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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自有国家以来，便伴随武力。武力，不惟帮助国家建立，亦为其维持存在所仰仗。但武力与国家间的关系，从来有两面性——可以是拱卫、守护者，亦能成为破坏者甚至毁灭者。
有鉴乎此，各种类型或制度的国家，都曾设法解决这一难题；迄今来看，却没有堪称完善的方案，就连现代民主政体也不敢自诩可以高枕无忧。虽然从现实有效性观察，民主政体下武力失控的可能性极低，军人凭藉武力发难、一举改变国家现状的情形，基本杜绝。但现实情形并不足以消除理论上的担忧，所有国家（朝代）的创建，几乎都是行使武力的结果，一般而言，权力瓜分将体现军功的因素，从而普遍形成显赫、强大的军事贵族阶层。一位欧洲史学家这样说：
他们就是围绕在每一个有权势者（包括国王在内）周围的王室武士（household warriors）群体。虽然当时有各种难题困扰统治阶级，但最紧迫的问题却不是和平时期的国家或私人庄园的管理，而是设法拥有作战手段。无论于公或于私，无论是为了无忧无虑地工作，还是为保卫生命和财产，许多世纪以来，战争一直被认为是对每一个领袖的事业的常见威胁，以及各种权力职位存在的目的。
这些人，我们不妨大致或笼统地称他们“骑士”，虽然严格意义上“骑士”只是“最低层封建主” ，但因其广为人知、比较通俗，我们姑且用它来指代欧洲中古时期整个的军事贵族阶层。我们知道，骑士文学是欧洲文学非常悠久的品种；例如，西班牙有熙德传说，法国有《罗兰之歌》，英国有亚瑟王和圆桌武士故事。假如你不很熟悉这些，起码听说过《堂·吉诃德》，那也是骑士文学的反讽之作。当然，更可以读一读莎士比亚历史剧，不论《约翰王》、《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理查二世》……里面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物。这些情节中，不断出现某某公爵、某某伯爵，你方唱罢我登场，正像布洛克谈到的：“虽然正式集会由于戴着王冠的国王的光临而大大增添光辉，但诗人甚至对中、低级贵族召开的最普通会议也给予慷慨的渲染” ，这是欧洲古典文学津津乐道、颇具特色的一番炫华场景，我们中国读者往往对此有深刻印象。
在尊贵然而孤立可怜的国王，与口头宣誓效忠、实际则因为行使着独立的权力而往往飞扬跋扈的军事贵族之间，我们隐隐约约懂得何谓“既有入侵、又有内乱的反复不断的战争状态”——布洛克并且说：欧洲“一直生活于这种状态” 。军事贵族集团的强大，带来两个影响：一是国家稳定系数偏低，君弱臣强，王权不能有效管理国中武装力量，叛乱、纷争、冲突频繁出现；二是国家被军事贵族实权所架空，后者对国家的效忠可以只是名誉上乃至表面的，而凭藉领地、城堡行军事割据之实，相对于统一、完整形态的国家，其社会经济生产和文化发展存在较多障碍，面临很大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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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由于独特的文化源头，走在另一条路上。两周期间，中国也实行与欧洲相近的“封建制”，但是，通过“周礼”亦即一套伦理规范，封国与王权、封国与封国之间去军事化，在道德框架内达成秩序的认同与信守。不过，平王东迁（前770年）起，从春秋至战国，先前的道德认同逐渐崩解，此后大约五百多年，王纲解纽、霸道兴起、天下攘乱、武力失控，此即为何孔子会屡屡梦见周公、终生以恢复周礼为己任。
