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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对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并没有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却很欣赏雅斯贝尔斯的正直、他那自然的威望以及他的宽宏大度。只有在雅斯贝尔斯面前，海德格尔才为自己曾被卷入纳粹政治而感到“羞愧”。尽管雅斯贝尔斯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持有批评的意见，并与之有着一定的界限，但对雅斯贝尔斯来说，在这个贫瘠的哲学世界上，海德格尔仍然是独一无二的人物。
一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他与海德格尔之间“明显的彻底分裂”发生在1933年。
在失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联系之后，海德格尔于1933年3月18日到海德堡拜访了雅斯贝尔斯。而希特勒在同年的1月底被任命为帝国的新总理。面对瞬息万变的纳粹的现实，海德格尔说“人们必须投入到其中”。尽管雅斯贝尔斯事后说他当时就对此感到很惊讶，但并没有问为什么。“拯救大学”成了当时他们谈话的中心内容。
对海德格尔来讲，改革的目的是使德国的大学“能够在共同体的文化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样重要的是它们应该受到纳粹国家的政治保护”。总之，海德格尔要不择手段地实施他“为大学提供精神领袖”的改革计划。
雅斯贝尔斯认为，海德格尔在独自进行着大学的拯救计划，即对德国大学的现状进行彻底的改革。对这次改革的必要性，双方在之前的信件来往中就已经达成了一致。开始，雅斯贝尔斯也视这种彻底的变革是大学改革的一次机会。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当雅斯贝尔斯听说，海德格尔当选为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并作了校长就职演说——关于“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的报告——后，起初不仅没有感到反感，反而认为大学的新时代即将来临。
因此1933年8月23日，雅斯贝尔斯在给海德格尔的信中热情洋溢地赞颂了海氏的大学改革设想：“我感谢您所作的校长就职演说……。您的思想萌芽中所具有的古希腊早期文化的伟大特征，像一种新的、同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实感动了我。……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异常高兴，因为现在终于有人能说，他触及到了真正的界限和源泉。”
同年6月底的时候，即海德格尔在海德堡作了“新帝国下的大学”的演讲之后，最后一次拜访了雅斯贝尔斯。此番海德格尔是受纳粹学生会主席希尔的邀请，去声讨那些保守的教授们的，特别是要对还没有屈服于纳粹主义的校长维利·安德里亚斯大加挞伐。海德格尔确实是以一种十分好战的姿态出现的，他认为传统的大学已经死亡，他以强烈的语句提出要摒弃“人性化的、基督教的”观点，呼吁人们“为国家而工作”。在稍后和海德格尔举行的私人谈话中，雅斯贝尔斯发现海德格尔处在迷醉的状态，在他身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危险的东西。
但雅斯贝尔斯直到此时还在继续称赞海德格尔的校长就职演说。在30年以后的札记中，雅斯贝尔斯对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解释道，他一直想“尽可能朝好的方向”来解释这个演说，以便继续保持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关系，不过他此时已经不再信任海氏了。但事实上，他对海德格尔的行为和言论中那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深刻和陌生的水准”已经感到了厌恶。
雅斯贝尔斯对校长就职演说的赞同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后来所提到的策略上的考虑。实际上，在1933年他俩在思想上还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共同之处，尤其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关于纳粹大学的改革问题。雅斯贝尔斯认为，德国大学的伟大时期是1770—1830年的时代，这之后的百余年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德国的大学迅速衰落。显而易见的弊端有以下诸多方面：对于专业的肢解，不断增加的课堂教育以及片面的就业方向，管理的冗杂，教师整体水平的下降，对教学自由的滥用以及职责范围不明确，以至于对那些渎职的教师也没有相应的处罚政策。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的前途并不在于复兴1770—1830年的传统，而在于在新的条件下使大学的观念重新焕发活力。因此，1933年夏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如果坐失了这个时机，也许永远不可能重现消除这些弊端和症结的可能性。
