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满载着宝岛书香的船

    2011年9月23日，我从武汉直飞台湾，到台北教育大学参加“中生代诗人——两岸四地第四届当代诗学论坛研讨会”。坐计程车时，发现司机和乘客坐位上，均安装有小型电视，我担心司机看电视影响安全，同行的著名诗人舒婷的丈夫——不，应该说是“舒婷的诗歌教练”陈仲义教授也问：“要是荧光屏上出现了台北近郊碧潭刚出浴的倾城靓女，看走了眼怎么办？”司机说：“这就是余光中在《碧潭》诗中所说的美丽的交通事故了，可惜我从未有过这种艳福。”原来，他不是一般的司机，而是有文化素养的柴可夫斯基。

    司机称我为大陆客，而机场的一位服务员却问我是否“来自中国？”我问司机：“为何他不说我来自大陆，难道他不是中国人？”“这就是阿扁执政8年‘去中国化’洗脑的结果。民进党不仅把‘大陆人’说是‘中国人’，还把我们‘台湾人’称为‘华人’，又把‘华侨’改为‘台侨’，教育部门还强令各级学校在语文敎学中要把‘闻名中外’改为‘闻名台外’哩”。

    帘垂茶熟卧看书

    会议结束后自行安排活动，9月25日我的第一站是拜访新地出版社社长郭枫。当我来到新北市新店花园一路二段时，只见这里山清水秀，绿树环绕。这是座高级住宅区，柏杨等文化名人曾住此。可这里没有防盗网，也看不到保安，我如入无人之地敲开郭枫的家门，只见正中央有台大敎授台静农的手书：

    酒阑兴发更张烛

    帘垂茶熟卧看书

    郭枫是最早出大陆作家作品并付版税的出版家，同时又是一位生命力极为顽強的老人。他年近80岁时，一种晩期癌症曾宣判他死刑，一旦战胜死神后他连忙复刊《新地文学》。这是一个超越党派、不分“蓝”“绿”的刊物。该刊也从不登广告，自筹经费出版。在台湾还真难找到第二本像这样没有任何背景的纯文学杂志。它不但坚持四年准时出刊，而且郭枫又于今年5月4日创办了以社会评论、文化评论和文学评论为主的《时代评论》双月刊。在创刊号上刊登了不少抨击时弊、批判台独的文章。

    郭枫一边煮冻顶乌龙茶一边臥在沙发上翻看从北京寄來的书刊，话题聊到大陆不久前举办的茅盾文学奖。郭枫对大陆作家坚持纯文学创作取得丰硕成果，甚为钦佩，但对得头奖的某部长篇小说是否要写39卷总计450多万字才算好？他认为，作家应该追求质，而不应该比“长城气势”看谁写得长。这次评奖的作品有7000多万字，评委在90多天里怎么看得完？

    郭枫是不与主流文坛合作的独行侠。他说：“六十多年的台湾文坛，先被国民党文棍、后被民进党文痞，搞得一片肮脏！”正因为他不与“蓝”“绿”作家合作，故常遭人误解：“蓝营”作家说他是独派，而“绿营”作家说他是统派，其实郭枫没有任何派别，但这不等于他没有立场。如他曾和一位本土派作家过从甚密，后来这位作家要他支持台独，他便和这位老友断绝往来。

    晚上居郭枫夫人画室。临睡前，我还和主人敲定由笔者策划的两岸合办作家研讨会的一些细节。郭枫的原则是：办一个高研究水平的而非高热闹的研讨会，同时会找些批评研讨对象的人写文章，让不同声音加入进来，这个会尤其不宜沾台湾作家有衣锦返乡之嫌。

    两岸风水轮流转

    9月27日晚，由九歌文化事业群总裁蔡文甫宴请，陪同的有九歌出版社总编辑陈素芳、拙著《消逝的文学风华》责任编辑陈逸华、《文讯》杂志社社长封德屏、台湾“中国诗歌艺术学会”理事长林静助。蔡老板是江苏人，他特地将见面地点设在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有江浙风味的宁福楼。

    台湾文坛长期流行“发表文章要上两大（《联合报》、《中国时报》），出版纯文学作品要去五小”：九歌出版社、尔雅出版社、洪范书店、大地出版社、纯文学出版社。“五小”现在只剩下“两小”：尔雅和洪范，而九歌出版社越做越大，下面还有两个分公司。去年我在江苏盐城为蔡文甫策划了一个研讨会，这次他把会议论文集《人性的证明》送给我，同时还送了该社以大手笔出版的17巨册《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篇）和年度小说选等众多很有价值的著作。

