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的丰收年

    雷达：在历史和文化两个向度的开拓

    2011年，从不少有影响力的作家来看，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历史题材和文化反思两个向度上开拓甚勤，且成绩不俗。

    2011年的长篇小说主要表现为两个大的动向：一是对百年中国历史发展进行回顾，深切反思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精神问题；二是对历史进行深度回视，追寻古国文明的“天香”与“高原”。

    近三十年来，历史被一再地重新演绎和重新诉说。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似乎已经不是何为真实何为虚假的问题，而变成了如何叙述和怎样写的问题。对严肃的作家来说，寻找真实的历史，寻找历史文化之魂，仍是他们一贯的痴心追求，甚至为之虚构出一个世界。王安忆就为上海虚构了一种它童年的情状，此即《天香》。作家似乎试图从古典的追忆中寻找某种中华文明的自信出来，似乎要在上海滩上重新晒晒中国华丽的丝绸和完美的技艺。这是当代作家在新世纪以来渐渐焕发出的一种文化自信。同样，张炜在《你的高原》中，也充分显示对东方式的田园家园的认同感，找到了中国文化这片温暖的高原。这两部作品所显示的精神向度，应该说是近些年中国文学的主要收获之一，是值得肯定的。

    贾平凹的《古炉》以近乎原生态的手法给我们展现了一份中国当代沉甸甸的心史，直逼那段最沉痛最荒谬的历史运动。《古炉》在2011年的问世，在对民族历史的人文反思方面，无疑至关重要。

    黄蓓佳的《家人们》是一部当代《雷雨》式的、把社会历史变迁和政治内容渗透、挤压、置换为家庭伦理冲突的强烈形式的小说。格非在《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之后，把关注的视角直逼当下知识分子的内心，推出《春尽江南》。故事时间只有一年，却把世纪之交前后大约二十多年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内在变迁和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极力呈现出来。王海的《城市门》写失地农民与土地的血肉关系。他以忧郁的心灵触动了当下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两大难题：精神失落与生存困惑。

    此外，曾写出《告别夹边沟》、《定西孤儿院纪事》等震撼之作的杨显惠，在其新近问世的《甘南纪事》中，将反思的视角投向正在消失的民族原生态文明。杨显惠以极富控制力的笔调和近乎原生态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甘南草原原有的民族文化生态正在工业化的步步逼进中快速地消解着。

    在反思当代性主题中，我以为有必要把韩寒的长篇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也纳入观察之中。“80后”已经而立之年，对很多社会问题都应早已有自己一代人的看法与反思，我以为应该将他们的问题正视，也应该把他们的文学纳入整个的文学版图为谈，而不是将其列为附件。

    范小青《香火》的笔触从“文革”前的大饥馑开始，以魔幻的手法揭示了那些政治运动中人们对民间信仰的坚持，使人们重新开始审视民间、命运以及信仰等深层问题。这个问题值得深层次关注。

    葛水平的长篇处女作《裸地》横跨几十年。背景是山西的移民史。葛水平以一个女作家特有的眼光，通过一个家族的兴衰和一个女性的曲折命运，揭示了几十年间山西太行地区的沧海桑田之变，延续了一直以来对生存的关注，对艰难生存中的人性美的展示，为乡土小说提供了新的感觉和经验。海飞的《向延安》之所以在红色题材中别具一格，是它突出了革命大潮中个体生命和个人选择的独立价值与诗性美感。我们看到，新一代作家如海飞，他们重诉历史的冲动没有止息，并能以一种新的叙述和新的理解出现。

    与海飞重新书写革命运动一样，方方也选择了革命叙事，只不过她选择的是1926年北伐时期的武昌之围——《武昌城》。读她的小说，似乎让我们亲眼目睹了武昌城那惨烈的一幕，也亲眼看见一座千年古城的沧桑容颜。

    孟繁华：批判性与文学精神的重建

    2011年的中篇小说，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应该是批判性与文学精神的重建。这个批判性不是作家的姿态，而是现实生活方向感和价值观的偏离所致。文学的批判不见得能够改变现实，但是，文学所持有的立场，将会缓慢地作用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社会矫正器的作用，这也是文学在今天让我们深感欣慰的所在。

