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文化人办出版”及其他

    当天空的雾霭悄悄散去，长河的泥沙渐渐沉淀，我们再来回溯民国短暂而又丰富的历史，便感慨良多，思绪翻飞。从出版史的角度来看，民国确实值得好好梳理总结，那段历史也让人回味无穷。沉静下来深入思考，民国出版史带给了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

    2011年，出版史、民国专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无疑是吴永贵先生《民国出版史》的付梓。作者采用史志结合、先总后分的方法，纵勾源流，横排门类，充分概括了民国出版的经验与教训，同时也展示了历史的多面与多元。无论是作为政治舆论的空间，还是学术文化的载体，抑或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部分，民国出版的丰富多彩都诉诸作者笔端。出自学院派之手的《民国出版史》，在出版行业圈子里的人看来一点都“不隔”，实属难能可贵。和以往涉及民国出版的同类著作相比，吴著显得更加丰富与厚重。如果说过去某些出版史只是民国时期少数著名出版家的“特写镜头”，那么吴著便是这一阶段众多出版人的“集体合影”；如果说以往只描绘了七八株至多十几株民国出版史上的“参天大树”，那么吴著给读者眼前呈现的便是民国出版史上茂密的“原始森林”。细细品读《民国出版史》，返观民国出版实际，有几点给人印象尤其深刻。

    关于“文化人”办出版。今天的人们时常说起现代史上“文化人”办出版的佳话。开明书店是章锡琛、夏丏尊、叶圣陶一班文化人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是巴金、吴朗西一拨文化人办的。至于张元济、陆费逵等出版大家也都是典型的“儒商”。他们的业绩和出版理念至今泽被后人。什么是“文化人”？我理解就是有文化自觉的人。这种人，不一定有很高的文凭，很大的名头，但一定有文化的理想和追求。我们当今需要的正是文化人办出版，而不仅仅是企业家办出版，更不是商人办出版、官僚办出版。我们始终相信，出版，经济只是手段，文化才是目的。出版产业，价值和贡献主要还在产业之外。有当代出版人感叹“张元济不可追”，但我们还是要努力去追，不仅追他的学问，追他的管理，更要追他爱兹恋兹且付诸行动的文化理想。

    关于出版企业制度。企业制度是企业产权制度、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制度的总和。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制度是以产权制度为基础的，三者分别构成企业制度的不同层次。从企业发展的一般历史来看，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制度经历了从业主制、合伙制到公司制的发展历程。从晚清到民国，我国的出版企业特别是民营出版企业也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当然，这个历史演变并非完全彻底的新的取代旧的，从业主制到合伙制，再到公司制，是一个总的、大的发展趋势，其间有混合，有并存，也有自我更新。这里我想特别说说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商务印书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现代文化企业。它实施完全的企业化管理、股份制经营，至于集团化战略、多元化战略、引进外资和人才等等，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当时的商务，与McMillan和McGrow-Hill鼎足而立，成为世界三大出版家。现在看来，老商务能在国际出版界有如此高的地位，绝非偶然，好的出版管理体制和好的运行机制是其成功的关键。我们今天进行出版社的改企转制工作，出版传媒集团的建设，认真总结和学习包括老商务在内的中国现代出版企业的经验，尤其必要。

    关于出版生态。学界认为，出版生态是出版媒介与影响出版媒介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因素相互关系的总和。它是出版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出版生态一方面是媒介环境，就是互为环境的出版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是社会环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都影响着出版媒介的生存和发展。政治制度决定了出版政策和出版法律、法规，也决定着出版工作的性质。经济的发展对出版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出版无不打着其文化的烙印，而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也离不开出版载体。教育的发展为出版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为教育服务也是出版的一大职能。科技与出版更是密不可分。从后一方面来看，民国有经验，也有不少教训，值得总结和吸取。从前一方面来看，民国时期的优点更多，值得好好学习。出版需要造大船，种大树，怎么造，怎么种，是有讲究的。只有航空母舰的海军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海军，只有几棵大树也构不成森林。生态讲求多样化、多元化，出版生态也是这个道理。

    读史使人明智。我想，对于出版行业管理者、出版企业管理者来说，读一点出版史特别是晚清民国的出版史，肯定会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