正是纳粹的得逞，使得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看清了民主制度的无力和虚弱，独裁的统治在当时反倒成了大多数德国民众的愿望。雅斯贝尔斯也愿意接受这种领导决定一切的原则，但却持一定的保留态度。在他看来，那些真正的决策者也必须担负起真正的责任，如果发生推诿责任的现象，那么就可以不再选举他担任此职务。雅斯贝尔斯在上述写给海德格尔的信中，寄希望于这种“贵族气质原则”。
但是，雅斯贝尔斯明确表示反对政治的特权。“‘除了真理本身神圣不可侵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别的主管机构’能够为研究和教学指明方向。学术之自由并非通过政治，并非通过外部的强制，亦非通过权威，而只有通过共同的教与学的苏格拉底式的关系，来承担自己的义务。”
希特勒的上台并非靠政变得逞，而是经过合法的民主程序，在德国民众的欢呼声中被选上台的。正因为此，在纳粹攫取政权的初期，就连雅斯贝尔斯也没有真正认识到它的危害性。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海德格尔与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政治体制之间的合作，除了哲学家在政治上的幼稚之外，当然也跟他对人类存在、本体论、存在史的哲学思考不可能截然分开。一直到1950年4月8日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海德格尔依然认为悲剧仅仅是由于他在政治上的无知造成的，同时在哲学方面他又将自己装扮成存在的先知。
这种不正派的做法，不顾个人的牵连而追求伟大的令人讨厌的倾向，让雅斯贝尔斯感到十分厌恶，因此他在1952年7月24日给海德格尔的回信中写道：“这难道不是您在信中的那些词句里所预感和梦想到的一种哲学，导致了一个作恶多端者的幻想，另一方面，这一哲学与现实相分离，为极权主义的胜利做了准备？”
相对于海德格尔运用形而上学的术语表达对纳粹暴政的支持，雅斯贝尔斯则主张在政治上保持理智，同时他还想保护哲学的词汇，使其免遭政治的强奸。他吃惊地看到，海德格尔是如何将吸引他的权力解释为形而上学的此在力量。但他同时感到，在海德格尔的政治阴谋中还始终洋溢着一种哲学的动力。而这点一如既往地吸引着雅斯贝尔斯。
二
1933年6月底，海德格尔最后一次到海德堡时拜访了雅斯贝尔斯。至此以后，两人未曾谋面。但是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却一直持续到了1936年的夏季，此后才中止了数年。但真正导致他们关系破裂的却是雅斯贝尔斯1934年才获知的一件事。
无薪讲师爱德华·鲍姆盖腾是马克斯·韦伯的外甥，海德格尔的学生。1933年底，他申请加入纳粹冲锋队以及哥廷根的纳粹讲师同盟会。海德格尔在一份鉴定书中警告哥廷根的师生们要提防这个被他称作是投机分子的人。这份鉴定书的直接后果是大学当局鉴于鲍姆盖腾的亲犹倾向而解雇了他。
1934年，雅斯贝尔斯从韦伯的夫人玛丽安娜·韦伯那里读到了这份鉴定的副本。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永远也不能忘却这件事，它属于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经验”。实际上，海德格尔对“以韦伯为中心的自由民主的海德堡知识分子圈子”的讽刺也同样涉及到了雅斯贝尔斯本人。尽管海德格尔曾在雅斯贝尔斯面前说过犹太人有着危险的国际联盟，但从未被雅斯贝尔斯看作反犹主义者的海德格尔，为了讨好那些反犹主义者竟然恶意地去攻击一位不受人欢迎的学者。
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之间的通信中断于1936年5月16日。当时，雅斯贝尔斯在签收海德格尔一篇关于荷尔德林的文章时写道：“您应当理解和允许我保持沉默。我的灵魂沉默了；因为正如您所描述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不能和哲学一起‘没有尊严’地存在，而是应当……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说。”海德格尔再也没有回复这封信。
1937年，雅斯贝尔斯被迫提前退休，1942年纳粹政府对他颁布了正式的出版禁令。海德格尔对此却没有作出任何只言片语的反应。其实这岂止是针对雅斯贝尔斯夫妇，当海德格尔的其他犹太裔密友或同事，如阿伦特、洛维特、胡塞尔等，或遭流亡，或被迫停止工作的时候，海德格尔也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安。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作为犹太人的雅斯贝尔斯夫人（盖尔特鲁德·雅斯贝尔斯）不得不时刻担心被驱逐。在这种情况下，雅斯贝尔斯夫妇常常将用于自杀的毒药丸带在身边，雅斯贝尔斯依然表现出了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本色：松色不肯秋，玉色不可柔。