五百年大乱，秦国强者胜出。秦以最强武力敉平、消灭其他较弱的武力，从而建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国家形态，天然地包含抑制、防止超越国家之上的武力之存在的思想，“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 。这种认识，带着很强的中国文化和历史特色，世界其他地方，无论欧洲还是东方的蒙古、日本，均无由致之；所以，中国能够出现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构想与实践，别处则不能。但秦朝虽将这一诉求表达出来，却并未找到用以支持它的架构，毁坏大城城防、收缴销毁天下兵器，都是些硬性和外化措施，仅此肯定不能真正达到目的。代之而起的汉代，开始寻找中央集权与“封建制”政治原理的不同，文、景、武三朝，贾谊、晁错、主父偃先后提出《治安策》、《削藩策》、《推恩令》，从思想上明确中央集权认识，与“封建制”划清界限。这是中国历史非常重要而且独具的进展，目今一般历史教科书囿于成说，用欧洲历史模式套论中国，将二千年帝制时期称为“封建社会”，而实际上，自秦代起中国就脱离于“封建”体系、进入中央集权模式。
而具体的形而下的制度建设，则还要经过几百年，方形完备。其中要格外注意中国选士制度的形成与变迁。《汉书·董仲舒传》说：·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究竟是“自仲舒发之”抑或稍早些，或许待定，但中国政治土壤中的确长出了一株独特的幼苗，它在几个世纪间从贡举制逐渐演化到科举制，如邓嗣禹先生所论，最终定型于隋唐两代：“科举之制，肇基于隋，碻定于唐。”
把历史对照起来，才比较容易看出名堂：在大致同样的时间段，欧洲形成了军事贵族的骑士集团，中国则生成靠笔墨吃饭的文官集团。他们成为各自的社会中坚。在欧洲，若想做人上人，得靠骁勇、征战和军功；在中国，则“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靠的是学识、德行或吟诗赋文的才具。这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区别，以及权力的去向。随着“士”的阶层的生长与壮大，中国将社会权力移交给远离武力的文官政治，后者“手无缚鸡之力”，无法以武力方式构成威胁——首先当然是对帝权本身的威胁，其次，客观上人民遭受兵燹之灾的机率也大大降低，这意味着社会可以期待较长久的稳定。对此，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兵制三》里有一简明概括：“唐宋以来，文武分为两途。” 自从这权力模式定型以来，有一种看法就在中国扎下了根，即：“天下”虽于“马上”得之，却不能于“马上”治之。这可以简化为两个字眼，“武功”和“文治”——国家建立或改朝换代主要依靠“武功”，而社稷延存和祚运传续却取决于“文治”。
所以一般地，新朝代建立后，会马上着手改变“打天下”时军事系统的状态，使整个系统重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往往被讲述成阴谋故事。其实不然，这一情节来自中央集权政治结构内在而自发的要求，所发生的也远不是一些卓有战功的将军个人权力地位边缘化，而是整个军事系统都被重新构造。这种重新构造，每个朝代原理相同，具体方式方法不一。唐宋两朝，军权收归中央，“然其职官，内而枢密，外而阃帅州军，犹文武参用” ，文职重臣外出领军，为全权性质，可直接带兵，亦即文臣临时变身将军，故曰“文武参用”。而在明代统治者看来这很不彻底，它进一步设计出文武“截然不相出入”的兵制：
文臣之督抚，虽与军事而专任节制，与兵士离而不属。是故涖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涖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方自以犬牙交制，使其势不可叛。
