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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曹”：曹操（155-220）、曹丕（187-226）和曹植（192—232）；一个女人：甄氏（182-221）。对“三曹”与甄氏的情缘纠葛，前人有评论说：“不独兄弟之嫌，而父子之争亦可丑也。”（宋王铚《默记》卷下） “甄氏何物，一女子致曹氏父子三人交争之如此？”（明杨慎《升庵集》卷六十八）事实果真如此吗？法国作家左拉说：少女的一根头发胜过十头牛的拉力。甄氏究竟具有怎样的魅力，吸引了曹家的男人，乃至不顾体面，父子“交争”起来？这一段情史的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且看《世说新语·惑溺》第一条的叙述：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
曹公就是曹操，魏甄后是指甄氏，曹丕在建安十六年（211）被封为五官中郎将，后来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十月代汉称帝，建立魏国，甄氏自然成为皇后（史称文昭甄皇后）。曹操的大军在建安九年（204）八月攻占邺城，当时甄氏已经是袁绍的二儿子袁熙的太太了。这一年，曹操50岁，曹丕18岁，曹植13岁，甄氏23岁。就年龄说，曹操比甄氏大28岁，可以管她叫侄女，曹丕比甄氏小5岁，应当称她为大姐，至于比她小10岁的曹植，则可以称她为大大姐了。所谓“惠而有色”，是说甄氏又贤惠又漂亮。甄氏本是大家闺秀出身。据《魏志·后妃传》记载，甄氏是汉太保甄邯的后代，世吏二千石。父亲甄逸，曾任上蔡令，所以嫁到四世五公的袁家就不是偶然的选择。她从小就具有博爱的情怀，在东汉后期的社会动乱中，她建议母亲拿出自家积储的粮食赈济“亲族邻里”,”广为恩惠”，受到全家人的肯定。她知书达理，学识渊博，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她对父亲的孝敬，对寡嫂的谦敬，以及后来她对婆婆武宣卞皇后的尊重，在当时都是美谈。内在的美质加上外在的美貌，使她成为汉魏时代极受人称道的贤媛典范，她的绝世风采也为“蓬莱文章建安骨”（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刷色不少。至于老曹阿瞒，其人本来就非常好色，只要是漂亮的女人，管她是谁的老婆，管她年龄几何，先抢过来再说！但毕竟军务、政务都过于繁忙，所以虽然“疾召”甄氏，还是比儿子慢了一步，看来十八岁的年轻人腿脚灵便，情场竞争自然也有优势。然而，阿瞒说：“今年破敌杀贼正是为了她！”也真够坦荡的。据说，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184年特洛伊战争是以争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美女海伦（Helen）为起因的，由此导致了希腊军队对特洛伊城长达十年的进攻。所以，西方有历史学家开玩笑说，如果海伦的鼻子高一寸或者矮一寸的话，或许这场战争就没有了。如此看来，甄氏无疑是我国汉魏时代的一位海伦式的美女，那时的邺城也可以和特洛伊古城媲美了。其实，曹孟德说的话，不过是一句戏谑之言而已，我们大可不必当真：阿瞒平生高才远略，气韵沉雄，笼罩一世，怎肯为一个女子轻易发动一场战役？另一方面，曹氏父子毕竟不同于法国作家大仲马、小仲马父子，他们不会为同一个美女反目成仇的，因为曹孟德毕竟是讲究通脱的人，像甄氏那样的美女，即使不能给自己当老婆，也可以给自己当儿媳妇嘛，况且阿瞒本来就已经妻妾成群（先后娶了至少15房太太），当然也就不在乎这一个了。《世说新语》本条南朝梁刘孝标注引《魏略》载：
建安中，袁绍为中子熙娶甄会女。绍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邺城破，五官将从而入绍舍，见甄怖，以头伏姑膝上。五官将谓绍妻袁夫人：“扶甄令举头。”见其色非凡，称叹之。太祖闻其意，遂为迎娶，擅室数岁。
阿瞒真是一个开明开通的好爹，如此对待儿子的婚姻大事真是罕见，而把别人的儿媳妇迅速地变成自己的儿媳妇，这一转换过程竟然如同对酒当歌一般地流畅，也真令人拍案叫绝。这就是大人物的特异资质吧？其实，甄氏嫁给曹丕，目的是为了活命，本来没什么感情可言。而据《世说新语》本条刘孝标注引《世语》，在曹丕称叹甄氏的美貌之后，她的婆婆刘氏对她说：“不复死矣。”一句话正道出了这门婚姻的真相。但是，这件事在当时的知识精英中还是颇有负面反响的，因为凭借军事的胜利劫夺别人家的老婆毕竟不光彩，如此作为也毕竟太卑贱，所以《世说新语》本条刘孝标注又引《魏氏春秋》：
