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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曾经是一个“现代极乐园”，它的人均GDP高，人类发展指数HDI也高，基尼系数则很低，是一个富裕、健康、公平的社会。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冰岛的经济政策受到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的深刻影响，走上了一条弯路。
不丹人到海外留学的很多，我在英国和美国都遇到过不丹的留学生，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99%的不丹留学生毕业后都主动回到不丹，而不是想法子留在发达国家，这和其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很不相同。一般来自穷国的留学生都愿意留在富国，而不愿意回去过“不幸福”的生活。为什么不丹留学生愿意回国呢？这是和他们的“幸福感”有关的。
西方主流的的民主强调“权力制衡”，是英美的模式；查韦斯的民主则更倾向于法国革命、卢梭的理念，强调“人民主权”，委内瑞拉的宪法规定，国会不能弹劾总统，但全民公投可以罢免总统，所以委内瑞拉频繁地搞公投大选。
主流模式一直认为西方民主制是最佳制度，但近来的债务危机暴露出它的“机能障碍”。我认为引起“机能障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负责任的民主参与”。西方民主只强调参与的权利，却不规定参与的责任，选民有权利投票，但无需负责任地去了解投票所涉及的问题。
与社会进化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资源配置，如何配置资源才能使社会可持续地发展呢？主流模式笃信消费拉动的市场配置。回顾历史，消费拉动的确对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它却也是次贷危机、金融海啸的根源。消费对发展的这种“二重性”影响，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
从“破产国”冰岛看债务危机下的主流发展模式
读书报：最近美国欧洲的债务危机震动全世界，引起很多人思考，西方主流的经济发展模式究竟是怎么了？《在世界边缘的沉思》正是探讨这个问题的吧？
尹伊文（以下简称“尹”）：是的。我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值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当时冰岛首当其冲，陷入了破产，我去了冰岛，看到冰岛人对这个问题的深刻反省，他们的反省很有价值。在书中“现代失乐园”那一章里我介绍了这些反省，现在恰恰可以通过这个“先行者”的例子来看西方主流模式的问题。冰岛曾经是一个“现代极乐园”，它的人均GDP高，人类发展指数HDI也高，基尼系数则很低，是一个富裕、健康、公平的社会。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冰岛的经济政策受到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的深刻影响，走上了一条弯路。弗里德曼是美国经济学家，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经济理论成为主流模式的核心思想，强调市场自由，反对政府对市场的管制。这个主流模式主宰了世界30多年，在最初的年代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使GDP增长加快，同时也使贫富差距加大；到了最近几年，去管制和市场过度自由引起的问题严重恶化，触发了金融海啸等一系列危机。冰岛是个典型的例子，而且是个先行的例子，通过冰岛的反省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发展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更可以看到对主流模式进行调整和改革的一些很有启发性的思路。
不丹模式是小国“安贫”、寡民“被幸福”吗？
读书报：《在世界边缘的沉思》介绍了三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案例，除了冰岛，还有不丹和委内瑞拉。“不丹模式”近年引起许多人的兴趣，因为它很另类，是用国民幸福总值替代GDP。我看到书中有很多您在不丹拍摄的当地人生活照片，视觉印象非常深刻，那真像是个世外桃源，没有受到现代化恶疾的感染。在国内讨论“不丹模式”的时候，也有人提出疑问，追求国民幸福总值、不追求GDP，会不会使不丹滞留在“安贫”状态，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