简言之，明军领导管理有两个并存的层面，一为文官系统的督抚，一为武臣系统的总兵、参将等。前者管控后者而不与部队发生任何直接关系，后者领兵而接受前者的指令。这种设计，目的不言而喻：分散武力的领导权。问题是，怎么做到这一点？我们发现关键在于这句话：“涖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涖军。”换言之，把权力加以切割，交给一些人财权而不给他们兵权，交给一些人兵权而又不给他们财权。古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明朝正是将“兵马”和“粮草”拆解成互不相干的两块，有“兵马”者无“粮草”，有“粮草”者无“兵马”。如此一来，谁也不能单独控制武力，非于彼此依赖的同时，又彼此牵制不可。在此，明朝统治者很会动脑筋，想出的办法颇为巧妙。当然，决定性因素还是中央集权体制，没有这样一种财赋尽归中央的体制，显然无从以“粮草”来控制军队。
某种意义上，明代确实做到了“使其势不可叛”，近三百年中，不是没有能征善战的将军，却没有真正的军事强人。武力之于国家那历来的两面性，似乎成功地变成了一面——只有顺应国家需要的一面，而无危害、破坏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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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世上无十全十美之事。虽然武力之于国家的两面性似乎被化解，但这化解方式本身却有自己的两面性。“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承平状态下可有效防范武力失控，可一旦国家面临较严重的外患或内忧，所带来的问题恰恰也就是不能有效控制武力。因为，真正需要用兵的时候，“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势必是内耗与掣肘。不单如此，“节制者”、“操兵者”两种角色长期定向化，还阻断了健全军事家的产生。此即黄宗羲指出的：
夫天下有不可叛之人，未尝有不可叛之法。杜牧所谓“圣贤才能多闻博识之士”，此不可叛之人也。豪猪健狗之徒，不识礼义，轻去就，缓则受吾节制，指顾簿书之间，急则拥兵自重，节制之人自然随之上下。试观崇祯时，督抚曾有不为大帅驱使者乎？此时法未尝不在，未见其不可叛也。
但他只讲了某一面的情形，还有另一面，亦即“节制者”不知兵。在以文抑武的军事系统中，文官出身的督抚都是些读着圣贤书、念着“子曰诗云”长大的进士，派他们去“节制”那些带兵打仗的将军，寻常剿讨小股毛贼也许还看不出来什么，狼烟四起、遇到大规模战事时，局面实在不免荒唐；既然不知兵，实际上，他们也很难“不为大帅驱使”。
帝制中国，无论统治者还是老百姓，都从“文武分途”或者说文官政治结构受益，国家安定，生产能够保持，文明的脚步较少受干扰，这些都应看到和承认。一直到18世纪，中国的经济在全球鳌头独占，与从制度上有效抑制武力的破坏性有极大关系。不过，正像一开始所说，国家与武力这对难兄难弟的矛盾，没有尽善尽美的解决方案，相对较好的方案，也必然存在不足。从帝制中国的情形看，自从晋、唐经历最后两次严重内乱而终于找到有效抑制武力破坏性的制度后，宋、明两大朝代因内部武力失控而起的危机均不再至，董卓、安禄山式枭雄销声匿迹，它们最后覆亡无一例外由外族入侵所致，这也绝非巧合。