    席间聊起当天上午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的台湾最高文艺奖——“国家文艺奖”。获奖者每人台币100万，相当于人民币20多万，比大陆的茅盾文学奖奖金50万人民币(还不算得奖者在省里再奖30万元)相差甚远。以前大陆作家希望到台湾发表作品得高稿酬和拿大奖，现在台湾作家倒希望到大陆发表作品得高稿酬和拿大奖，真是风水轮流转。台湾的经济给陈水扁搞垮了，且不说台湾所有诗刊都没有稿费，单说原来稿费高的刊物也远比不上大陆的《收获》。

    这次纯文学奖由小说家陈若曦获得。在正式颁奖前，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马英九特别上台致赠五位得奖者小礼物，唯独歌剧艺术家曾道雄不愿上台，他表示这是艺术的场合，不应扯上政治。不过，马英九事后仍走下台亲自向这位“绿营”艺术家握手道贺。席间大家都说这位得奖者如果说不应与政治有关，那就应拒领奖金，这不就显得立场更“坚定”了。

    马英九致词表示，台湾长期是艺文为政治服务，现在应该倒过来让政治为艺文服务，“唯有文化可以让一个城市更伟大，其他的建设只能让城市变大”。台北市长期没有文化局，马英九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当市长时专门设了文化局，并且从国外请了著名作家龙应台当局长。台湾长期只有“文建会”没有“文化部”，马英九决心向大陆学习于明年设立“文化部”。正因为马英九主张两岸都是中华民族，承认“九二共识”，要行政部门不要将对岸称作“中国”，在选战前夕还力倡读四书五经，用文化包装大一统思想，“绿营”艺术家骂他是“马统”，而“深蓝”作家则称马英九为“中统”——不是和“军统”并列的特务机关的“中统”，而是“中国统一”的简称。

    狡黠的余光中

    一位台北文友忙着为我安排与余光中会面，我便打电话到高雄中山大学，我问：“余光中先生在家吗？”“对不起，他不在。”“请问您是——”“我是他的秘书。”从这回答的熟悉声音中，我猜出接电话人是老顽童余光中自己。我问他：“你怎么可能委曲自己去当秘书？”他答：“我这几年天天接的电话不是大陆來的授权书，就是台湾要我演讲的题目和时间。更麻烦的是：事后又寄来一大叠演讲记录稿要我修正兼校对。所谓‘事后’，有时竟长达一年，简直阴魂不散，简直令我这位健忘的讲者‘忧出望外’，只好听命修稿和仔细的核对原文，将出口之言用驷马来追。像接电话和校对这些工作，做起来既不古典，也不浪漫，它不过是秘书的责任罢了。”可余光中并没有秘书，只好自己改行兼任，不料杂务愈来愈烦，兼任之重早已超过专任。

    诉完苦后，我问他我寄给他的拙著《余光中：诗书人生》、《余光中评说五十年》收到沒有？他说收到了。“为什么不回信？”他竟说：“要过好日子，必须像王尔德说的那样‘戒除回信的恶习’。”这种做法显然不近人情，他只好狡黠地说：“凡是没有回信的人，我最难忘。因为没有回信就像欠了你一笔债。一叠未回的信，正好比一群不散的阴魂，在我罪深孽重的心底幢幢作祟。相反，对那些回过信的朋友，我从没有这种欠债感，回过信后便早把他忘光了。”

    接着我问他李敖激烈抨击你“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 将你定性为“一软骨文人耳，吟风弄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还说你跑到中国大陆又开始招摇撞骗，如果还有一批人肯定他，我认为这批人的文化水平有问题。“对此你为何不澄清？”他苦笑地说：“我觉得会是徒然。真理未必愈辩愈明。论战事件，最方便粗糙的文学史家贴标签，分楚汉。但是哪一个真有分量的作家是靠论战，甚至混战来传后的呢？”他感叹自己没有“九条命”，只能把最宝贵的“一条命”用来创作：“与其巩固国防，扩充军备，不如提高品质，增加生产。”

    漫步在台湾的“文学巷”

    9月28日上午，我们來到一座充满禅味的小公园，小公园的正对面二楼是尔雅书房，尔雅书房的隔壁是已创立36年的尔雅出版社。再往前走，就是另一家著名的文学出版社——洪范书店的社址了。

