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点儿说“不”的例子

    9月21日《中华读书报》“家园”版上，刊出了路文彬《由一届失误的龚古尔文学奖所想到的》。文章由一届龚古尔奖评选的“失误”，证实了该奖项的确公平、公正。这个话题，在国内数次文学及其它人文学科评奖活动遭到质疑的当下，尤其使人生发感慨，也予人极多启示。

    文章最后，作者以这样一段话作结语：“我唯一寄予奢望的就是哪一天，突然听到哪位神经正常的作家在得知自己被授予某个文学奖时，当场就干脆对评委说起‘不’来。但这样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这话若仅指未来，那就不能预知；如果还包括过往，尽管稀少，那倒是还能寻出一点例子来的。

    1964年，瑞典皇家学会“因为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授予了法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人道主义社会活动家让·保罗·萨特诺贝尔文学奖。萨特立即就发表声明拒绝接受，理由是“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罢了。

    没有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有两位。一位是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他“因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被授予了该奖项。另一位是写出《癌病房》、《古拉格群岛》等伟大小说的索尔仁尼琴，均因专制当局干扰，未能参加颁奖，当然也不能看成自己的决定，所以还不能作为充分例证。

    但索尔仁尼琴的确对被授予的奖项说过“不”。1998年，已经受邀回国的索尔仁尼琴有感于最高当局造成俄罗斯社会崇尚物质主义、极度腐败不堪的境况，“我无法接受任何荣誉”，拒绝接受国家颁发给他“圣安德烈荣誉勋章”。这是他自己的明确决定，是真诚且具有良心的。

    举了这些西方的例子，按惯例，也该举点中国的。可大约因文化背景的差异，加之文学评奖，是较为现代才有的事物，所以寻例子还不大容易。可也绝非没有。去年，笔者在胡适日记中，发见了他拒绝瑞典人欲提其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记录，便结合鲁迅同样拒绝该奖项提名之事，写成文章。此文已经将事情叙述清楚，这里不便重复。虽然并非真正得奖，可获得提名，实在也是很值得欣慰的。这两位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对文学奖的敬畏心情，可以予人极多启示。

    笔者近日读书，真正发现了获得文学奖，却对评委说“不”的作家。这位作家，是已逝世的萧军先生。

    1936年，我国当时的《大公报》为纪念成立“新记公司”10周年，举办了一次“文艺奖金”评选活动。该活动经《大公报》老板同意，由编辑该报“文艺”版的萧乾主持，约请了北京、上海及武汉的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沈从文、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凌叔华等十人组成评委班子。经过评委间的讨论推荐（见朱自清日记记载），同时经过书面函件沟通协调（见面不易的评委），最后初步推荐出小说、戏剧、散文作品各一部：萧军的《羊》（一说《八月的乡村》）；曹禺的剧本《日出》；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

    见到初选结果，对萧军性格及文艺态度较为了解的萧乾有些拿不准，便给巴金写信，请他就近问一下萧军，是否愿意接受该奖。果然，萧军回答：不愿意！这样，小说一项重新择选，授予给了芦焚的小说集《谷》。这，大约可以拿来做一个确切无疑问的，中国作家对获文学奖说“不”的著例。

    这件事是笔者近日偶尔发现的。萧乾主持《大公报》“文艺奖金”评奖之事，他本人曾写过回忆，可没提到这一层。只在文章中留下了“最初，小说方面提的是田军（即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这样没有任何其他说明的一句，看去叫人一头雾水。近日在翻看作家致巴金，巴金致作家书札手迹时，无意间读到了巴金明确的说法，才知道萧乾这句话背后的真实故事。

    这次“文艺奖金”评选，还有一点可供今人注意的，是其中评委无一人被提名。虽然他们中间包括有朱自清、林徽因、凌叔华、叶圣陶这样的散文高手；有沈从文、巴金这样的一流小说家；有李健吾这样的优秀戏剧作家和研究家……统统不在其中。我想，在当事人的意识里，评委不能既为裁判又当“运动员”。这几乎天经地义。可惜，这一点在今天的各种评奖活动中，被弄得不正常到令人发笑，甚至笑无可笑的地步。

    确如路文彬文章所言，极少或几乎不可能出现对评委敢于说“不”的作家了。但在道义，精神为旨归的领域，这样的人物并不缺乏。起码我们举出的数个例子可以为证。萨特拒绝的甚至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萧军，拒绝的文艺奖金虽然不大，可毕竟机会稀少，并且可以为自己赢得广泛声名，可他爽快地拒绝了。从资料我们可知，他的生活一点也不宽裕。我想，他是将文学看得比金钱高贵，或者是金钱无可比拟的角度，或者干脆认为金钱与文学没什么关系这样纯粹的眼光来认识这件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