五官将纳熙妻也，孔融与太祖书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太祖以融博学，真谓书传所记。后见融问之，对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武王伐纣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122年，比特洛伊战争发生的时间略晚一点，而妲己则是殷纣王的宠妃，孔融说她在成为“战利品”之后，被周武王赏赐给周公。孔文举的胡诌本来是嘲笑阿瞒为儿子强娶甄氏的事儿，而阿瞒居然信以为真，所以，在孔融抖开包袱之后，他的尴尬也是可想而知的。从小就会让梨的孔文举此时为何这般不知趣？领导家里的事儿是你可以随便议论的么？这件事无疑为孔融埋下了杀身的祸根：管你是姓孔，还是姓孟，管你是孔子多少代孙，你敢得罪我，我找机会就弄死你！曹氏的出身毕竟低微，出身低微的人一旦拥有强权，就难免穷凶极恶了。
令人欣慰的是，在建安二十五年之前，甄氏在曹家的生活还算幸福，她操持、料理家政至少有16年之久。建安十一年（206），甄氏为曹丕生了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魏明帝曹睿，曹操对这个孙子特别喜爱。后来她又为曹操生了个孙女，这就是东乡公主。根据《魏志·后妃传》的记载，“及冀州平，文帝纳后于邺，有宠”，曹丕对甄氏的宠爱，我们由《世说新语·言语》第10条刘孝标注所引《典略》可见一斑：“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桢随侍太子。酒酣坐欢，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桢独平视。他日公闻，乃收桢，减死，输作部。”刘桢仅仅因为平视甄后，就被逮捕了，后来被免除死罪，发送到劳动部门以石匠的身份进行劳动改造，而刘桢是曹丕后来盛赞的“建安七子”之一！可见所谓邺下风流也是有阴暗面的。西晋著名诗人左思在《魏都赋》中写道：“本枝别幹，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东阿。”（《文选》卷六）按照左思的构想，有才华横溢的曹植（曾被封为东阿王）和勇武过人的曹彰（曾被封为任城王）为弟，这是足以蕃屏王室、保卫国家的，同时，又有贤德、美丽的甄氏为妻，曹丕本来也应当是天下最踏实的君王和最幸福的男人，但是，曹丕却偏偏不能容下自己的亲人，曹彰被他毒死了，曹植被禁锢终生，流放外地，甄氏也在黄初二年（221）被她杀害了。明朝的钟惺就曾经感叹说：“世上俗恶人不足言。文帝一肚文雅，有甄后为之妻，陈思为之弟，除却骨肉，文章中亦宜有臭味，而毫不能感动回旋，真不可解也。”关于甄氏之死，《魏志·后妃传》载：
黄初元年十月，帝践阼。践阼之后，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
汉献帝刘协在禅位后，被封为山阳公，而在建安二十年（215），他已经娶了曹操的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就是献穆曹皇后曹节（《后汉书》卷十下《献穆曹皇后纪》）。所以，曹丕本来是汉献帝的大舅哥。而曹丕在登基称帝以后，一连娶了五个女人，其中竟然包括山阳公的两个女儿，这纯属乱伦的行为。但据曹丕自己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模仿尧舜禅让的故事，尧帝在禅位之时，还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同时嫁给了舜，舜死了，葬在九嶷山，他的两个太太成天哭泣，染竹成斑，最后投湘水自尽，这就是毛泽东《答友人》诗“斑竹一枝千滴泪”的典故。《三国志·辛毗传》裴注引《世语》：