    余一鸣的中篇小说《入流》发表后好评如潮。小说构建了一个江湖王国，这个王国里的人物、场景、规则等是我们完全不熟悉的。这个陌生的世界不是金庸小说中虚构的江湖，也不是网络的虚拟世界。余一鸣构建的这个江湖王国具有“仿真性”，或者说小说中的每一处细节，几乎都是生活的摹写，都有坚实的生活依据；尤凤伟的《相望江湖》，一字之差韵味全然不同。小说写的是印刷厂老总李长吉年关打理的各种俗务，以及由此牵引出的“前世今生”。徯晗的《誓言》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它来自一种母子关系，这里的母爱是一种由爱及恨的“变形记”，是匪夷所思但又确实发生了的故事。关仁山的《根》内容并不复杂：女员工任红莉和老板张海龙发生了一夜情——但这不是男人好色女人要钱的烂俗故事。吴君的《幸福地图》从一个一直被忽略的留守儿童阿吉的视角展开，这个不被关注的孩子所看到的世间冷暖，是如此的丑恶，伯伯、伯母们猥琐的生活和交往情景不堪入目。徐虹的《逃亡者2》，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徐虹小说“由内向外”的转型，由痴迷于青春讲述开始转向关注外部社会、关注自我以外的世界。胡学文的《隐匿者》也可以看作是书写底层生活的小说。不同的是，胡学文改变了过去过于注重底层苦难的情感立场和讲述方式。与其说胡学文机敏地讲述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毋宁说他敏锐地感受到了当下社会的道德和精神危机；邵丽的《刘万福案件》，是以一个挂职作家的视角讲述的故事。小说内部结构极其复杂，犹如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剪不断理还乱。杨小凡的《欢乐》，是以一个农民的视角看到或经历的医院生活。东君的《出尘记》，进一步彰显了东君的文学主张或观念。

    这是2011年中篇小说现场的片段。在这些片段中，我们看到了中篇小说作家重回批判性和重建文学精神的努力，这一倾向显然带来了我们期待已久的好消息。

    陈思和：长篇小说的丰收年

    今年文学领域还是有较大的收获。从整体上说，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了一个高峰期，贾平凹的《古炉》、王安忆的《天香》、严歌苓的《陆犯焉识》等等，都不仅代表了这些资深作家近年来的最高创作水平，而且从整个文坛上说，也创造了一个相当辉煌的景象。

    我阅读范围有限，此外如方方的《武昌城》、格非的《春尽江南》等都有新的追求和境界。毫无疑问，2011年在长篇小说上是一个丰收的年头。

    此外我还是想说说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虽然届届都有质疑和争论，但在我的感觉上，这一次是比较说得过去的。不是说这次获奖作品有多大成就（平心而论，这些获奖作品未必能够代表作家创作的最高水平），但至少是关注了在一线艰苦创作、并且富有成就的一些作家。文学奖未必能够成为优秀作品的标杆，但至少应该是一种对文学良好生态的促进而不是助长歪风邪气。我更加看重一些民间自发性的奖项，如四川的在场主义散文大奖，今年将三十万元人民币重奖给台湾学者齐邦媛的《巨流河》，充分显示了海峡两岸知识分子的朗朗风骨；江苏兴化首届颁发的施耐庵叙事文学大奖在茅盾文学奖之后举行，却以耳目一新的评奖标准颁发给贾平凹的《古炉》、阎连科的《我与父辈》、宁肯的《天·藏》、董启疆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等一批重要作品，展示了今年文坛多元独立的评价标准。我看重民间文学奖项高于官方奖项，因为只有民间文化活动的繁荣才是文坛兴盛的真正标志。

    白烨：看到作家主体的成长

    作为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首之年，2011年的文坛，要事较多，大事不断，创作活跃，活动频繁，呈现出了前所少有的丰富景象与活泼局面。中央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作出关于文化强国的重要《决定》，中国作协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都会对整体的文学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自不待言；即从文学创作方面来看，传统型的长篇小说在数量增长的同时，质量上也在稳步提升；而类型化的网络小说，则由为各类题材的影视作品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学资源的方式，获得了更大的延伸性发展。