问题正在于，当内部武力失控的可能大为削弱时，国家整体军事能力和效率必然随之下降。其害处，承平之世丝毫看不出来，一旦“有事”，虎皮羊质、外强中干的真相便会暴露。宋、明脆败于西夏、金、蒙古、满清诸外族，一直以来被归之于后者武力超强。这固然未为无理，但人们谈得很不够的，其实是宋、明自身军事机体何其虚弱、不堪一击。这两个朝代几乎不能赢得任何一场战争，虽然局部来看它们并不乏军事奇才和英雄人物，杨家将也罢、岳家军也罢、戚继光也罢，但置诸整体，宋朝、明朝在军事中的表现皆属低能。归根结底，这不应到个人身上找原因，而是制度使然。以文抑武，不光严重制约军队的战斗力，还使得军事领域掺杂、充斥着官场政治的各种阴谋气息，在潘洪如何陷害杨继业、秦桧如何损毁岳飞、北京官场如何倾轧袁崇焕……这类故事中，有着宋、明两代军事机器的典型特征和原理。简言之，“无事”时它的确十分有效地消融了导致军事强人产生的能量，然而“有事”时它却恰恰销蚀了国家对于高效军事组织和伟大将领的希望。
我们从明代可以看到，它绝非在朝代尾声才暴露自己军事上的低能。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率50万大军，对蒙古瓦剌也先部玩“御驾亲征”，结果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附近）50万人马全军覆没，朱祁镇本人被活捉而去。这么一出喜剧，固是皇帝胡闹所致，但50万明朝正规军一触即溃，委实超乎想象。皇家的《英宗实录》这么记载：
壬戌，车驾欲启行，以虏骑绕营窥伺，复止不行。虏诈退，王振矫命抬营行就水，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我军遂大溃，虏邀车驾北行。
并没发生战斗，对方只一冲，明军“遂大溃”，威风八面的大明皇帝也就被人“邀车驾北行”（俘虏）了，50万大军根本是纸老虎，或者连纸老虎也不算。诸多迹象表明，明朝之能维持250年左右的国泰民安，很大程度是因周边没有强敌。14世纪蒙古人崩溃以后，完全退回游牧原形——他们本质上不适应国家形态，此时终于恢复本性，四分五裂，在广邈原野上东驰西骋，唯以劫掠为能事；历来是中国心腹之患的北方一线，由此暂为虚壑，直到万历年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五部，北部重新出现一个蛮族国家。
崇祯初年以来，内忧与外患并起，督抚+大帅的结构在内外两线都暴露出同样的问题：承平状态下的稳然可控，一经实战考验，被证明彻底失控。洪承畴战败、被俘、投降，是这当中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当时，以“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身份来到辽东的洪承畴，在松山之战中为诸将所弃，大同总兵王朴率先遁去，在13万大军中引起连锁反应，“于是各帅争驰，马步自相蹂践，弓甲遍野。” 之后，洪承畴带着仅剩的由他直接指挥的万余孤军，困守松山半年，终于投降。大致，整个崇祯朝的军事失利如出一辙，剔除其他因素，都因督抚+大帅这一结构造成军事行动实际不可控所致。
眼下，来到朱由崧领衔的弘光朝。即位之始，他发下“敢辞薪胆之瘁，誓图俘馘之功”的狠誓。君仇国辱须报，疆土亟待恢复。单论数量，此时明朝尚拥兵百万以上，比敌人只强不弱，朱由崧发下那样誓言，也算有根有据。问题是，祖宗制度摆在那儿，偏瘫的明朝若想起死回生，弘光君臣非玩出点新花样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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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总理大臣兼国防部长——明朝的官衔称为“东阁大学士兼 兵部尚书”——史可法尝试改革，当然，他谨慎回避任何类似“改革”的字眼，以免引起与祖制相违的质疑。
这方案，就是对弘光朝有重大影响的著名的“设四藩”。提出的时间，诸书所记不一。笔者倾向于采信黄宗羲《弘光实录钞》，正像那个“钞”字所示，此书之作，以黄宗羲私藏的弘光“邸报”为本：“寒夜鼠啮架上，发烛照之，则弘光时邸报，臣畜之以为史料者也。年来幽忧多疾，旧闻日落，十年三徙，聚书复阙，后死之责，谁任之乎？先以一代排比而纂之，证以故所闻见，十日得书四卷，名之曰《弘光实录钞》。”
