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读出版悖论？

    逻辑学把两种同时可以得到证明的矛盾命题，称之谓悖论。在自然科学及现实生活中，各种悖论不时可见。悖论并非谬论，但因为它似是而非，或者似非而是，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容易出错。造成悖论这种不确定性的原因，诸如客观上时空、生态、前提、规则等发生了变化，或主观上各人立场、角度、思维方式、认知能力的不同等，都会导致对矛盾现象的不同解读。对悖论的误判，常常会使工作受到挫折，多走弯路。上述这种状况，在出版界也同样存在。

    出版常见的悖论大致有：在经营思想上，既强调出版社是思想宣传阵地，不能“向钱看”；又认为出版社是企业，必须追求利润最大化。在编辑评价上，既提倡多出高品位书，争取能得奖；又实行个人承包，会赚钱就是好编辑。在营销业务上，既号召诚实守信，降低流通成本；又渲染夸张比气派的营销手段，推崇别出心裁乃至违规的炒作。在校对工作上，既认同校对职责是就原稿“校对错”；又提倡好校对应该“校是非”。此外还有：主业与副业，策划编辑与文字编辑，学术书与畅销书，大书城与小书店等等，都从不同角度呈现某种认识上的悖论。

    对出版悖论的认识，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以看待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这对矛盾为例。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个年代，做什么都必须突出政治，出书只强调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结果出版了不少图解政治、宣传口号的书。这种极端的片面性，也是一种对悖论的认识误判，曾使出版业蒙受很大伤害。改革开放后，这种错误认识受到批判，不提“出版为政治服务”了，但有些人仍受旧思维的影响，对这种误判有了新的表现。如有的沿袭计划经济思维，为了表现业绩和得奖扬名，不问是否需要，不讲经济核算，热衷花大钱去做超豪华系列书，后来有不少都成了赔钱的压库书。市场经济发展以后，有的又走向另一极端，强调出版社自收自支，把经济效益绝对化了，出书以是否能赚钱来衡量，其结果不仅导致学术著作出版难，还助长了市场上各种俗书的泛滥。

    对出版悖论产生认识误判，其原因主要有：

    一是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例如受了极左思潮的禁锢，这一点前面已有分析。

    二是不善于用两点论看问题。悖论的特征，简言之就是对立的两面，似乎各有各的道理。倘若凭主观意志把注意力偏向某一方，势必造成对另一方的淡漠甚至无视，这样就陷入了片面性。现在有些出版社，对编辑实行个人承包，按盈利指标进行考核评价，这就是没有按照两点论来看待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关系的一种表现。

    三是出版悖论多带有较强相对性。有些悖论，两方立论的排斥性较强，如涉及利益与责任、法规与道德的悖论，非此即彼的界限容易判断；而有些出版悖论，却两方的相对性较强，彼此间近似的或可互替的元素相对较多，一旦视角或条件有变，界限就容易混淆，以至出现误判。以学术书与大众书为例，两种都是同质的图书，进入市场后可以出现：甲乙都赚，甲赚乙赔，乙赚甲赔，甲乙都赔等多种结果。由于内容优劣、价格差别、需求强弱、广告力度等，都会影响到上述的结果，使人觉得倾向哪一边，都对又可能都不对。不少出版人常在确定学术书与大众书选题时摇摆，多少与这一点有关。

    出版悖论是客观的存在，在建设出版强国的大潮中，要求出版人必须用新思维加以审视和对待。

    首先，要树立双赢目标，摒弃矛盾只能两者取其一的旧观念。通过各方扬长避短，促进彼此优势元素相互渗透，创造对立两方双赢的局面。就出版而言，就是专业需求与大众需求双兼顾，两个效益都要抓，得奖盈利两不误，软硬实力齐壮大。

    其次，要善于抓大放小，摒弃平行对待矛盾双方的机械观点。对立双方随着条件变化，总有一方会在某个时期相对占据主要地位，因此有必要因地因时地抓住主要矛盾，明确应该坚守什么，强化什么，舍弃什么。从出版业文化与商业这对矛盾来说，文化属性是永远必须坚守的，出版人绝不能唯利是图而迷失文化担当。但为了出版事业更大发展的需要，有时在抓商业经营及产业发展的同时，需要暂时降低乃至舍弃某些局部的文化要求，这也是合理和必要的。

    再次，要着力总体做强，摒弃“争抢芝麻丢了西瓜”的狭隘目光。随着事物空间及涵量的增大，矛盾两方力量也会转化和消长。是多关注事物本身如何增大，还是计较矛盾两方如何消长；是让矛盾的转化处于主动可控状态，还是被动听任其自发转化，这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悖论观。前者主张不受悖论的制约，跳出矛盾，合力把总体壮大增强，而后者则是纠缠于矛盾是非的消耗中，显然应该首选前者。俗话说，做大蛋糕比争分蛋糕更重要，这话不无道理。出版人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抛掉旧观念，树立新思维，认清发展才是硬道理，勇于实践，努力把出版业做大做强，实现出版持久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