不得不中断学业。吴先生对事务有自己独到的分析和见解，从不人云亦云。据吴先生家人讲，有一次，他儿子告诉他杂志上讲竹笋虽然好吃，但主要是纤维，并没什么营养，他立刻反驳道：“熊猫只吃竹子，可是长得胖乎乎的，怎么能说这东西没有营养呢？”晚年的吴先生经常在未名湖边戴着儿童遮阳帽，坐在木头椅子上，欣赏湖光树影。如今，未名湖边的这幅风景也难再寻觅了。

    林庚（1910-2006）

    林庚先生，字静希，原籍福建闽侯（今福州市），1910年生于北京。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两年后，因感于“艺术却是超越性的，艺术的感受刹那而永恒，能于一瞬见终古，于微小显大千，能使我们超越有限直面无限的宇宙”，转入中文系。在校期间即开始诗歌创作，活跃于诗坛，他与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三位先生常在一起“放言高论、无话不谈”，成了清华园的“四剑客”。

    1933年，林先生自清华毕业留校，担任朱自清先生的助教，并为闻一多先生的国文课批改学生作业，同时，还担任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的编委。1934年，林先生辞职去沪上，想靠写诗维生，但现实同他开了个玩笑，靠写诗谋生大概在哪个时代也不太容易。当年秋，他返北平，先后任教于北平国民学院、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平师大等。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先生到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1941年晋升教授。1947年返回北京，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

    林先生首先是诗人。1933年秋，他出版了第一本自由体诗集《夜》，之后，作为一名自由诗体的新诗人尝试新的格律体，先后出版了《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春野与窗》等。直到八十岁以后，还诗心不泯，写出了不少富含哲理的诗篇，结集为《空间的驰想》，如“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这样韵味无穷的诗句，也成为燕园学子喜引的名句。林先生不仅写诗，他对新诗创作和新诗格律还进行了理论上探讨，出版有《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林先生又是一名学者，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唐诗、楚辞、文学史等多方面。他将创作新诗和研究唐诗完美地统一起来，显示出诗人学者的独有特色，提出了“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等著名的论点。在楚辞研究方面，林先生出版有《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天问论笺》，对屈原研究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做出了精辟的解释，卓然成家。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林先生撰有《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简史》等多部著作。写于抗战期间的《中国文学史》（厦大版），以其对中国文学独特的感悟、优美的语言，而成为20世纪近千部中国文学史中为数不多的有个性的作品，被誉为是为文学史“写心”。2004年清华大学出版了《林庚诗文集》九卷，共收先生所著诗文集十七种，先生著作基本尽萃于此。

    “仁者寿”，2006年10月，林先生以97岁高龄平静仙逝。至此，他在燕园中已生活了近一个甲子的时间，无数北大学子受益于他的言传身教。2005年6月，林庚先生九五华诞庆祝会在北大举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先生最年长的弟子吴小如先生已八十有余，而如袁行霈、褚斌杰、孙静、费振刚、谢冕等50年代的一批弟子也步入或即将步入古稀之年，林先生在燕园教泽之绵长，其情其景，是最为生动的写照。

    晚年的林庚先生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四老”均毕业于清华，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情。这点，从林先生身上，笔者有切身的感受。因编辑《林庚诗文集》之机缘，笔者有幸登临燕南园62号，聆听过先生的馨咳，先生不止一次谈到清华，记得曾问先生可想再去清华园转转，先生面露喜色，欣然回答“好啊”。燕园、清华园，虽只一路之隔，然终因先生年事已高，曲曲不敢造次，终未付诸行动，想来只能是一个永远的遗憾了。

    季镇淮（1913-1997）

    季镇淮，字子韦，一名正怀，字来之，江苏淮安人。1936年，毕业于江苏省立淮安中学，1937年，投考安徽大学西语系和山东大学中文系，被同时录取。初入安大西语系，后发现对中文的爱好已难割舍，遂转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入学不久，日本入侵华北，山东大学停办，只好回到家乡。1938年1月，由清华、北大、南开在长沙联合组成的临时大学招收战区学生，季先生偶然在报纸上看这个消息，便前往投考。几经波折，季镇淮终于正式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本科生。1941年，季先生自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即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闻一多、朱自清先生，从事中国文学研究。1944年毕业后，曾在中学任教。1946年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52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季先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重点有三：先秦两汉、唐代和近代文学。从入学到留清华任教，季先生在闻一多、朱自清先生身边学习、生活长达10年，深受二位先生的影响，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在学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是在近代文学研究方面，季先生更有筚路蓝缕之功。20世纪60年代，季先生与游国恩、王起、萧涤非、费振刚等几位先生一起主编了《中国文学史》，季先生主要负责近代部分。这部文学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编纂的影响最大的一部中国文学通史，长期用为大学中文系教材，在近四十年时间里，几占垄断地位，沾溉了几代学子。季先生的主要著作有评传体《司马迁》、《闻朱年谱》、《来之文录》、《来之文录续编》等，另外主编有《近代诗选》、《历代诗歌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近代文学部分主编）等。

    季先生是朴实厚重之人，性情质直，律己严，待人宽，在他身上很好地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王永兴先生曾追忆说：“他的一生表现了旧时清华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精神。传道授业为良师，以义互勉乃益友；光明磊落，终生无愧。”（《怀念季公》，载夏晓虹编：《季镇淮先生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季先生在北大教书育人近半个世纪，“文革”结束以后，还出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对中文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培养了夏晓虹等一批弟子，桃李满天下。