这时，朱由崧监国已10天，距他登基称帝还有两天，提出的时机比较恰当。
方案向新君提出一份整体军事蓝图，建议照此构筑防卫体系，确定战略部署。现存由史可法玄孙史开纯编于清乾隆年间的《史忠正公集》，收有《议设四藩疏》一文。但此文甚短，参以《国榷》、《南渡录》所述，整个方案的内容远比此文具体、详细，也许继此疏后，史可法又向朱由崧提交过进一步的说明（《明季南略》提到了《四不可无疏》，但《史忠正公集》未载）。总之，下面我们集各书之述，以近方案全貌。
《史忠正公集》之《议设四藩疏》全文 如下：
从来守江南者必于江北，即弱如六朝者，犹争雄于徐、泗、颖、寿之间，不宜画（划）江而守明矣。但此时贼锋正锐，我兵气靡备（惫），分则力单，顾远则遗近，不得不择可守之地，立定根基，然后再图进取。臣酌地利，当设四藩。其一淮、徐，其一扬、滁，其一凤、泗，其一庐、六。以淮、扬、泗、庐自守，而以徐、滁、凤、六为进取基。各属之兵马钱粮听其行取。如恢复一城、夺一邑，即属其分界之内。庐城踞（距）江稍远，有警不妨移驻江浦六合，以捍蔽沿江，相机固守。江北之兵声既振，则江南之人情自安矣。
文中地名多为简称，为便了解，我们将其转为今名：淮、徐，是江苏淮安和徐州，即沿黄河-淮河（此时尚在黄河夺淮期）一线；扬、滁，是江苏扬州和安徽滁县，即长江北岸与南京紧邻的北、西两块区域；凤、泗，是安徽凤阳和江苏盱眙（当时称泗州），位于南京西北方；庐、六，是安徽合肥和六安，辖区为滁州西南以远。
以上地区，尽处江北。此即史可法所谓“守江南者必于江北”，他构想，在南京由北至西筑起两道防御圈，外圈为凤阳府、徐州到淮安府，内圈由庐州府至滁州到扬州府。这两道防御圈，加上天险长江，等于南京正前方及左侧有三层保护。而南京以东和以南，是自家畛域，无须设防。
三道防线，有如三道箍，将南京围得铁桶一般。四藩之间的关系，既是横向的，也是纵向的，一在前、一在后、一为攻、一为守。即：“以淮、扬、泗、庐自守，而以徐、滁、凤、六为进取之基。” 互为表里 ，里应外合。
这设计应该说很牢靠了，但我们也发现，核心在于一个“守”字，与朱由崧发誓时的口气大不相同，貌似怯懦。然而联系实际，这恰恰显出设计者的务实，不尚虚言、脚踏实地。奏疏讲得很清楚：“此时贼锋正锐，我兵气靡备”，“顾远则遗近，不得不择可守之地，立定根基，然后再图进取”。稍后我们当可看到，南京从政坛到军界是怎样一种面貌，在此情状下，唱高调毫无用处。南京第一步如能做到收拾人心、同仇敌忾，已很不错；立刻北进、收复失地，想也别想。
更具体地看，“设四藩”的布局共有四块区域，即内外两个防御圈各切成两段，外圈为淮徐、凤泗，内圈为庐六、扬滁。各段“包干”范围，李清《南渡录》有详尽记述 ：
一、“辖淮扬者驻于淮北，山阳、清河、桃源、宿迁、海州、沛县、赣榆、盐城、安东、邳州、雎宁，隶十一州县，经理山东招讨事。”
二、“辖徐泗者，驻泗州（今江苏盱眙），徐州、萧县、砀山、丰县、盱眙、五河、虹县、灵璧、宿州、蒙城、亳州、怀远各州县隶焉，经理河北、河南开归一带招讨事。”
三、“辖凤寿者，或驻寿，或驻临淮，以凤阳、临淮、颖上、颖州、寿州、太和、定远、六安各州县隶之，经理河南陈、归一带招讨事。”
四、“辖滁和者，或驻滁州，或驻庐州，或驻池河，以滁州、和州、全椒、来安、含山、合肥、六合、合肥、巢县、无为各州县隶之，经理各辖援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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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姜曰广、刘宗周的相继去位，文秉评以“从此大柄益倒持矣” ——的确是这样一个标志，这样一个决定性时刻；在那以后，国柄实际落在武人之手，“以文抑武”国策就此破产。