尹：这是对不丹现状的误解。不丹的国民经济发展得相当好，现在它的人均国民收入GNI比大多数的南亚国家都高，2009年它的人均GNI是尼泊尔的5倍，是印度的近2倍。虽然不丹的自然条件不好、现代化起步又比印度迟得多，但它却率先从“低收入”级别晋升进入了“低中收入”国家的行列。它追求国民幸福总值，但它的国民经济发展并没有受到阻碍。
读书报：关于不丹的另一个疑问是“幸福”。有人怀疑不丹搞小国寡民、闭关锁国的政策，很多不丹人也许不知道外面GDP发达世界的繁华，所以自以为幸福。
尹：这也是对不丹现状的误解。不丹人到海外留学的很多，我在英国和美国都遇到过不丹的留学生，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99%的不丹留学生毕业后都主动回到不丹，而不是想法子留在发达国家，这和其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很不相同。一般来自穷国的留学生都愿意留在富国，而不愿意回去过“不幸福”的生活。为什么不丹留学生愿意回国呢？这是和他们的“幸福感”有关的，我在书中特别讨论了这个问题。
读书报：“幸福感”是很主观、很难捉摸的东西，不丹究竟是用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来增加国民幸福总值的呢？而且，还能使GDP也同时获得了发展？
尹：不丹的总体发展战略并不排斥GDP增长，不过它给GDP增长附加了两个条件：一是要公平共享，二是要可持续。它认识到，符合这样条件的GDP增长才能增加幸福。在选择发展项目和分配发展收益的时候，它总是参照这两个条件。譬如，它不选择能短平快增加GDP的林木出口，而是选择建设周期长的水电作支柱产业，而且还把水电站修在地下，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地下水电站虽然不能急功近利创收，但建成后产生的收益是可持续的。当水电带来了收益之后，不丹又参照公平共享和可持续的原则，把这些收益用到教育医疗方面，现在不丹全民享受免费教育和医疗福利。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发展战略包括四大支柱，环境保护、公平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两个，第三个是发扬传统文化。不丹对传统价值很有自信，但又能和西方概念接轨，它的国民幸福总值的发展观念就是源于佛教对人生苦乐关怀的传统，同时又融入了现代西方的概念。由于重视传统价值，不丹避免了在现代化转型时常会出现的“价值真空、道德滑坡”的问题，不仅普通百姓保持着纯朴的民风，更为可贵的是政府官员非常廉洁。第四个支柱是有责任感的、有人民参与的治理制度。不丹的治理制度使用了西方的政治概念，譬如“参与”，但却很有自己的特色。西方的参与强调的是“参与权”，而不丹强调的是“参与结果”，参与不是为了行使某种权利，而是为了获得某种好结果。我在书里讨论了不丹在制定和执行发展计划时的参与制度，那是很有特色的。
委内瑞拉是如何在另类民主中寻求“反腐”的药方？
读书报：不丹的发展模式是很有另类特色，您的书中还介绍了委内瑞拉的另类模式，它的特色是什么？
尹：如果您去过上海世博会的委内瑞拉展馆，就可以感觉到它的另类特色。世博会的其它国家展馆都是介绍本国的产品或者地理文化风情等等，委内瑞拉展馆既不介绍产品，也不介绍风土，而是介绍它的21世纪革命的另类模式，整个展馆用“参与艺术”的方式布置，和我在加拉加斯的博物馆里看到的一些作品的风格类似，展馆里挂了一大片森林似的白布条，观众要“参与”进去，在布条森林里走来走去，看布条上写着的红色标语：赋权、合作、包容、投入、探索……还有更详细地对这些概念的介绍。譬如，“赋权，委内瑞拉一直致力于建立一种民主—人人参与的、积极的且具包容性的民主，数百万民众的呼声和决定能得到尊重的民主。”
读书报：委内瑞拉真的建立起这样的民主了吗？西方主流媒体对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报道多数都很负面，把他描述成要无限扩大总统权力的独裁者。
尹：西方主流的的民主强调“权力制衡”，是英美的模式；查韦斯的民主则更倾向于法国革命、卢梭的理念，强调“人民主权”，委内瑞拉的宪法规定，国会不能弹劾总统，但全民公投可以罢免总统，所以委内瑞拉频繁地搞公投大选。我去委内瑞拉时就在它的一次公投前夕，到处是大标语、大辩论、竞选站、宣传车，热闹非凡。委内瑞拉曾经实行过英美式的民主，1958年独裁者被赶下台，1959年民主选举的总统正式任职，当时被西方誉为拉丁美洲的民主模范，不过在那个民主制度下，虽然有多党制、有选举，但腐败弥漫，贫富差距恶化，引起许多社会动乱。40年后，查韦斯通过竞选当上总统，重新立宪，开始实行“人民主权”的另类民主。他的雄心是要解决贫富不公、贪污腐败这两大问题，现在他已经民主执政了十多年，但委内瑞拉的腐败问题仍然严重，贫富对立的情绪甚至更大了。我在书中详述了委内瑞拉在两种民主制度下的状况，委内瑞拉的例子可以给人很多的启发。