    隐地向我介绍：洪范书店成立于1976年8月25日，和1975年7月创社的尔雅出版社刚好“洛阳儿女对门居”。两家出版社颇有渊源，除了创办者彼此都是文人，两家出版社的发行业务在最初三年也采联合发行，洪范的前经理黄静波还把尔雅早年的会计小姐李惠卿娶走了。

    说完这个故事后，隐地领我们参观同在一条街的余光中旧居，那是日式建筑，墙头都有鸟笼和碎玻璃片，亭院里种的椰子树有四五层楼高。余光中担任《蓝星》主编期间，其居所就成为编辑部，夏济安、吴鲁芹、周梦蝶、洛夫、痖弦等名人常常出入期间。

    余光中祖籍福建，在厦门大学上过一年级，属广义的厦门人。他不住福建厦门而住在台北厦门街，不是嘲弄而是一种安慰。在《听听那冷雨》散文中，余光中问到：厦门街“那里面是中国吗？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

    尔雅出版社出版了许多精品书，我和林静助买了一万多台币该社出的新书。台湾的小型出版社同时又是门市部，我前天去拜访的文史哲出版社也是如此。

    厦门街是一条“文学巷”。据台湾大学张琬琳博士介绍，离这街不远的还有著名的牯岭街旧书市，在日据时期成为全台湾最大的旧书画集散交易中心。1949年以后，国民党军民大举迁台，牯岭又陆续聚集了摆地摊的人潮，贩卖旧书、艺品、旧衣及日常用品的小贩往来其间，当时牯岭街一带充斥着流动摊贩，不论是拾荒的、捡便宜的，或是爱看书的作家及穷学生，以及四处寻宝的文史之士，都经常逡巡于此地，而摆摊者占地为王，愈占愈多，后来发展到58家旧书摊的规模，除了少数几家拥有店面外，其余利用人行道摆露天摊，书本依墙堆叠而立，杂志书报随地铺陈，卷轴书画挂在树枝头，书摊连绵占据大半条街。而这杂乱却充满生命力的牯岭街，在当局的容忍之下，同时收纳了许多文人作家的年少回忆。赵天仪曾有诗《旧书摊》描绘当时的情景：“依墙为摊位／靠路天为店铺／天地是家／书籍是赖以维生的货品／而我……踩过雨后的泥泞，在书堆中／悄悄地探着奇迹／穷学生来买用过的教科书／穷学生来买破旧的绝版书／而生意眼的旧书商／却打起算盘……算着古老的年货。”

    左翼作家陈映真在戒严年代，也来到牯岭街的旧书摊去找所谓“共匪作家”或所谓“陷匪文人”的作品，有一次他意外地发现一本破损不堪的鲁迅《呐喊》，便很想买下来，可刚出狱的他，穷得只有吃一顿牛肉面的钱，最后还是买下此书。事后他自豪地说：“今天还有像我这样的人吗？”旅美散文家王鼎钧听了后补充道：“今天还有值得人们在面包与阅读间挣扎的好书吗？”

    今天是台湾的敎师节，据《中国时报》报导，台北的老师只收到敬师金两千元台币，专县的老师只分到一张电影票。可对比大陆，仅我供职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每位教师发的人民币折合新台币超过万元。我去年在中央大学等校讲学，每次报酬三千台币，今年降为二千台币，约合五百人民币，而一位台湾教授出席我校学术座谈会，每人致送出场费二千元人民币。

    独特的眷村文化

    9月28日午后南下高雄。我于1995年由台北到高雄时，坐火车坐了整通宵，这次乘高铁只用了1小时40分钟。在坐位上看不到任何人吃东西。因那几天不是开会就是会友和购书太劳累，再加上位子很空，我本能地躺了下去。女乘务员走了过来，我以为她会把我训斥一通，想不到她用轻言细语问我：“先生，你身体不舒服吗？要不要看医生，或我给你送杯开水来。”说得我不好意思连忙起来。

    当晚，我在南部作家陪同下赏西子湾夜景，只见沙滩上到处是情侣们肩比肩在听澎湃的涛声，我担心夜深了会有安全问题，可当地作家说这里从未出现过劫财劫色的事。

    29日清早，坐摩托到左营参观眷村。“眷村”是国民党兵败大陆迁台的产物。自1950年代起，全台湾的各军驻地，都为去台的军队家眷安排了特别的住处，作为他们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的场所。住在眷村的第二代作家所创作的眷村文学，其作品主人公离不开父辈及其后一代，由此将笔触伸入台湾社会，表现出外省第二代家国难分或揶揄反共复国的特性。故事离不开悲欢离合的套子，情节在现实与理想、他乡与故乡、台湾与大陆之间穿梭。作者们不时涉及敏感的族群问题，近年来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骆以军的《遣悲怀》、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张大春的《聆听父亲》、朱天文的《巫言》。

