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如何“主旋律”？
都知道电影《英雄儿女》是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但在当时却看不到它的文学母本。不知为什么，这几天我突然想看看一直未有机会读到的巴金的《团圆》，就请巴金文学馆副馆长周立民先生发来一份《团圆》的电子文本。这篇小说收在巴金全集第11卷中。为什么会突然萌发这一想法？因为不断听到有关部门呼吁，要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主旋律”的精品力作，但却罕有激荡人心的佳作问世，原因究竟是什么？《英雄儿女》无疑是“主旋律”的成功之作，它对我们今天的“主旋律”作品创作有什么可借鉴之处吗？《团圆》不是巴金的重要作品，更不是最好的。可以说在他的作品中甚至属于一篇“应景”之作。就是这样一篇即时反映时代生活的“应景”之作，却产生了排山倒海般激荡人心的力量！今天的作家，谁能写出让人连看七遍也不生厌的“主旋律”作品？（详见３版）
文化幌子，强取豪夺？卡夫卡遗稿之争白热化
卡夫卡于1924年去世于奥地利，其手稿保存在密友和遗嘱执行人马克斯·布罗德手中。1939年，德军攻入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前５分钟，布罗德上了最后一班出城火车，从布拉格逃往巴勒斯坦。他随身只带了一只行李箱，里面装着卡夫卡的手稿。1968年去世前，布罗德将手稿交托给了女秘书兼情侣埃丝特·霍费。以色列政府和文化界视遗稿为国家公产，与霍女士长期对峙，对其外卖手稿的企图一向严防死守，直至她2008年以101岁高龄去世，方对其两个古稀女儿埃娃·霍费和露特·魏斯勒发起讼战。霍家本已与德国马尔巴赫的德语文学档案馆达成协议，要将卡夫卡-布罗德档案打包卖给后者。2010年7月，以色列法官不顾被告坚拒，下令强行打开特拉维夫和苏黎世的十个银行保险箱，清查手稿。（详见4版）
评论家眼中的2011中国文学
我们的文学视野可能是有问题的，批评家们能否真正面对当下丰富多采的写作和阅读？有些作家，在网上、在书店里，已经得到读者的高度喜爱，却迟迟不能进入文学批评家的视野。文学的变革在默默地发生着，批评家需要跳出文学期刊的视野——当然文学期刊首先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如果盘点散文看不到李娟，盘点小说看不到刘慈欣、阿乙，那么这里边是有问题的。关在狭窄的视野里，喜欢和注意到的都是熟悉的作品。（详见22版）
如何解读出版悖论？
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个年代，做什么都必须突出政治，出书只强调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结果出版了不少图解政治、宣传口号的书。这种极端的片面性，也是一种对悖论的认识误判，曾使出版业蒙受很大伤害。改革开放后，这种错误认识受到批判，不提“出版为政治服务”了，但有些人仍受旧思维的影响，对这种误判有了新的表现。如有的沿袭计划经济思维，为了表现业绩和得奖扬名，不问是否需要，不讲经济核算，热衷花大钱去做超豪华系列书，后来有不少都成了赔钱的压库书。市场经济发展以后，有的又走向另一极端，强调出版社自收自支，把经济效益绝对化了，出书以是否能赚钱来衡量，其结果不仅导致学术著作出版难，还助长了市场上各种俗书的泛滥。（详见2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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