    纸质长篇小说的年度出版总量，今年上到了4000部以上，在数量增大的同时，质量也在不断地提升。仅从几个大的写作倾向来看，乡土现实方面力作，有贾平凹的以卑微的小人物形象书写乡土政治的《古炉》，有关仁山的通过干群关系书写信任的缺失与重建的《信任》，有葛水平的为土地和女性描形造影的《裸地》，有叶辛的从知青角度观察乡土变异的《客过亭》等；史事题材方面，有王安忆的由小女人、小故事书写大文化、大历史的《天香》，有方方的由普通军人群体再现北伐时期武昌战役的《武昌城》，有肖克凡的由一个剧组折现一个时代的《生铁开花》等；女性写作方面，有孙慧芬的由女性的乖蹇命运透视乡村伦理的《秉德女人》，有方棋的将史诗与神话都熔铸于长江三峡的《最后的巫歌》，有林雪儿的写女医生怀揣理想却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的《妇科医生》，有陈婞的由失恋男性表现情与性分离的《性灵》等，这些厚重之作，使得这几个方面的写作依然构成长篇小说的中坚与主干。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直面当下人们的精神状态与专注于个人命运的时代转承的写作，都出现了令人可喜的新的探索。前者如格非的由一对夫妇的分道扬镳表现知识分子的分化的《春尽江南》，王刚的由戏剧教师的角度反思大学教育的《关关雎鸠》，歌兑的以地震为背景描述人的精神变异的《坼裂》等；后者如严歌苓的极现一个知识文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坎坷命运的《陆犯焉识》，王旭光的表现一个设计师踌躅满志又总不得志的《天地之骨》等。这些作品因为在题旨上饶有新意，写法上较有创意，使得2011年的长篇小说也因此增添了不少新异的色彩。

    另外，还有青春成长主题的集束式表现，在2011年也相当地惹人眼目。如辛夷坞的《浮世浮城》，颜歌的《声音乐团》，章元的《去年在我们的房间》，石一枫的《恋恋北京》，焦冲的《男人三十》，程萌的《断章》等。这样一些相对集中的创作现象，再与那些青春文学作家创办杂志的势头总和起来，就使得青春文学呈现出多方面的长足进取与强劲发展。

    可以说，在“写什么”与“怎么写”两个方面，2011年的长篇小说都特别地多样，格外地丰繁。在这些新的现象、新的动向的背后，显然是作家们主体意识的凸现与个人风格的彰显。这种创作内在的丰繁性是比作品本身的丰富性更让人欣慰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作家主体的成长，而这是文学继续前行的内驱力与原动力。

    李敬泽：盘点需要开阔的文学视野

    谈文学的时候，基本都是谈小说。仅就小说而言，有一些潜在的但是很重要的变化。真正的变化可能就像地理的变化，是潜移默化的，常常不被人注意。文学也是这样。每到年底，各种排行榜出来，对文学算帐。局限在传统的文学视野里，算的都是很表面很有限的帐，局限于文学期刊、局限于熟悉的面孔，某些真正的变化却被忽略了。

    我们的文学视野可能是有问题的，批评家们能否真正面对当下丰富多采的写作和阅读？比如《人民文学》第11期推出了“新锐12家”，我也看最近的《文艺风赏》，都能从中看到新的独特想象力、新的言说的方式。有些作家，在网上、在书店里，已经得到读者的高度喜爱，却迟迟不能进入文学批评家的视野。文学的变革在默默地发生着，批评家需要跳出文学期刊的视野——当然文学期刊首先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如果盘点散文看不到李娟，盘点小说看不到刘慈欣、阿乙，那么这里边是有问题的。关在狭窄的视野里，喜欢和注意到的都是熟悉的作品。

    什么是“熟悉的作品”？就是有些作品不用看都知道肯定会在专家的感受范围和阐释范围之内，会得到专家们的喜爱。传统文学视野和公众阅读视野分裂了。我倒觉得，应该分析一下批评家的视野、公众的视野和市场的视野有什么差别，努力避免批评的圈子化、狭窄化。评论家需要贴近活生生的、正在发生的文学生活和阅读生活，而不是限于那些已经熟悉的的作者和习惯的作品套路、习惯的判断尺度。

    陈晓明：较欣赏贾平凹的《古炉》

    从个别作品来谈，我比较欣赏的是贾平凹的《古炉》，最近这部作品又获得《当代》最佳。我认为这是贾平凹最重要的作品，超过之前的《高兴》和《秦腔》。在《古炉》中，贾平凹的叙述达到了自由的境界，这种境界是他多年写作沉淀下来的。《古炉》是落地的叙述，落地的文本。这就应了苏东坡的“随物赋形”，在他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大量对物的描写。过去小说强调人，对物是忽视的，一笔带过，但是贾平凹的《古炉》对物的关注暗含了独特的道家文化和道家思想，他把物写成了世界的存在。这是他独特的地方。由于贴着物走，贾平凹的叙述缓慢沉重也非常自如。不显得笨拙生涩，而是富有灵性，浑然天成。《古炉》写出了“文革”的创伤性记忆，也了结了贾平凹本人对于中国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书写的心愿。“落地的文本”不只是在美学的风格上和叙述方法上来立论，如果要开掘出作品文本的内在意蕴，那是历史的落地，那就是大历史。

