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有重要贡献者。考察他的文化营养成分,可知西方文学家的作品,是他新文学观点建立过程中最重要的资源。在向西方“借火”的努力中,胡适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我们仅从他对西方经典作家莎士比亚的阅读过程,便可以清楚见出这一点。
胡适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重要倡导者。以今天的眼光看,他当时取得的成绩,亦显得相当特异。上世纪初,胡适还不过是一位留学生,可他的几篇关于新文学主张的文章竟然在国内风靡一时,引发极大的震动。胡适并非主修文学,他的这些新文学主张,由何而来呢?通过翻读胡适日记,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文学,一直有着浓厚兴趣。在留学期间,他更是广泛阅读到大量西方经典及流行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对他后来新文学观念的形成起了极大作用,更为他倡导新文学“垫”了底。这底子的深厚、扎实,是与胡适下大工夫攻读互为关联的。这里,我们不妨以胡适对西方经典作家莎士比亚的阅读为例,来了解其修习情况。窥斑见豹,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证明。
一
从留存下来的日记看,胡适最早阅读莎士比亚,应当是1911年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期间。当年2月16日,胡适记下了这样一笔:“上课。读Shakespeare(按:莎士比亚)一生事迹。”这里不清楚是所开的英文课程上的阅读,还是自行阅读;亦不知晓是否某本书前面对莎氏的情况介绍。第二天,胡适除去作了一篇《中国虚字解》的文章外,还“读莎氏‘Henry IV’(按:《亨利四世》)。‘Shakespeare’当译萧思璧。”看来,“萧思璧”是胡适为莎士比亚译的另一个中国名字。可从后来的记录看,这个名字派上用场的时候并不多。再过一天,“记‘Shakespeare’s Wife’。未完。”大约是从什么资料上见到有关莎士比亚妻子的情况,胡适将之作为了解作者的背景记了下来。
这段时间,胡适很用功地在读莎士比亚剧本。例如《亨利四世》,胡适在日记中记有阅读六次,至3月3日方“读毕‘Henry IV’”。大约历史剧难读,胡适费时较多一些。3月8日,胡适又得到新课本。这一次其中一册是“Romeo and Juliet”(按:《罗密欧与朱丽叶》)。胡适用功,在周六就自己阅读起来。第二周周二,他在晚上还读此剧本。当天的日记中,胡适还对此剧作有几句评价:“夜读‘Romeo and Juliet’。此书情节殊不佳,且有甚支离之处。然佳句好词亦颇多,正如吾国之《西厢》,徒以文传者也。”这种中西文学比较之法,倒十分有趣。
再过三天,胡适读完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他在当天日记中说:“读‘Romeo and Juliet’完。背诵Romeo《窥艳》一节。此书有数处词极佳,如《初遇》、《窥艳》、《晨别》、《求计》、《长恨》诸节是也。此剧有楔子(prologue),颇似吾国传奇。”胡适为莎剧章节起了如中国旧剧一样的名字,每每两字,看去还很新鲜。其中段落,胡适居然下功夫背诵下来。
第二天,胡适竟然写作了一篇《Romeo and Juliet一剧之时间的分析》。因未见到原文,不知他是怎样对这部名剧中的时间进行分析的。胡适读书,不仅随时发议论,还认真背诵,有感触还写成文章。这样的读书法,收效一定显著。
过了几天,胡适在考“气象学”的当天,“读萧氏‘Much Ado’(按:似为《无事生非》)”。大约当天读完,第二天又开读“Hamlet”(按:《哈姆雷特》)。之后陆陆续续,至4月15日,才“读‘Hamlet’毕”,并且先后为此剧写下两篇文论;《Ophelia论》(按:Ophelia为剧中女主人公奥菲莉亚),《Hamlet论》。他在日记中评价:“Hamlet真是佳构,然亦有疵瑕。余连日作二文,皆以中国人眼光评之,不知彼中人其谓之何?”胡适作文,知道自己有中国人的“眼光”,跟美国人当然不同。从后来的情形看,胡适深知美国人对自己的中国人“眼光”还是很感兴趣的。
这篇《Hamlet论》写作,费去了胡适两天时间。他为剧中女主人公奥菲莉亚写的《Ophelia论》,后来得到老师称颂。胡适高兴,记在日记中:“余前作《Ophelia论》,为之表章甚力,盖彼中评家于此女都作贬词,余以中国人眼光为之辩护,此文颇得教师称许。”这两篇有关《哈姆雷特》的评论,不知后来公开发表了没有,不知胡适在其中发了哪些出自中国人“眼光”的高论。
二
当年7月11日,胡适接到国内来信,知道自己一位名为乐亭的友人去世。这样的年纪,收到这样的消息,心情是很感慨的。胡适立即作了一首《哭乐亭诗》,来表达哀思。诗的开头四句,胡适用文言翻译了莎士比亚一首十四行诗的原句,大约感到莎士比亚的诗句正好传达了自己的心情:
