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与学派

    《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丛书是中国大学中的第一部系史丛书，对于一个具有90多年经历的中国著名大学的中文系来说，修史的意义除了纪念与庆祝，更多的是关于大学中文学科建设的思考与贡献。这是我们这些兄弟院系的代表们参加浙大中文系召开的“中文学科建设：历史经验与全球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丛书首发式暨座谈会的真切感受。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许多大学提出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的目标。自晚清废科举创办新式教育至此，已有相当一批中国的高校寿及百年，而高等教育的理想一直是强国梦的一部份，对这个理想的强调，应该是中国大学历史使命感的体现。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这个期许也开始具备了客观的条件，特别是经过211工程、985工程的连续建设，一批中国的名牌大学在办学的物质条件方面得到大幅度的改善，不仅今非昔比，而且可以望及世界高水平大学的项背。新时期以来，各种与国际接轨的学科体制及其评估标准，从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单位、博士后流动站、国家重点学科等次第建构。浙江大学中文系正是符合上述条件的中文系之一，在学科建设方面基本做到了“应有尽有”，堪称“王牌正规军”，而他们却在这部《系史》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反思，其中有如何面对“学术评估指标化的生存环境，力戒浮躁，真正按照教学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学术研究规律和学科建设规律办事，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吴秀明《我心中的浙大中文系（代序）》）

    和中国的许多百年名校一样，浙江大学有两个源头，一是由晚清的新式学堂发展成的浙江大学，一是教会创办的之江大学，这些高校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历经战乱与颠沛，但其追求真理、振兴民族的精神卓然屹立。经过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这两个源流既合为浙江大学，又被分组为一些新的大学。1998年，这些同根同源的学校又合并为现在的浙江大学。如此频繁的大学与院系重组，不仅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使然，也是中国人不断追求大学理想的实验，随着院系的重组，学科制度及其评估标准也不断地更叠重构。重组与变革固然能收集学术优势，争取资源配置之利，但也有阻碍学术传承，破坏学术自律之弊。中文学科作为母语文化的学科，既是旧学，又是新知，既要长期承载和发展所谓“三古”（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的学术，又要研究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文学，接受西方的文学理论。其治学领域其实很难受制于按照现代知识分类划分并且不断变化着的学科门类，在如此剧烈的变革之中，中文学科步履蹒跚之态可以想见。但是当我们翻开这部《系史》，留在现在浙大中文系师生心中最辉煌的的时代是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因为担当起这两个年代的是夏承焘、姜亮夫、王驾吾、任铭善、胡士莹、孙席珍、陈学昭、蒋礼鸿、蒋祖怡、徐朔方等一大批浙大中文系的著名学者。他们的学术成就，其实很难以用我们目前学科专业的标准来描述和衡量，因为在他们学习的时代，中国大学的学科制度远不及我们现在完备，因此他们的治学往往由学术兴趣或创作实践进入，并不完全按照学科制度中规定的课程教育进入，其学术成就也不受时下的学术评估标准制衡，他们或有家学背景，或有名师指点，其学术由博大而精深，比如夏承焘先生为一代词宗，但也能讲《文史通义》；姜亮夫先生在楚辞学、敦煌学、文字音韵学、史学诸多方面均有建树；徐朔方先生于古今中外文学、戏剧小说等领域均有极大的钻研兴趣……他们的成就是楚辞学、敦煌学、词学、礼学等一门门的“学”。这些“学”的出现，当然也有不同时代的大学学科建制、研究机构、科研将励等一系列的制度条件，但这些因素均不构成这些“学”的内涵，相反，倒是这些“学”构成了其所在“学科”的内涵与精神。而所谓按照学科与学科建设的规律办事，就中文学科而言，可能正是要追求这些“一家之学”和“专门之学”，而不是停留在组建各种学科等级制度，出台各种科研奖励来不断地刺激所谓“高显示度学术成果”的出现。

    如何在制度建设的基础更上层楼？超越学术研究的GDP时代？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就人文学科而言，可能学派的建构远比学科的建构来得重要。众所周知，学科本来是为了建构学习制度而设置的知识或学习的分科，是高等院校教学科研的功能单位组成，是工具性的。而学派则由师承、地域或问题等因素造成，能够长期地传承并不断地创造具有个性的学术文化，学派的形成不是靠外在的制度规定的，而是靠学人的文化和精神认同形成的，是自主性的。和任何文化现象一样，作为文化载体的大学，其物质与制度层面都是可以不断变化的，而精神内涵则不易受外力改变，并且是保持文化个性和推动其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这可能正是浙江大学中文系的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而如何继承这样的遗产，也是许许多多和目前浙江大学中文系一样正在努力加强学科建设的大学中文系所要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