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年中，雅斯贝尔斯曾谴责自己对海德格尔不够坦诚，他不仅没有问过海氏对纳粹的看法，也没有向他谈及自己的政治见解。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都变得太晚了。
实际上，在纳粹执政时期，雅斯贝尔斯一直将海德格尔看作是自己“精神上的敌人”：“我们之间并非由于我们的著作，而是由于行为而成为了对手。哲学思想必须要跟思想者的行为结合起来才能得以把握。”实际上，自1936年5月16日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的通信中断之后，雅斯贝尔斯已不再将海德格尔看成是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而看成是骗子；不是大学的改革者，而是毁灭者；不再是来自哲学本源的朋友，而是来自权力目的的敌人；不再是可能的战友，而是朋友中的唯一出卖者。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之间的关系，至少从雅斯贝尔斯的角度来看，他想建立一种纯洁的哲学友谊。但由于纳粹的上台，海德格尔以哲学的方式投机极权政治的做法，导致了这一友谊的彻底失败。
1934年，海德格尔从校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这并不是因为他成了纳粹极权的反对者，而是因为他不得不认识到，他那模糊的革命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海德格尔渐渐地从他的哲学—政治梦想中清醒了过来。
1945年，纳粹政权垮台后，法国的军管会要追究海德格尔的责任。一个所谓的清洗委员会要对海德格尔作出判决。对此，海德格尔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确实没有罪恶感，至少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犯罪感。在他看来情况是这样的：他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确实支持过纳粹政权，因为他当时把它看成了一场形而上学的革命。当这场革命不能解决它所承诺的问题时——至于这场革命向他承诺的问题是什么，海德格尔从未解释清楚过——，他就退出了这场革命，继续从事他的哲学研究，而不再受是否得到党的认可或是拒绝的影响。海德格尔感到他并没有隐瞒自己对这种体制的批评意见，而是在讲座中公开予以指斥。仅就这点而言，他对这种体制所负的责任理应要比大多数学者少得多，因为那些曾努力使自己适应纳粹政治的教授们却没有谁要对此负责。那么海德格尔究竟跟这一体制的犯罪有何牵连？
1945年9月，清洗委员会首先对海德格尔的政治行为作出了一个比较宽大的判决。理由是，虽然他开始时参与了纳粹政治，并在“德国的教育界面前”为这一政治作辩解，但他从1934年以后，就不再是一个纳粹分子了。因此，委员会建议：海德格尔应提前退休，但可以不离开他的职位。他可以保留自己的教师职位，但不允许参加大学合议机构的活动。
裁决委员会和法国的军事政府对清洗委员会这一宽大的判决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如果海德格尔能够安然逃脱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再对其他有罪证的教师采取措施。因此，清洗委员会受委托，再次对海德格尔的情况加以调查。
雅斯贝尔斯在1945年圣诞节的几天内写成的一份鉴定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雅斯贝尔斯为裁决委员会所写的鉴定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句子如下：“在我们当今的情况下，我们要怀着极大的责任感去处理青年人的教育问题。我们追求一种完全的教学自由，但并不是直接地去建立这种自由。我认为，海德格尔的思考方式的本质是非自由的、独裁的、缺乏交流的，这样的思考方式在当今的教学活动中是危险的。在我看来，思考方式要比政治判断的内容来得重要，因为它的攻击性很容易改变方向。只要他还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再生，这点可以从他著作中表露出来，那么我就认为，这样的一名教师对于当今内心还几乎没有抵抗能力的年轻人来说，是不能聘用的。直到年轻人能够进行独立的思考为止。”雅斯贝尔斯的鉴定书实际上只是一位哲学家所作的有关政治的权威性判断，至于像《罪责问题》一样从政治本身出发进行分析，雅斯贝尔斯当时并没有这样做。
雅斯贝尔斯认为，思维本身与政治实践是不可分的，他在《哲学自传》中追问道：“有没有这样一门哲学，其著作是真实的，而思想者在实际中的作用却是不真实的？”哲学思想必然要成为一个对政治行为负责任的观念基础，没有哪种思想只存在于观念的真空中，而与行为无涉。但这其中也绝非哲学思想指导政治行为的简单的因果关系。