毗女宪英，适太常泰山羊耽，外孙夏侯湛为其传曰：“宪英聪明有才鉴。初文帝与陈思王争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颈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宪英，宪英叹曰：‘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因自己被立为太子而狂喜不已的曹丕居然抱住了汉朝老臣辛毗的脖颈！这无疑是中国政治史中令人作呕的一瞬。而深居闺中的绮年女儿辛宪英对曹丕的浅薄洞见明澈，曹魏王朝昙花一现的历史命运已经被她早早料定了！因此，尽管曹丕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有一定的建树，但就本性而言，此人不仅浅薄之极，而且流氓成性。《魏志·陳思王植传》：“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在这群侍候阿瞒的宫人当中，就有后来构陷并取代甄氏的郭后。《三国志·方技传》记周宣为曹丕解梦：
文帝问（周）宣曰：“吾梦殿屋两瓦堕地，化为双鸳鸯，此何谓也？”宣对曰：“后宫当有暴死者。”帝曰：“吾诈卿耳！”宣对曰：“夫梦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毕，而黄门令奏宫人相杀。无几，帝复问曰：“我昨夜梦青气自地属天。”宣对曰：“天下当有贵女子冤死。”是时，帝已遣使赐甄后玺书，闻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复问曰：“吾梦摩钱文，欲令灭而更愈明，此何谓邪？”宣怅然不对。帝重问之，宣对曰：“此自陛下家事，虽意欲尔而太后不听，是以文欲灭而明耳。”时帝欲治弟植之罪，逼于太后，但加贬爵。
从宫人相杀到甄氏冤死，再到试图谋害弟弟曹植，曹丕的罪恶被周宣这位占梦大师一一道出。张承宗指出：“曹丕与曹植在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中，也利用宫人来为自己谋私。”“曹植自恃有才，任情而行，不知道利用宫人，而未能立为嗣。曹丕利用宫人，玩弄阴谋夺得王位继承权，后来又禅位称帝，很可能有宫人冤死于其事，他心中有鬼而时做噩梦。”（《三国两晋南朝宫女考略》）宫人们之所以愿意为曹丕继承王位的竞争助战，是因为曹丕对他们有口头的许诺；而宫人们又互相争宠，互相嫉妒，互不相容，所以动了刀子。因此，从本质上讲，曹丕与多位宫人都有权与色的交易——权是预支的，色是现成的；而在曹操去世之前，这种交易就已经达成了。《世说新语·贤媛》第四条载：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至山陵，亦竟不临。
一代贤明的皇后，一位善良的母亲，居然对自己的亲生儿子迸发出极端的诅咒，甚至连他的葬礼都不参加：不是母亲太无情了，而是儿子太丑恶了！在这种情况下，贤明而以礼自持的甄后“有怨言”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她的大家闺秀出身以及良好教养和高尚人品，决定她凡事都要讲原则，她更多地是在政治层面的长远利益上为夫君和太子着想，克尽自己作为皇后和母亲的责任与义务。但是，她永远也不懂一个道理，那就是只有强权的地方从来都是没有正义和原则的；在这种鬼地方，原则和正义只会招致仇视，只会给自己带来祸害。其实，作为女人，特别是深爱自己丈夫和家庭的女人，对介入其家庭生活的女性有点妒忌之心本不为过；但甄后的心胸是非常宽阔的，她不仅不好嫉妒，还经常劝说曹丕“广求淑媛，以丰继嗣”。如任氏出身名族，她的美德和美貌为甄后所推崇，只是由于性格狷急，小姐脾气太大，招致曹丕的不满，最后被驱逐出宫，当时甄后就曾竭力劝阻曹丕，挽留任氏，为她开脱，为她说好话，其豁达的气度和善良的品格实在令人感动，所谓“宠愈隆而弥自挹损”（《魏志·后妃传》裴注引《魏书》）正是她的一贯作风。这样的皇后真是天上难找，地上难寻啊。所以，甄后的无辜被害，给她的儿子魏明帝造成了最深的创痛。《魏志·后妃传》裴注引《汉晋春秋》载：“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帝知之，心常怀忿，数泣问甄后死状。”其实，郭后得宠仅仅是甄氏被害的表面原因，深层的原因应当是甄氏反对曹丕纳山阳公二女为妃。郭后就是在这方面向曹丕进了谗言，因为只有将生活问题政治化，才能触发曹丕的杀机。郭后这个女人非常工于心计，也很有政治手腕儿。《魏志·后妃传》说她：“太祖为魏公时，得入东宫。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太子即王位，后为夫人，及践阼，为贵嫔。甄后之死，由后之宠也。”可见曹丕成为阿瞒的接班人，她是谋划者之一。这也说明她在东宫侍候阿瞒的时候，与曹丕的关系就已经不同寻常了。可叹甄氏已经屈死，还要被她满嘴塞糠，被发覆面，就这样，一代绝世的佳人在被彻底丑化之后走向了那不可知的幽冥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她的亡灵连申诉冤屈的自由都没有了——她的嘴巴已经被糠粃封杀了。所以，魏明帝哭了，为自己的母亲痛哭，为一个世界上最美好最不幸的女人痛哭。甄氏三岁丧父，她的一生从不幸开始，青年时代又遭遇婆家袁氏的族灭乃至夫君的败亡，而最后又以不幸终结。虽说是自古佳人多薄命，可甄氏的遭遇今日想起来也令人郁闷。 然而，对这段悲哀的情史后人却有新的演绎。《文选》卷十九《洛神赋》唐李善注引了一篇《记》：
