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来不能像走兽一样活着”

    1953-1957年我就学于北大西语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我们一年级的基础德语由当时任西语系系主任的冯至讲授，从二年级到四年级担任我班德语基础课的一直是田德望先生。田先生个子比较瘦小，带一副银丝边眼镜，对人接物温文尔雅，极有礼貌，那时的田先生不过40出头，但系里的不少师生因为他的学识和为人都尊称他为田公。田公既教我们精读，又教我们泛读。三年级的泛读是读亨利希·曼的小说《臣仆》，此书对三年级的学生来说，语言上有点难度。田先生读一句原文，接着把它译成汉语。他手里只捧着原著，在原著上未写任何一个汉字，好象根本没有准备过似的，但其实他是充分准备后才上讲台的。他很少向学生提问，但学生可随时打断他的讲课提问，因此上他的课大家感到放松。

    1976年之后，他曾来沪参加制定北京人文社和上海译文社共同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等三套丛书的选题计划，当时朱光潜、冯至、季羡林、叶水夫等都来上海，下榻于衡山宾馆，宾馆离我家很近，我当然去宾馆看几位师长。田先生也几次来寒舍，每次都相聚甚欢。有一次是礼拜天，他9点多来家，在我家吃中饭和晚饭，与我一直聊到晚上9点。这次文革后的重逢，使我更了解了田公，他的健谈、他言谈中所闪烁的智慧、他思维的敏捷、学识的丰富、对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爱国意识）、对文革中广大知识分子从肉体到心灵遭受残酷摧残的愤慨……这一切补充、丰富了我先前认识的田公的形象。据在北大工作的老同学说，文革时有人贴了一张田公有重大历史问题的大字报，在人们心目中，总以为田公向来胆子很小，做人做事小心谨慎，读了这样的大字报，一定会惊慌失措，但田公在读这张大字报的那一刻，从容、冷静得令人吃惊。田公是农家子弟，他当年在我家时曾对我说过：“我哥哥至今还在老家的人民公社做养猪饲养员。”他回国后一直教书，与政界毫无瓜葛，历史上绝没做过什么亏心事，所以他才能如此镇定自若地面对那张无中生有的大字报。

    我做过田公三年的学生，又曾经“同事”一年，其中半年是文革期间田公来上海参加上外、北大、同济三校合编《德汉词典》的工作，半年是1978年我前往北大，在北大西语系编写《德汉词典》。这一年的“同事”生涯使我更体会到田公为人的低调、谦逊。有一次我请教他一个词，他很客气地对我说，这个词的词源和词义变化最好去请教杨（业治）先生，他的拉丁文好！

    田公是清华大学刘仙洲先生的女婿。刘仙洲上世纪20年代已担任1895年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的校长，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首位清华大学第一副校长，1955年即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即院士）。刘仙洲大学毕业后即回他中学的母校担任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教员，当时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等都是这个预备班里刘仙洲的学生。刘仙洲也是河北完县人，他见同乡田德望聪明好学，人品端正，于是便把田德望带到北京求学。田德望后来考入清华外文系，1931年毕业后继续在清华外文研究所读四年研究生。由于他学业优异，因此他既得到了意大利奖学金，又得到清华公派出国留学的名额。1935年他即去但丁故乡的佛罗伦萨大学专攻但丁及其《神曲》。刘仙洲慧眼识人，不但领田德望走上了学术之路，最后还把比田德望小七岁的自己的女儿也嫁给了田德望。老一辈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爱才惜才！但田公从不对人说起他是名教授的女婿。

    田公不仅处世低调，在学识事业上也一样非常低调谦虚，他从不自夸，从不“推销”自己，“传播”自己，虽学富五车，经纶满腹，却从不以学者自居。我求学时，李赋宁先生有一次问我，我们班的德语教师是谁，我说是田先生，他随即说田先生学识非常丰富，讲起欧洲历史来如数家珍。

    田公除研究《神曲》外，一生还专事介绍、翻译19世纪瑞士大作家凯勒的作品，从凯勒的长篇《绿衣亨利》（上下两卷，60万言）的汉译便可以清楚地看到田公中德文的深厚功底和译文的严谨忠实。北大著名英美文学教授赵罗蕤说，她不仅喜欢田先生的为人，也喜欢他的译文。《绿衣亨利》的序是田公请绿原写的，上世纪80年代我在京拜望田公时，他对我说：“绿原这篇序写得真好，我自己是写不出来的！”这就是田公的风格——时刻谦逊低调，从不见他王婆卖瓜，自封权威。