但是，明人对于这当中的合理性，往往不能认识，他们难以走出抽象的“是非”，从客观实际出发去看待和理解这种变化。比如文秉随后的评论：
泽清以武夫而强预举错之权，固已悖矣。至公然驱逐正人，甘为群奸效命，逆莫大焉。
仍是“悖”、“正人”、“奸”、“逆”一类字眼，仍然以正统看一方、以阴谋看另一方。其实政治上实质性的变动，从来不是靠阴谋；阴谋可以起一点作用，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决定性作用还是来自实势的转换。明末政治的武人上位，不应视为捣鬼的结果，而是趋势所在。
拉开一段距离的清人，所见就比明人中肯。徐鼒承认刘宗周疏言都是“侃侃正论”，但却批评他是“君子之过”。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大其守春秋讨贼复仇之意也。然则其言可用乎？”并引用了一句古语：“国君含垢，贵知时也。”拿史可法为对照，并称赞了后者：“史可法之委曲抚绥，论者讥其懦，而吾独有以谅其时势之难也。”
对此，我所见的最精彩、鞭辟入里的评论，来自温睿临《南疆逸史》：
夫道有污隆、时有常变，文经武纬，迭相为用。兵之设肇于炎黄，圣人未尝不亟讲之也。故《易》著师象、艺尚射御；武王亲秉旄钺，周公东征，四国是讹；孔子夹谷之会，具左右司马，诛莱夷而齐侯惧；清之战，冉求用矛以入齐师，孔子称其义。故以即戎望之善人，而夫子自言战则克，盖得其道矣，圣人何尝讳言兵哉！自晋人尚清言、宋人祟理学，指武备为末事、将帅为粗人，借弭兵偃武之说以自文其不能，天下靡然从之；于是将鲜道德之选、军蔑尊亲之习，甲兵朽钝，行伍单弱。驯至盗贼纵横，貊夷交侵；乃尊用粗暴猛厉之夫，奉以为将。始则慢之，继则畏之；骄兵悍将，挟寇自重，文吏恇怯而不敢究。盖后世中国之衰，皆自腐儒酿之也。宗周侃侃正色，忠矣直矣。至欲以干羽格“闯”、“献”方张之虐焰，何其迂也！南都立国，宿将尽矣，惟有四镇耳。故虽暴横，而史公欲用之；不惮委曲绸缪，抚辑其众。乃宗周指其当诛以激其怒，使之抗疏诬诋大臣，不反轻朝廷之威耶？汉文帝有言曰：“卑之无甚高论”；令及今可施行也。后世之君子，皆自持其正论，以博名高耳，岂计时势之不能行哉！……呜呼！世有君子而使其道不得行，人君之过也（此句疑有误，“台湾文献丛刊”本作“世有君子而使其道不得行，亦君子之过也”，较易解）尊其身矣、听其言矣，而言不度乎时宜、身无救於败亡，则岂孔孟之道果仅可用诸平世欤！
此段将国家与武力以及文与武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的变化、宋明理学与孔子本人的差异、史可法正确在何处……等一干问题，讲得格外清楚。读一遍，我们对中国的相关历史，基本可知其廓盖。
尤应注意“则岂孔孟之道果仅可用诸平世欤”这一句，历史的确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用于和平下或比较秩序化的现实，“孔孟之道”在古时算是不错的选择，然一逢乱世，这体系就有点像纸糊的灯笼，中看不中用。总之，很难找到万全之策，这似乎是没有办法的事。“孔孟之道”擅长守成，能保社会平衡和稳定，但不具侵略性、进取性或攻击性，是平平安安过日子的办法。基督教伦理天生赞美冲突，不满足现世，很有侵略性、进取性或攻击性，总想方没法破坏旧的、追求新的，哪怕失去安宁。不同文化塑造了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生活。“孔孟之道”下古代中国人自有其实惠，这一点既应看到，若跟同时代世界其他地方相比甚至也许可以知足；它并非完全不搞阶级压迫、也不曾做到一律公平，但它相对讲道理，主张各有所退让、忍让，主张和为贵，遇到矛盾不赞成用强，讲调和、讲中庸……这些，都是它的长处，也是它所以令中国大多数时间较其他古代世界安详、丰裕的原因。但“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它的好处，便是它的不好处。不喜欢用强，慢慢的就变成无强可用；老讲调和、中庸，泼辣、野性、健劲的力量，慢慢的就不见踪影。