根据这份鉴定，裁决委员会于1946年1月19日作出决定，建议法国军事政府强制海德格尔退休并取消了他的教师资格。这同样意味着海德格尔要离开他在大学中的职位，并只能获得少量的退休金。1946年底，法国军事政府对这个决定变得更加挑剔，并加重了惩罚的力度，也就是说，从1947年起规定取消海德格尔的退休金。不过1947年5月，当局又收回了这一惩罚的条例。这在后来也没有多大好转。
战后，雅斯贝尔斯突然变成了有名的权威人士。他在纳粹时期受到的排斥使他一夜之间成了德意志民族良知的代表，对于这点，他起先感到非常难受，认为这是一种虚伪的谄媚。他怀疑这突如其来的荣誉，对他来说，就像“生活在虚幻之中”，他想脱离这种生活，“他渴望逃避那‘被阿谀逢迎的假名声’，回到静寂的工作中去，而这才是他真正的使命”。因此雅斯贝尔斯在1948年夏季接受了巴塞尔大学的任命。在那里，雅斯贝尔斯从1949年年初开始，致力于为海德格尔解除对其教学的禁令。1949年6月5日，雅斯贝尔斯在给弗莱堡大学当时的校长特伦巴赫的信中写到：“马丁·海德格尔教授以他在哲学界的成就被誉为当代世界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在德国没有人能够超越他。他那几乎是隐蔽的、对最深层问题的哲学思考只是间接地显现在他的作品中，而这有可能使他在当今贫乏的哲学世界中成为无与伦比的人物。现在，……像海德格尔这样的人应当能够安静地工作，完成、出版他的著作。……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可以重新承担教学的任务。”
1949年3月，对海德格尔的非纳粹化的审理程序结束了，其结论为：“纳粹的追随者。但不应对其予以制裁。”这一判定使弗莱堡大学开始商定取消对海德格尔的教学禁令。1949年5月，裁决委员会以勉强的多数票同意向教育部建议，海德格尔重新享受退休的权利，并同时取消对他的教学禁令。经过长时间的商量，直到1952/1953年的冬季学期，海德格尔才得以重返讲台。至此，当时已经62岁的海德格尔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以弗莱堡大学哲学教授的身份授课，并主持研讨班了。
三
雅斯贝尔斯在战后于1949年2月6日写给海德格尔的第一封信中小心翼翼地探问，是否“我们之间保持沉默”的局面能够结束。这的确是一个艰难的、大胆的行动。
海德格尔开始并没有收到这封信。6月份，他从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弗莱堡大学心理学教授的海斯那里得知，雅斯贝尔斯给他写过信。在没有看到这封信的情况下，海德格尔自己起草了一封简短的信件，他不自然的语气明显地表露了他内心的毫无把握：“抛开我们之间由于短暂的不和谐而造成的所有误解和纷乱吧，我和您之间的关系一如既往。”但这种关系究竟能在什么程度上得以继续，或者说，他将如何重新建立和雅斯贝尔斯之间的关系？为此，海德格尔暂时决定选择他俩在思想上的共同点：“在危机与日俱增的世界形势下，作为思想的守护者是越来越少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不计后果地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世界舆论及其机构并不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地方。人们不应当谈论孤独。孤独只存在于唯一的一个地方，在这里，思想者和诗人用人类的财富来支持存在。我在这一地方衷心地祝福您。”
不过雅斯贝尔斯在7月份的一封回信中，毫不掩饰他对此的怀疑态度：“我至今尚不能理解您所说的存在的公开性。您祝福我的那个地方——我也许从未去过，但带着好奇和紧张的心情，我非常愿意接受这样的问候。”
上世纪60年代，雅斯贝尔斯在论及海德格尔的尼采研究时，比较了他和海氏观点的差别，这涉及到了他们之间毕其一生的讨论所得到的极其有限的结论：“海德格尔：思想本身就是存在——它谈论周围其他的东西并给予提示，而不是直接贴近存在。雅斯贝尔斯：思想有其生存的重要意义——它表达了默想者的内在行为（准备、然后加以表达）并在生活实践中加以实现——而不是在哲学著作中体现。”海德格尔也注意到了这一不同点，并在他1936—1937年冬季所作的关于尼采的讲座中谈到了这点。他在这篇文章中讲道，对雅斯贝尔斯来说，哲学在其本质上只是一种“以照亮人类中的杰出人物的道德为目的的幻想”，雅斯贝尔斯将哲学知识看得“不再严肃”。哲学在他那里成了“人类生存的道德化了的心理学”。而海德格尔所一再重复的对世界观哲学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雅斯贝尔斯的，他同时把矛头指向了狄尔泰和胡塞尔。实际上，海德格尔在纳粹政治中受挫之后所进行的尼采研究，依然是以纳粹尼采专家博姆勒的研究为出发点而展开的。他在讲座中曾毫不客气地说，雅斯贝尔斯的尼采研究是再糟糕不过的了。但他并没有将相应的句子收入他在雅斯贝尔斯生前所出版的有关尼采讲座的书籍之中。
雅斯贝尔斯猜测，海德格尔对思想的过高估计事实上并没有与一种“科学的哲学”的观点相脱离，虽然他发表了反对科学的论点。他坚持哲学概念的严格定义和一种纯粹是臆造的、矫揉造作的思想构造。雅斯贝尔斯感觉到《存在和时间》就是这样的一部著作。
雅斯贝尔斯同样对海德格尔早期哲学中的“决心”的概念进行了批判。他写道：“对我们来说总是这样一个问题（自《存在与时间》出版后）：‘决心’，但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这其中的空虚已由纳粹主义所充满了。”对雅斯贝尔斯来讲，类似“决心”这样的概念，在海德格尔那里缺乏任何一种衡量的尺度，其内容也没有规定性，正因为此，这些概念才会很容易地被滥用到其他目的上去。