读书报：我看到您书里还有很多委内瑞拉另类经济模式的照片，另类企业、另类学校、另类医院、另类电视台等等，这个另类经济模式成功吗？
尹：委内瑞拉把这个经济模式称为“内生发展模式”，是和“外生”相对立的，所谓“外生”是指全球化，而“内生”则是侧重社区的凝聚和发展。这个模式强调要调动社区潜能，构建“参与和民主的大众经济”。 我到委内瑞拉西北部山区去考察过几个社区，看到一些成功的例子，很多照片就是在那里拍的，那些案例都很有意思，我在书里作了详细介绍。不过，就全国整体而言，还不能说是成功，委内瑞拉的非石油行业仍然薄弱，失业的人很多，通货膨胀非常高。它的另类模式说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但现在还看不到成功结果。不丹的另类模式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委内瑞拉的则还没有， 需要继续观察。不过，虽然委内瑞拉的另类模式还成败未定，但它提出的许多与主流模式不同的新理念，还是很有启发性，值得深思。
超越主流模式的理论框架
读书报：近来西方媒体在报道欧美债务危机的时候，常常提到政府的“机能障碍”。3年前发生金融海啸时，多数批评只针对主流模式的经济体制，这次则提出了政治体制的问题。
尹：是的。这次许多人对美国政治体制产生了质疑，从自由派到保守派，从学者、政客到普通百姓都发出了批评的疑问。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政府的角色，二是在“权力制衡”结构下的政府机能障碍。关于政府的角色，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争，仍然是在“大”主流模式的框架之内，只是质疑了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但关于“权力制衡”结构下的政府机能障碍问题，则涉及了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西方核心概念：自由、民主、市场。
人的自由和人类的自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读书报：在书里您提到了“人的自由和人类的自由的”、“有责任的民主参与”、“温饱满足后的理性消费和资源配置”等概念，这些概念构建的理论框架和自启蒙运动以来主流模式有什么不同？
尹：“人生来是自由的”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个核心价值，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可是，若认真观察人的自由，我们可以发现，和很多动物相比，人其实生来是更不自由的。鱼生出来就能自由地游泳觅食，哺乳动物虽然需要依赖母乳，但牛犊马驹在哺乳期已经能够站立，能够自由行走。人是最不自由的，哺乳期完全不能行走，断奶后依赖大人喂食，少年时需要父母抚养监督，而且随着社会发达，人能够独立自由的年龄被越来越推迟。以前十三四岁的孩子可以干活生产，在现代社会要想找好工作就需要进行长时间的学习，社会越发达，人受教育的时间就越长。根据福柯的理论，现代学校是现代权力实行思想控制的工具，教育使人变得更加“正常化”“标准化”， 更加丧失自由。即使不接受现代学校教育，人只要开始牙牙学语，就会丧失许多自由。语言是自由的一大禁锢，人可以有言论自由，但没有语言自由。虽然人比动物不自由，但人类却比动物自由得多。人类创造了各种科技，能更加自由地行动；人类甚至可以改变和控制基因，使人类能够有进化的自由选择，而不必被强制接受自然选择。人类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些超越动物、超越自然选择的自由，正是因为人的不自由，人类的自由是以人的不自由为代价、为条件的。正是因为有了语言，人类才能够更好地沟通协作；正是因为有了学校，人类才能够更好地传播知识；正是因为人从小丧失了独立自由，人类才能够通过教化培养社会凝聚力。所以，人不是自由的，人类是自由的。不过，人类的自由能力是需要不断进化的，而这个进化的过程，既需要有控制个体正常化的群体凝聚力，也需要有个体自由偏常的基因突变。生物进化显示，是突变的基因给进化提供了机会； 但是，医学也告诉我们，基因突变是造成毁灭生命的癌症的罪魁祸首。当一个社会过度禁锢个人自由，会使社会丧失发明创新的动力；但当一个国家过度纵容个人自由，会使癌细胞泛滥腐蚀国家的凝聚力。人类的进化就是要在这矛盾的两极中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形成了不同的平衡点，有的较佳，有的较差，在全球化的生存竞争中，它们会显现出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负责任的参与才能使民主决策理性化
读书报：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能够促进社会形成较佳的平衡点呢？