    田公对学生十分亲切、随和，对学生像对待朋友或同事一样。1981年我第一次去德国，当时出国人员都要到北京集训。某天下午，我去北大朗润园看望田公，聊到下午五六点钟，他就留我吃晚饭，饭后又聊，不觉到了晚上八九点钟，我要走了，他说天黑怕不安全，一定要我当晚在他家住下。次日晨起，他已早早地给我准备好了早餐。那次我们聊了许多，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的一句话：“去国外学点真本事，不必去考学位。”田公的这句话使我想起了后来他的另一件事：上世纪80年代，国家教委在高校要建立博士学位制，为此请教授们自己申报担任博士生导师。田公不仅是清华研究生毕业，还有国外博士学位，更具丰富的从教经验，完全有资格担任当今所称的“博导”，可是田公根本不去申请，他也因此用不着别人对他进行“资格评审”。这就是田公的真性情——完全不在乎种种好听的头衔！

    田公生性温良恭谦，我从未见过他对人厉声说话或大发脾气。文革时，北大一位负责同志去田公家动员他去上海编德汉词典，田公因日常生活多靠老伴照顾，表示不愿前往上海，那位同志见动员无效，当场在田公家里拍桌子，可是田公依然和颜悦色淡然相对。文革时，北大许多教授被迫紧缩住房，季羡林20世纪30年代和田公是德国格廷根大学的同学，知道田公的为人，他提出和田公合住一套公寓。1978年我去北京看望田公时，他还和季羡林同住在一套公寓里呢！每家只有小小的两间。但田公并不是个毫无性格的人，他也爱憎分明，每谈到文革时的种种残酷暴行，对人的尊严的各种凌辱，以及无耻的逼供手段，他都义愤填膺，顿时爆发出激烈的言辞。

    田公一生和《神曲》结下不解之缘。在清华外文系求学时，他选修了一位英国教授开设的《神曲》课，除田公之外，选修此课的仅还有赵罗蕤。这位英国教授用英文授课，田公在这位英国教授指导下极有毅力地自学了意大利文，后来他竟能用英、意对照本读懂意大利原文《神曲》。田先生用英文撰写的研究生论文便是《但丁〈神曲〉和弥尔顿〈失乐园〉中比喻的比较研究》，获得了好评。1935年田公在佛罗伦萨大学钻研但丁两年，1937年即获得博士学位，次年去德国格廷根大学继续深造。据我所知，田公去德并非专门去学德国文学，而是为继续研究《神曲》，因为他听说格廷根大学有位德国教授是《神曲》专家。可惜，1939年田公回国后在几所大学教的都是德语，不是他最擅长的意大利语。

    田公1983年应约开始翻译《神曲》，他专心致志于这部伟大经典，历时18年，始大功告成，期间田公患了腺体癌，两次手术，并做放疗，在疾病折磨下，田公依旧孜孜不倦，奋笔不辍。2000年8月，田公译毕《神曲》后写下“我和《神曲》”一文，文中他说：翻译《神曲》“花费了我后半生的全部心血”。我们完全可以说，翻译《神曲》是田公晚年的精神支柱。译毕《神曲》后两个月（2000年10月），田公竟溘然长逝。

    《神曲》全长14233诗行。为了帮助中国读者读懂《神曲》，田公所做的注释竟有约70万字。田公译完《神曲》第二部时，已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称颂，但田公面对种种赞美和荣誉(如意大利国家翻译奖，意大利总统一级骑士勋章等)，依然低调。他说，他的译本“只是个过渡本，因为用的是散文体，不是诗体”。《神曲》从头到尾用的是“三韵句”（每三行为一诗节，每一诗行11音节，每三行隔行连环押韵，一押到底，即aba,bab,aba,bab……），汉语中很难找到相应的一押到底的韵脚，也无法体现出原文音节上的音乐性。因此要超越田公的《神曲》译本所达到的高度，实在已相当困难。

    田公一生善待他人，他的美德和学识有口皆碑，堪为当今浮躁和虚荣的时代从事文化和教学的知识分子的楷模！  

    我们可以用《神曲：地狱篇》第26歌中的两句诗来概括田公的一生——“人生来不能像走兽一样活着，而应当追求美德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