    格非的《春尽江南》是“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这三部作品对现代中国发展有完整性地表现，直接表达了对中国当代现实的看法和态度，对知识分子精神的困窘揭示得比较透彻。有人说“一个民族的素质取决于读诗的人数”，我还要补充一句，还取决于诗人的质量。在《春尽江南》中，作为主人公的诗人的某种堕落，携带着整个人类的精神堕落，也携带着人类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崩塌。格非把这个时代出现的种种大问题：房地产、拆迁、教育、婚姻情感等等问题都写到了，从比较全的角度把握现实，但是也因为写得惊人地透彻，太近太全面，我略微有一点疑虑。

    严歌苓在中国内地是没有被充分关注的最有才华的女作家。20年前她的《雌性的草地》就非常有特点，《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陆犯焉识》等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每部作品的核都来自真实的故事，都是有原形的。这是严歌苓写作的特点，一方面她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作品非常扎实；另一方面，她的想象力、虚构能力强。我把严歌苓的小说称之为“专业小说”，技术上比较有能力，艺术性非常强。中国长篇小说大部分在技术上是不过关的，只是把故事堆砌起来。严歌苓小说艺术上的特点是值得重视的。

    王安忆的《天香》是在为一个城市立传，以民间手工艺作为主线写出历史的惊人变化，写出中国历史的某种破灭。不过我读王安忆的小说有一点不满足：叙述的距离拉得不够远，叙述的角度和被叙述的故事之间收放自如的时间和空间处理紧了些。范小青的《香火》在艺术上有大胆的尝试，她写了庙里的和尚，把当地的地域生活、乡土生活写得很有特点，还有魔幻现实主义，是范小青艺术能力的爆发。还有一部是黄蓓佳的《家人们》，她的小说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另外，哈金的《南京安魂曲》也是一部非常棒的作品。

    贺绍俊：知识分子成了重要角色

    在2011年的小说创作中，知识分子似乎成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既与作家的身份变化有关系，也与社会思潮的重心转移有关系。作家的身份变化，是指新涌现的作家大多是大学毕业，他们对于知识分子境遇更感兴趣。而社会思潮的重心转移则是指知识分子在社会思潮中逐渐作为一种独立的声音，相比过去来说开始起到监督社会和权力的作用，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也逐渐强化起来。作家，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非常乐意通过小说的方式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批判。

    许春樵在中篇小说《知识分子》中涉及到一个知识贬值的社会问题，从乡下考进城的古典文学硕士郑凡承载着父母和一个村庄的希望，但没想到他毕业后却连最起码的生存问题都难以解决，他的城市梦想一个接一个地破灭。尽管如此，作者还是不愿让作为知识分子形象的郑凡堕落下去，他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却始终坚守着知识分子最初的道义和最后的良知。朱山坡的中篇小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其小说灵感显然来自这些年学术界此起彼伏的抄袭风波。国内研究卢梭的学术泰斗级人物洪流教授，突然有人出来揭露他的学术著作存在大量的抄袭，揭露者归纳了他的抄袭手腕：搅拌式抄袭、组装式抄袭、改头换面式抄袭、移花接木式抄袭、张冠李戴式抄袭、赤膊上阵式抄袭……在这样的归纳中分明感觉到作者对当代学术界无休无止的窝里斗发出的一种轻蔑式的嘲讽。艾玛的短篇小说《在金角湾谈起故乡》分明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自白。主人公Ｍ女士是一位研究生物学的学者，她的专业也是与现实问题紧密相联的，因此她从专业的角度对人类的现实困境充满着忧患。但这位充满忧患意识的专家却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措手无策，这并不是专家的无能，而是专家不愿意去效仿和学习现实中的行为规则。现实与理想的背离，是所有知识分子共同面对的困惑。作者以故乡这个意象来隐喻这一困惑，恰是这篇小说的主题之“大”。类似的中篇小说还有阿袁的《子在川上》、史生荣的《研究课题》等。

    但最值得一提的当然是格非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它是本年度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格非在这部“乌托邦三部曲”的终曲里，才赋予了当代乌托邦最实质的内涵：它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这种人文理想也许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显现过。格非以缅怀80年代的方式去诘问当下的物质主义，可以说，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为盛世写下的“衰世之书”。

    （采访统稿：本报记者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