    王瑶（1914-1989）

    王瑶，字昭深，1914生于山西平遥。少年时在本县读小学，1928年入太原进山中学读书，1931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就开始发表文章，1936年曾任《清华周刊》第四十五卷总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学校迁至昆明。大学华业后考入清华研究院中国文学部，师从朱自清先生研究汉魏六朝文学。研究院毕业后即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任清华大学讲师，副教授。1952年调至北京大学任教授。

    在清华学习和任教时，王瑶先生以汉魏六朝文学为研究方向，大学毕业论文题目为《魏晋文论的发展》，研究院的毕业论文题目为《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在清华大学时期开设的课程有“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陶渊明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等，其名著《中古文学史论》就是在清华的讲稿。此书完稿于1948年，1951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六十多年过去了，此书不断再版，已成为中古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有趣的是，王瑶先生的学术研究中心，后来由六朝一下调整到了“现代”，并且以《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奠基者。《中国新文学史稿》初版本，由开明书店于1951年9月出版，只有上册，在本书《自序》中，王先生说：“同学就要求将课程内容改为‘五四至现在’一段，次年校中添设《中国新文学史》一课，遂由著者担任。两年以来，随教随写，粗成现在规模。”这篇《自序》，篇末注明“1951年元旦王瑶于北京清华园寓所”，这说明这部书完成于清华园。谢泳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版本变迁》一文中断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制度化，起源于清华大学中文系。”（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6期，130页）

    《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出版两年后，下册才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已经是1953年8月的事情了，此时，王瑶先生已到北大任教。到北大后的王先生主要讲授新文学史、鲁迅研究，培养了一批专业实力雄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如孙玉石、钱理群、温儒敏、陈平原等，他们也早已是学界闻人了。

    冯钟芸（1919-2005）

    冯钟芸，河南唐河人。冯钟芸出生在一个耀眼的学术家族，其父是清华大学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矿床学的重要奠基人冯景兰，伯父为哲学家冯友兰，姑姑为文学研究家冯沅君。她本人则于1946年与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结为伉俪，携手一生。1941年，冯钟芸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41年夏至1943年夏在西南联大附设学校任语文教师。1943年夏，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教，成为西南联大历史上第一位女教师。1946年底，西南联大解散，冯先生受聘于清华，随校返回北京，任中文系助教、讲师、副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

    在西南联大时，冯先生教过“大一国文”，这是全校（包括文、理、法、工各系）学生的共同必修课，大一国文不过关，就不能升级。冯先生在《芸叶集·自序》中说：“当时大一国文的教师很多，阵容很大。如余冠英、李广田、李嘉言等和后来的名教授邢庆兰、刘禹昌，都在西南联大教过大一国文。与现在相比，这是一个好制度。早年的大学毕业生文章写不通的比较少见。”在清华，冯先生开设过“写作实习”、“中国语文教学法”等课程。至北大后，冯先生在古典文学教研室，担任“中国文学史第二段”（即魏晋南北朝段）及专题课 “杜诗研究”等。

    冯先生著有评论集《杜甫研究论文集》，人物传记《庄周》、《屈原评传》、《杜甫评传》、《关汉卿评传》、《贯云石》、自选集《芸叶集》等。冯先生还是著名语文教育家，建国后曾多次出任教育部中学语文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 

    2011年4月21日，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凝聚着任继愈、冯钟芸先生一生的心血的珍贵藏书，经其子任重之手捐给清华大学，仪式是在刚刚落成的清华人文社科图书馆举行。此举为唐河冯氏，这个与有清华有着深厚渊源的学术家族，又续写了意味深长的一笔。

    朱德熙（1920-1992）

    朱德熙先生，江苏苏州人。1939年考取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师从唐兰、闻一多学习研究古文字学和古音韵学，并得到罗常培和陈梦家等教授的教导。1945年毕业后在昆明中法大学中文系任教，1946年起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晋升副教授，同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受国家委派到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任教。1955年回国，此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先后任中文系副主任及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等。

    朱德熙先生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在汉语语法研究、古文字研究和语文教育方面，是汉语语法学界权威，在中国语法学史上占有地位，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在国际上，朱先生也有很高的声誉，1986年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1951年，朱德熙先生受命与吕叔湘先生合作撰写《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同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1952年由开明书店结集出版，此书对普及语法知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作为学者，朱先生治学严谨，孜孜以求，做出了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学术成果。作为老师，朱先生讲课富于哲理，逻辑严密，生动活泼；对学生爱护有加，乐于奖掖后进，以“君有奇才我不贫”的心态，滋兰树蕙，培育了大批汉语研究方面研究的人才。作为父亲，朱先生对家人都怀有一种含蓄、温和而深沉的爱。朱德熙先生的道德、文章，都堪称楷模。

    不久前，在费振刚师推荐下，笔者认真阅读了《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一书，此书出自与朱先生相濡以沫近半个世纪的伴侣何孔敬女士之手，记述了朱先生成长、学习、生活、爱情、教研、交往中的一些片断，细微处见精神，边看边感慨，朱先生真是一个完美的人啊。

    1952年的院系调整，过去已经整整六十年了，其是非功过，自待历史评说，不是小文所能容纳。将一个系、一个专业整个儿端到另一所学校去，这确实是少有的现象。当今，高校都近亲繁殖了，谁还会从别的院校一下要那么多人呢！上述的这批清华学人对北大中文系的影响和贡献，也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课题。1988年，王瑶先生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纪念朱自清诞生九十周年座谈会”上就曾发言说：“现在全国新成立了许多大学，为什么清华大学中文系就该取消呢？应该看到，清华中文系不仅是大学的一个系，而且是一个有鲜明特色的学派。”“清华学派”之有无，至今还有些争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老清华学人的存在，保存了清华人文学科的薪火，影响了兄弟院校的学术发展，进而延续着人文清华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