不过，雅斯贝尔斯多次指出，尽管他读过《存在与时间》的许多部分，他也记录下来了一系列有关海德格尔思想批判的札记，但他本身并不具备批判整本书的能力，因为他没能从细节处条分缕析地研究过这部著作。雅斯贝尔斯对于作为一个人而非思想家的海德格尔的把握更准确一些。尽管雅斯贝尔斯在对海德格尔的思考和评判方面表现得非常深刻，甚至在某些方面显示出具有开创性的一面，但他对海德格尔的哲学动机的探寻依然是不完全的，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也是不完整的。
四
上世纪20年代，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两位哲学大师对他们之间可能会有的友谊曾有着无法实现的过高期望。对雅斯贝尔斯来说，海德格尔是一位非常独特的哲学家，他和被雅斯贝尔斯称之为“统摄”的此在力量有着密切的关联。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将海德格尔看作是自己的同路人。他试图和海德格尔一起进行超验的思维，去寻求存在的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让哲学回到事物本身去。尽管在他们的交往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事件，但他们相互间的吸引力以及共同的使命感并未使他们分开，直到1933年，当海德格尔短暂参与了纳粹政治时，他们之间的友谊才告破灭。但在其后的岁月中，雅斯贝尔斯在精神上一刻也没有真正离开过海德格尔。究竟是什么力量诱使一位严肃的形而上学哲学家为纳粹暴政提供哲学式的辩护？直到临死时，雅斯贝尔斯写的有关海德格尔的札记还放在写字台上。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为了了解自己，他必须理解和解释自己和海德格尔之间的关系。海德格尔也成为了雅斯贝尔斯评判自己哲学严肃性的尺度。雅斯贝尔斯从未因为海德格尔曾经的助桀为虐而整体舍弃之。为此，他写下了一页页的有关海德格尔的札记：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海德格尔却没有留下写给雅斯贝尔斯的札记。雅斯贝尔斯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晚年的时候写道：“在几十年的时间中，我对他的倾慕与疏离形成了一种张力，既惊异于他的才能，又不容于他那不可理喻的愚蠢，既感到与他哲学思考基础的共同性，又感到我们之间相互态度的迥然而异。”海德格尔同样强烈地感受着这一绝交的痛苦，据回忆，他曾多次问过他和雅斯贝尔斯共同的学生汉娜·阿伦特，是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跟雅斯贝尔斯真的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海德格尔对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并没有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却很欣赏雅斯贝尔斯的正直、他那自然的威望以及他的宽宏大度。后来，雅斯贝尔斯甚至成了海德格尔用来审视自己良知的尺度：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只有在雅斯贝尔斯面前，海德格尔才为自己曾被卷入纳粹政治而感到“羞愧”。
尽管雅斯贝尔斯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持有批评的意见，并与之有着一定的界限，但对雅斯贝尔斯来说，在这个贫瘠的哲学世界上，海德格尔仍然是独一无二的人物：“透过海德格尔，在同时代人身上我看到了通常只能在历史中出现的这样一些东西，而这些对哲学思考来讲却是至关重要的。”
“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白发苍苍的雅斯贝尔斯在他最后的关于海德格尔的札记中写道：“在一个多岩石的、宽阔的高原的山顶上，同时代的哲学家们见面了。他们从那里俯视雪山和人类居住的更深的河谷，以及天空下处于广阔的地平线上的所有一切。……在那里哲学家们正在进行一场令人惊叹不已的非暴力战斗。他们受权力的驱使，通过他们的思想，人的思想，相互争斗……看起来，那里现在似乎已经碰不到任何人了。但我却在一种永恒的空想中，徒劳地寻找他们认为重要的人物，并似乎碰到了一个人。但这个人是我殷勤的敌人。因为我们为之服务的权力是互不相容的。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之间不能够进行交流了。欢乐变成了令人绝望的痛苦，好似错过了一个唾手可得的机会。这就是我和海德格尔的关系。”我想，一生以来在其哲学中一直强调交往和开放的雅斯贝尔斯，对于失去海德格尔这样哲学的朋友一定痛心不已，晚年面对已被阻隔的交流，唯有感慨：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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