    以前台湾每次选举时均有国民党的“眷村铁票”，从1980年代后开始流失。但眷村作为台湾特定文化政治产物，在本土化浪潮冲击下其“中国意识”不会消逝。在高雄，问路要用“台语”对方才会答理，但眷村的主流语言是国语而不是什么闽南话或客家话。这里的街道均姓“中”：中华路、中山堂、中正园。一到选举时，眷村的“蓝旗”到处飘扬，“绿旗”很难在这里找到一席之地。当我们离开时，只见外省第三代的中学生书包上绣的都是“中国义大”，这在不是“蓝天”而是“绿地”的南部显得分外醒目。

    中午，与高雄应用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院长丁旭辉及专出本土作家著作的春晖出版社社长陈坤仑一起用富于台湾风味的肉丝凉面、牛肉面及硕大的虾仁馄饨、洛神花茶。路边还到处可见鲁肉饭（“鲁”本应是“卤”，但就笔者在台湾所见，几乎所有餐馆都将错就错，很难看到“卤”字）、大碗公冰、蕃茄切盘、煎虱目鱼、海产粥的广告。

    29日下午返台北与秀威出版社副总蔡登山见面。上星期我邀他到湖北襄阳一起登山考察三国演义名胜“古隆中”，这次他带我到师大路的旧香居淘书，我就似饥饿人见到面包，在这个名副其实学术书甚多的旧书店几乎一掷万金，他们还帮忙代寄。我过去逛过多家二手书店，从未见过文史哲、艺术外加胡适等名人信札品种如此齐全的书坊。

    告别台北前的絮语

    30日清早，由当地诗人陪同我参观“总统府”和对面的“二二八公园”。这里见不到大陆流行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大标语，只见满街都是庆祝“中华民国”成立100周年的大红幅，这正是“一个辛亥革命，各自表述”。正当我沉醉在附近的“反贪腐民主广场”路牌及回想起当年“红衫军”倒扁的壮烈场面时，忽见各种形状奇异的飞机在上空列队盘旋，据说是为了迎接今年“双十节”而做的演习。一位市民和我耳语说：“这些从美国佬那里买来的武器，都是陈旧的或二手货。如果两岸统一了，这些庞大军购费用及与小国‘外交’用的大量美元就可以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

    用完早餐，我参观国父纪念馆。在台湾，到处可见孙父手书的“天下为公”的语录。王鼎均在其回忆录中讲过蒋氏将孙文语录唱歪的故亊：1953年6月，“大陆广播部”取代“中国广播公司”。这个单位对外称为“中央广播电台”，脱离国民党中宣部体制，纳入“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领导的情报系统。“中广”公司董事长曾虚白眼看大权旁落，便讽刺说：“蒋介石这种做法还不如把孙中山讲的‘天下为公’添加一字而成‘天下为公子’，把‘青年归主’添加一字而成‘青年归主任’。”

    18点起飞武汉，正好与一位老兵同坐。这里虽然没有“酒阑兴发更张烛”的条件，但由于他是湖北人，所以聊起来很投机。他于1950年从海南岛渡海到基隆，从没有想到会娶当地人做媳妇，从此在台湾安家落户，做什么“台湾人”。可解除戒严后，当他回大陆探亲时，却被视为“台湾同胞”。他说起自己这种身份暧昧的尴尬和对祖国的由衷敬佩：“这一回到大陆，我得到一个痛心的经验，就是我们这一群人的籍贯没有了。”

    我说：“怎么会？”“大陆上的人把我们看作‘台胞’。台湾省的人却把我们看成是‘外省人’。想想看，我们这些人干来干去，不是把籍贯干掉了吗？这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我还有一个认知是，那边虽是我的故乡、故土，却不是我心目中的老样子：祖国变化毕竟大快了，像武汉竟有三座大型火车站，每次回去都认不出來了。台湾实行大民主，‘立法院’成了打群架的地方，不像大陆是令人神往的和谐社会。”

    起飞前夕，分别收到林静助和“中国文艺协会”理事林明理从台北和高雄打来的电话，告知他们帮我寄的台版新书、旧书和文友送的书足足有十大箱，这就好似一艘满载着宝岛书香的船，破晓起航在我水盈盈的心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