尹：主流模式一直认为西方民主制是最佳制度，但近来的债务危机暴露出它的“机能障碍”。我认为引起“机能障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负责任的民主参与”。西方民主只强调参与的权利，却不规定参与的责任，选民有权利投票，但无需负责任地去了解投票所涉及的问题。譬如，国家债务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如果不认真地了解金融、财政、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情况，就很容易被非理性的意见所左右，偏激的政客、狡诈的利益集团就很容易控制选民。这样的民主决策结果很可能是倾向于偏激政客或利益集团的，而不是有益于社会长久利益的。其实，在西方现代社会里，参与涉及公共利益的复杂事情多数是有门槛的，譬如驾车就需要考驾照，设立驾车的责任门槛是为了避免不负责任地乱开车给社会带来危害。驾车和大政决策相比，前者是小事，后者是大事，前者会造成的社会危害要远远小于后者。为什么对小事的参与有责任的门槛，而对大事的参与却不设门槛呢？这不是一种理性的制度，理性的参与制度应该是，参与的大门向所有的人敞开，但有一道责任的门槛。如果参与的大门不向所有的人敞开，不仅是不公平，而且会把真知灼见摒于门外。但如果不设立责任门槛，让不负责任、不了解决策内容的人也来参与，甚至是左右决策，这就如同让没有驾照的人上街乱开车，其后果将会引起伤及亿万人的政治经济“车祸”。设立参与的门槛可能会遭到指责，认为会排挤教育程度不高的、非精英的草根阶层。其实理解许多大政问题，并不一定需要很高的教育程度，更不需要精英背景，只要肯下功夫认真学习是可以跨越门槛的。这就像美国的陪审员制度，陪审员并不需要很高的教育程度，但是必须认真聆听审讯和研读材料，最后才能参与裁决。对陪审员有这样的责任要求，是为了对被审判的人负责。如果对一个案件、一个人的判决，有如此严格的责任要求，为什么对影响千万人的大政决策，却不设立责任要求呢？君主专制紧锁了参与的大门，西方的民主制度冲开了这个大门，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当不负责任的人在大门里面无照驾车，引发了交通事故，人类就需要再次寻求历史的进步，寻求一个更理性的解决。怎么才能设置一个责任的门槛呢？怎么才能实行有责任的参与呢？现在还没有现成的答案，各个社会要根据自己的历史路脉摸索出一道合适的门槛。人是社会性动物，需要参与，需要组织。所以必须探索：什么样的参与和组织才能使社会更为进化？
温饱满足后的发展模式调整
读书报：要想社会进化，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
尹：与社会进化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资源配置，如何配置资源才能使社会可持续地发展呢？主流模式笃信消费拉动的市场配置。回顾历史，消费拉动的确对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它却也是次贷危机、金融海啸的根源。消费对发展的这种“二重性”影响，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当一个社会处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阶段的时候，大多数人消费的是生活必需品，这种消费能满足温饱，能为未来发展提供必要基础，是有利于未来的，是理性的。可是，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了高级阶段，当大多数人的生活必需品已经富足，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量就会大大增加。在非生活必需品中，有些对未来发展有好处，而有些只有现时利益、对未来发展没有好处、甚至会有害处，譬如会污染环境。若大多数人只消费享受现时利益的东西，这样的消费对未来发展的拉动效果就不会很好，尤其是消费有损未来利益的东西，效果就更为负面。若大多数人注重未来利益、消费对未来有好处的东西，其消费拉动效果就可以有利于未来发展。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的市场中，如何使消费拉动更为理性、更有利于未来发展，正是我在书中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需要消费者、 生产者、政府共同努力的。负责任参与的政治体制能够有助于这种努力，并且最终能给人类创造更多的自由。
（《在世界边缘的深思——对社会发展模式的反省》，尹伊文著，三联书店2011年9月出版）
（采访/本报记者 丰 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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