人生趋其终,有如潮趣岸;
前涛接后澜,始昏倏已旦。
胡适在诗中加有注:“此四句译萧士璧小诗第六十章。”笔者手边曹明伦所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此四句的白话译文是:
像波涛涌向铺满沙石的海岸,
我们的时辰也匆匆奔向尽头;
后浪前浪周而复始交替循环,
时辰波涛之迁流都争先恐后。
从诗文直接引用,可见胡适对莎士比亚的阅读不仅仅限于剧本,即使这批十四行诗,他也是十分熟悉的。这说明胡适对莎士比亚确实下了很大功夫。
当年8月的最后几天,胡适几乎一天读一部莎士比亚作品。29日,“夜读‘King Lear’(按:《李尔王》)”;30日:“读‘The Tempest’(按:《暴风雨》)。连日读萧士璧戏剧,日尽一种,亦殊有趣。”读书读到有趣,说明真正读进去了。31日:“读‘Macbeth’(按:《麦克白》)未完。”9月1日:“读‘Macbeth’毕。”读完《麦克白》,胡适还评论道:“此书为萧氏名著,然余读之,初不见好处,何也?”不知他后来悟出“好处”没有。
1912年9月25日,胡适去看了一场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演出。演出情况,他在这天的日记里记得颇为详细。首先,他用文言将剧情复述了一遍。有关演出,他也有所议论:“是夜之戏仅有五出十幕而已,则已删去十幕矣。盖萧氏著书之时,还在十七世纪初,舞台尚未有布景。所谓景者,正如吾国旧剧悬牌为关门,设帐为床而已,故不妨多其幕景。今日之剧场则不然矣。”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界人士对中国旧戏曲都很熟悉,所以很容易拿来与西方戏剧对比。对其中删减情况,胡适以为:“即此一节,可见古今情形之异,尤可见戏剧之进化。留心此事者,苟细心研究之,于舞台布景分幕之法思过半矣。”
对于《哈姆雷特》剧中事件,胡适进行了一番解说:“‘Hamlet’为萧氏剧中人物之最有名者。其人以孝子而遭再醮之母,其所嫁又其杀父之仇也。以仁人之心,而处天下最逆最惨最酷之境;以忠厚长者,而使之报不共戴天之仇;其仇又即其母与叔也,其事又极暗昧无据。荒郊鬼语,谁则信之?不知者方以为觊觎王位耳。”胡适还进一步与中国历史上之著名人物相较:“读其事者,宜合吾国史上伯奇、申生、子胥诸人之境地观之,尤宜知王子处境,比较诸人尤为难处,其人其事,为吾国历史伦理所未有,知此而后可以论此剧中情节。”
胡适还特别注意到“王子”的性格:“王子之大病在于寡断。当其荒郊寒夜,骤闻鬼语,热血都沸,其意气直可剸刃其仇而碎砾之。及明日而理胜其气;一则曰鬼语果可信耶?再则曰此人果吾仇耶?三则曰吾乃忍杀人耶?至于三思,则意气都尽矣。”莎士比亚用了怎样的手段来表现王子的性格呢?胡适认为:“王子之人格全在独语是见之。剧中无人自语,谓之独语(Soliloquy),颇似吾国之自白,尤似近日新剧中小连生诸人之演说,但西方之独语声容都周到,不如吾国自白之冗长可厌耳。”胡适还进一步讨论了这种手法的利弊:“独语为剧中大忌,可偶用不可常用,此剧独多用此法,以事异人殊,其事为不可告人之事,其人为咄咄书空之人,故不妨多作指天划地之语耳。”
顺手,胡适将我国旧剧拿来作了一番比较:“吾国旧剧自白姓名籍贯,生平职业,最为陋套,以其失真也。吾国之唱剧亦最无理。即如《空城计》,岂有兵临城下尚缓步高唱之理?吾人习焉不察,使异邦人观之,不笑死耶?即如《燕子笺》一书,其布局之奇,可颉颃西剧,然以词曲为之,便失精采。又如《桃花扇》,使近人以说白改演之,当更动人。又如,新剧中之《明末遗恨》,使多用唱本,则决不如说白之逼真动人也。”
胡适这一代人,对中国旧有文艺形式大多很熟悉,所以一遇异质,不由得拿来相较,两两比对,优劣差别便极易呈现,所以感触万千,议论风生。这些,今天人大多是“习焉不察”的。
三
从之后的日记中,我们知道胡适还读过《威尼斯商人》(胡适译为《割肉记》)等。这样看来,莎士比亚的多部重要作品,胡适都阅读并有所发挥,可知收获良多。1915年4月,胡适还在日记中录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莎士比亚剧本中妇女之地位》:“莎翁论妇女之地位:‘凡吾所有之一切,吾是它们的主人。妇人乃吾之物什,乃吾之财产;妇人乃吾之房屋,乃吾屋之摆设,乃吾之田地,乃吾之谷仓,乃吾之马匹,乃吾之牛,乃吾之驴,乃吾之一切。瞧,她就立在这儿:有胆的就去碰一碰她。’”虽然是照录,但也可见胡适对妇女问题的关心。
1914年7月17日,胡适在“利用光阴”的名下,记了这样一段有关阅读莎士比亚的日记:“有人赠我莎士比亚名剧《亨利第五》,全书三百八十余页,用薄纸印之,故全书仅广寸有半,长二寸,厚不及半寸(英度),取携最便,因以置衣囊中,平日不读之,惟于厕上及电车中读之,约一月而读毕,此亦利用废弃光阴之一法也。” 到了晚年,胡适还向自己的秘书介绍这样的读书之法:“从前我在美国时,看见袖珍本的莎士比亚戏剧,是用圣经纸印的,薄薄的一本只要几毛钱,我就把没有看过的莎氏剧本买来,专门在地下电车或上厕所时看的,不过几个月就看完了。”胡适的成绩,与他抓紧每一点时间用功是分不开的。