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帯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在我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
这篇《记》的出现使这段情史更为复杂，也更为引人。因为按照它的叙述，“三曹”“交争”的局面就出现了，好事的文人们自然为之精神一振。其实这个故事在我国中古时代的文献中绝无任何记载，尤其是晋人陈寿的《三国志》和刘宋裴松之的注，竟然无一言涉及“感甄故事”，这是最值得关注的情况。不仅如此，前引《三国志·方技传》，曹丕说：“我昨夜梦青气自地属天。”周宣为曹丕解梦：“天下当有贵女子冤死。”而此时曹丕已派遣使者携带着玺书前往赐死甄后，“闻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这足以表明下文所说的曹丕“欲治弟植之罪”，实与甄氏无关，否则，来自太后的压力就不会起到保护曹植的作用，曹植必死无疑。另外，甄氏比曹植大10岁，在她嫁给曹丕的时候，曹植还是一个13岁的孩子，所以 “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的说法实在是荒唐可笑的。而后来曹丕、曹植为争立太子的问题，关系一直很紧张；尤其是在阿瞒去世，曹丕称帝以后，曹植过着囚徒般的日子，一直被地方官吏监管，乃至缺衣少食，病弱不堪，其保全生命尚且有赖于母亲卞氏的呵护，在这种情形之下，如何开展叔、嫂恋？又怎敢将所谓“植甄隐情”写入诗赋授人以柄？曹丕的文学成就虽然与曹植有天壤之别，但也是一位诗文大家，有什么文章信息他读不懂？ 其实，对曹植而言，甄氏是他的亲人，而不是情人，和当时的许多皇亲国戚一样，她对这位美丽、贤德的嫂子可能非常尊重，也非常喜欢，甄氏对曹植的才华也可能非常欣赏，他们的关系至多也就是这样。清潘德舆指出：“子建人品甚正，志向甚远，观其《答杨德祖书》，不以翰墨为勋绩，词赋为君子；《求通亲亲表》、《求自试表》，仁心劲气，都可想见。即《洛神》一赋，亦纯是爱君恋阙之词。其赋以‘朝京师，还济洛川’入手，以‘潜处于太阴，寄心于君王’收场，情词亦至易见矣。盖魏文性残刻而薄宗支，子建遭谗谤而多哀惧，故形于诗者非一，而此亦相类也。首陈容色以表其才，次言信修以表其德，继以狐疑为忧，终以交结为愿，岂非诗人讽托之常言哉？不解注此赋者，何以阑入甄后一事，致使忠爱之苦心，诬为禽兽之恶行，千古奇冤，莫大于此。”（《养一斋诗话》卷二）我们看到，在魏文帝和魏明帝统治下的那样一个充满杀戮、嫉恨和虚伪的时代，曹植并未消解自己神圣的政治热情和生命激情，也没有消解自己浪漫的遐思和天真的性格，更没有消解自己崇高的理想和精神的追求。尽管他屈从于皇权的专制，但是他从未丧失独立思考的倾向和能力。他无怨无悔，忠于国家，忠于君王，热爱亲人，恪守友情，心怀志义。在他瘦弱的身躯内一直涌动着一股伟大的力量，这股力量使他试图在生命的凄苦泥淖和险恶沼泽中开辟出一条宽阔的运河，奔流不息，一往无前，逐渐把两岸植被周围的污泥浊水裹挟出去，开拓出一片蓊郁、丰美的草原，清流掩映，天鹅起舞，一片生机。如果说在汉魏时代的人性荒原中，甄氏是一朵绚丽的玫瑰的话，那么，子建则是一株挺拔的青松。因此，无论对曹植，还是对甄氏，所谓“感甄故事”都不过是佛头着粪而已：这是对神圣与崇高的消解，这是对光明与纯洁的遮蔽，这是对美丽与庄严的摧残，这是对伟大与永恒的破坏。
真希望甄氏是子建的妻子，也真希望甄氏是子建的情人，更希望甄氏已经化作了洛水之神——她凌波微步，冉冉升起，在浩渺、自由的天宇中，陪伴着子建缓缓地飞升，直到那光明灿烂的天堂，一如俾德丽采之与但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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