用进废退，这既是自然界的原理，也是人世的常情。对儒家中国来说，文、武难以保持平衡状态，向“文”一侧偏得太多，“文”的经验很厚重，“武”的能力日益孱弱，愈到后来愈严重。汉之后，除唐代一段时间，遇到与外族PK，基本上大汉民族都一溃千里。我们讲的，并非在“积贫积弱”的近现代与欧美列强及日本之间的PK，却是作为明显富强得多的文明与蒙昧不开的“蛮夷”之间的PK。后一情形，晋代以来起码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被鲜卑、匈奴等“五胡”驱赶到长江以南；第二次，先被金人驱赶到长江以南，再被蒙古人在长江以南亡国；第三次，便是被满清征服全境。其实，严格地说还包括唐末。唐末跟明末很有几分神似；黄巢也将国都打下，并在那里称帝，之后也是异族武力——名叫沙陀，乃突厥人的一支，它的首领先是李克用，然后是朱温——代替中国皇帝把叛乱者击败、赶跑，进而又夺了汉人天下。这样看来，儒家被确立为文化正统后，生死存亡关头，汉族中国全部以强输弱。
这显然要算一种结构性的缺陷。总之，以中国历史来看，强能凌弱总被证明并不成立，相反，弱能胜强反倒屡试不爽。这一点，或许将给目下某些强国论的鼓吹者泼些冷水，因为除了近现代，历史上中国几次“挨打”，都并不因为“落后”，相反恰恰是以富强之国的身份。
且以1644年而论，甲申国变后，大明、大清双方无论国力、军力都并不般配——前者尽有膏腴之地，江浙一带更是中国财赋之所出，谈到军力，单单江淮至荆楚一线，明军即达百万以上；反观清人，既来自开发不足、物产不丰的关外，其真正兵力不过十余万人（满清征南，投降的明军起到很大作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便主要是后者的“杰作”），况且战线如此之长，按通常军事理论，单单补给一项就大为不利。然而结果如何？清兵南下，直如破竹，明朝则一触即溃。
是否有以下的可能：明军虽然人数占优，实际战斗力却极差，不像清军少则少矣，却个个是精兵强将？我们从两者交战的不相匹敌，极易作此揣测。然而，历史却并不迎合揣测，哪怕看上去“合情合情”。就此，我确切回答：明军战斗力应该不错，至少在士兵层面如此。左良玉部就很能打，张献忠在湖广一带，听到对手是左良玉，掉头就跑，应该证明了什么。重要的是，我们有更加翔实、直接的材料，来说明明军的战斗力。这个材料，见于祁彪佳日记。
朱由崧刚刚监国，祁彪佳就受命巡抚苏松（苏州、松江一带）。到了那里，他开始抓一件大事，即整顿军队：
予以地方多事，不可无兵，乃将各营兵并为标下左、右、中、前、后五营……标中之兵，力必在六百斤以上，其九百斤者，则拨为冲锋官。
他要求，每个士兵必须有举起三百公斤的力气，这样才达标；假如能举四百五十公斤，就提拔为冲锋官。这个标准相当高，体格膂力远超过普通人（未知今天的士兵能否达到），一旦投入战斗应得谓之强劲。那么，祁彪佳是否不过说说而已？不是的。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督行其军事整顿计划，日记留有多处相关记述。当然，较诸明军其他部队，也许祁彪佳算是“高标准，严要求”，但比一般要求不会高出太多，否则很难推行。
这样的部队，能说是酒囊饭袋？又怎会一触即溃、不堪一击？然而事实又确实如此。清兵南下过程中，简直不曾发生过什么像样的战斗，明军望风披靡，几乎全都不战而降。其中答案，显然难于强、弱求之，实际也无从于强、弱求之，而必然另有根由。作为观察与思考，我们就此展开的认识，需要抵于历史与文化的深层及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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