1915年5月,胡适还去看了一场《哈姆雷特》的演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七日演莎氏名剧《汉姆勒特》(Hamlet)(按:这是胡适随手翻译的剧名),吾友Wm. F. Edgerton延余往观之。”当时国内政局危急,胡适念念不忘。他对自己在国外看剧消遣表示感愧:“国家多难,而余乃娓娓作儿女语记梨园事如此,念之几欲愧汗。”当年青年,对国家兴亡,均感到责任在肩,所以对艺术追逐,便认为是“余事”了。
回国之后的1921年,胡适担任教职,又四处演讲、写文章,阅读文艺作品的机会明显少了。可也许正因为此,他当初读进去的东西,便有了吸收、反刍的机会。在一次与朋友交谈时,胡适又论及莎士比亚。这一次,他倒不觉得这位经典作家有多么了不起了:“我们又泛论到三百年来——自萧士比亚到萧伯讷——的戏剧的进步。我说,萧士比亚在当日与伊里沙白女王一朝的戏曲家比起来,自然是一代的圣手;但在今日平心而论,萧士比亚实多不能满人意的地方,实远不如近代的戏剧家。现代的人若虚心细读萧士比亚的戏剧,至多不过能赏识某折某幕某段的文辞绝妙,——正如我们赏识元明戏剧中的某段曲文——决不觉得这人可与近代的戏剧大家相比。他那几本‘最大’的哀剧,其实只当得近世的平常‘刺激剧’(Melodrama)。如‘Othello’(按:《奥赛罗》)一本,近代的大家决不做这样的丑戏!又如那举世钦仰的‘Hamlet’,我实在看不出什么好处来!Hamlet真是一个大傻子!”
胡适这时信心满满,颇有指点江山的气派,所以莎士比亚在他眼里,也不觉得怎么高明了。阅世日久,识见增长,往日的感受发生变化,从发展眼光看,这在学人应该是很正常的。
尽管如此,莎士比亚在世界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胡适还是很清楚的。1930年底,胡适任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即美国“庚款”委员会)的翻译委员会。在拟定的翻译作品中,《莎士比亚全集》是胡适设想的一个重头工程。据参与者梁实秋回忆:“胡先生领导莎士比亚翻译工作……原拟五个人担任翻译,闻一多、徐志摩、叶公超、陈西滢和我,期以五年十年完成,经费暂定为五万元。”胡适在1931年1月25日的日记里也记载了当时情景:“船到青岛……闻一多,梁实秋……来接……谈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的事,畅快得很。”第二天:“与一多、实秋谈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的事,他们都很热心。”连翻译的格式都议论了一番:“大致是决定用散文,但也不妨用韵文试译几种,如‘Tempest’[《暴风雨》]之类。”
初步拟定之后,回到北平,胡适在教育文化基金会时,便开始“拟了翻译《莎翁全集》计划。”过了几天,还在“拟翻译《莎翁全集》计划”。“写信给一多、实秋,谈翻译《莎翁》计划。”他在给梁实秋的信中具体商议:“最要的是决定用何种文体翻译莎翁。我主张先由一多、志摩试译韵文体,另由你和伯通(按:陈西滢)试译散文体。试验之后,我们才可以决定,或决定全用散文,或决定用两种文体。”为了保证这项重大工程完成,胡适还说:“报酬的事,常用最高报酬。”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但由此契机,经梁实秋先生30年的努力,《莎士比亚全集》还是最终完成。胡适的最初动议之功,是应当充分估价的。梁实秋晚年感慨地说:“领导我、鼓励我、支持我,使我能于断断续续三十年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有三个人,胡(适)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妻子。”
胡适是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有重要贡献者。考察他的文化营养成分,可知西方文学家的作品,是他新文学观点建立过程中最重要的资源。在向西方“借火”的努力中,胡适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我们仅从他对西方经典作家莎士比亚的阅读过程,便可以清楚见出这一点。优秀的文艺作品,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从表层看,胡适没有直接向国人推介过莎士比亚,可莎士比亚的作品却滋养了为中国新文学作出卓越贡献的胡适。探索他们彼此间的接触情形,了解文学传播的互动过程,或者对接受、融合不同文化的应有态度有所启迪,这应当是我们记述这段故实的另一层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